佘丹清

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不仅是一场深刻的社会经济变革，也为文艺创作开辟了广阔天地。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五大振兴”的宏大图景，对文艺工作者提出了新的时代要求：如何以审美的眼光洞察乡村变迁，以艺术的笔触描绘振兴实践，真正创作出“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精品力作？这需要我们从深厚的理论根基出发，探寻出一条根植于本土的创作路径。

乡村振兴题材文艺创作需要坚实的理论根基。文艺创作若想避免浮于表面，必须扎根于坚实的理论土壤，理解乡村的“乡土性”本质、文艺与乡村的共生历史，以及新时代赋予的文艺使命。

“乡土性”是一种重要的美学资源。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提出“乡土本色”，揭示了传统中国社会基于土地、血缘和地缘的深层结构。这一理论在当代的启示在于，“乡土性”并非落后的标签，而是一种独特的美学资源。它包含了人与土地的情感联结、熟人社会的伦理秩序，以及在此之上生发出的独特文化符号。这些有关乡村厚土的文化符号，共同构成了以文艺作品反映并推进乡村振兴的底层逻辑和美学富矿。

文艺与乡村之间存在着悠久的共生关系。从鲁迅笔下被批判性审视的鲁镇与未庄，到沈从文心中诗意图景构筑的湘西边城，再到赵树理以通俗化、大众化风格描绘的山西农村，经典乡土文学确立了三种重要的叙事传统：启蒙的、牧歌式的与现实的。它们共同证明了文艺与乡村长久以来的共生关系。进入新时代，乡村振兴题材作品实现了显著的叙事转向。比如，电视剧《山海情》将宏大的扶贫政策转化为马得福、水花等一个个鲜活人物的命运轨迹，这种转向在《大江大河》对农村改革先行者的刻画中同样可见，它标志着乡土叙事从静态的风俗画转向了动态的、充满张力的进行时。

乡村振兴战略明确提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其中蕴含着深刻的文化维度。“记得住乡愁”是对乡村文化根脉守护的情感召唤，而“讲好乡村故事”则是对外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乡村的叙事要求。这要求文艺创作不能止步于怀旧，更需具备前瞻性的视野，去发现乡村振兴实践中的新人物、新精神与新可能。

根植本土的文艺创作，需要探索切实可行的实践路径。尽管理论根基深厚、使命明确，但当前的乡村振兴题材文艺创作仍面临诸多困境，导致部分作品出现“悬浮”于现实之上的“失真”现象，如“他者化”视角的局限、内容与形式的失调等。要突破这些困境，文艺工作者必须沉潜下去，探寻一条与土地和人民紧密相连的实践路径。

深入田野的创作姿态，是这条路径的起点。人类学的“参与式观察”方法为文艺工作者提供了重要启示：创作者不应止于“采风式”的走马观花，而需长期、沉浸地生活在对象所处环境中，以“内部视角”去理解乡村。

深度激活区域美学，是乡村叙事的关键所在。比如说，方言叙事不仅是语言的还原，更是思维与文化的植入——莫言的《生死疲劳》便成功运用了高密东北乡的民间语言和说书人腔调，将土俗、荒诞与史诗完美融合，展现了民间语言的强大表现力。对于民俗仪式与地方戏曲，则应追求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舞剧《只此青绿》虽非乡村题材，但其将静态的《千里江山图》转化为动态的舞蹈语汇，为如何“活化”传统文化提供了范式。乡村振兴题材创作可以借鉴此道，将地方戏曲、民间舞蹈、手工艺制作过程等有机融入叙事内核，使其成为推动情节、塑造人物的重要手段。

充分发挥不同媒介的渠道优势，根据各类艺术形式的特点进行投放与联动。文学作品擅长深度心理开掘，影视剧对具象化场景的呈现效果较好，短视频则胜在即时性与互动性。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便是一个成功案例，它通过精美的镜头语言、深入的故事走访和情感化的叙事，将乡村的饮食文化、物产资源与人的劳作、情感紧密相连。同时，数字技术为乡村文化传播开辟了新空间，VR（虚拟现实）技术可以构建“村落数字博物馆”，让用户沉浸式体验乡村风貌，使乡土文化在虚实交融中获得更广泛的感知与共鸣。

实现叙事主体的回归，让农民成为乡村振兴题材文艺创作的焦点，是这一类型题材创作的重要追求。当文艺作品能够真正站在农民的视角，呈现他们的生活经验与情感世界，而非将乡村作为“他者”进行外部审视，乡村叙事才能完成从“他者化”再现到“自我”表达的深层转变。

【作者系湖南文理学院教授、博士。本文为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社会主义文化与湖南现当代农村题材的小说演进研究（22YBA193）”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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