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学毛

窗外，雨是停了，可天色还沉甸甸地压着，像一块用旧了的青灰布。清明时节，这日子，这天气，由不得人做主，思念便如这潮润的空气，从四围无声地、固执地漫进来，渗到骨头缝里。

算来，外公离开我们，竟已四十多个年头了。时间这东西，平日里觉得它钝，钝得磨人；可一到这样的日子往回看，它却又锋利得吓人，一刀下去，就是半生的沟壑。我心里那点憋了许久的伤心与难过，此刻便再也关不住，汩汩地涌上来，漫过心堤，将我整个儿地淹了。

我这份伤心，是浸在记忆的苦水与蜜糖里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记事之初，家里的光景，用一个“难”字形容，都嫌太轻飘了。父亲是教书匠，身子单薄得像风里的一茎苇草，薪水微薄，学校又远，家里的担子，沉沉地全压在母亲那副同样羸弱的肩头。我们兄妹四个，便如四只张着嫩黄嘴的雏鸟，在贫瘠的巢里，等着那一点点果腹的食粮。那时候，日子是灰扑扑的，像褪了色的土布。就在这片灰扑扑里，外公外婆，便是那两抹最温润、最亮堂的颜色了。

外公是个地道的农民，却又不像一般的农民。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人人恨不得将“生意”二字从舌头上咬掉的年月，他竟有一手独特的生计。农闲时，他将收来的棉纱、麻线，在“咿呀”作响的老织机上，一寸寸、一尺尺地，织成厚实耐磨的土布。然后，挑着那沉甸甸的布匹，走上几十甚至上百里，去寻买主。他的生意经朴素得惊人：诚实，守信，老少无欺。布匹不好销时，他便起早贪黑，步行到三里外的兰溪镇，贩些鸡蛋。一天下来，也能得个几角、块把钱。这在当时，已是一笔叫人眼热的活络钱了。邻里间有时打趣，半真半假地说：“老头子，外孙是狗，吃了就走，你这么巴巴地贴补，图个啥哟？”外公听了，只是眯着眼笑，那皱纹里漾开的，是慈和，也是不与人言的满足。他或许不懂得那么多大道理，但他用肩膀，硬生生地在那个板结的年代，为我们撬开了一丝生活的缝隙，漏进来一点甜，一点暖。

这份贴补，不仅仅是钱。更多的时候，是外公那副坚实的肩膀。他常常从三十多里外，一步步走来。肩上，不是那沉重的布担，便是一副箩筐，筐里坐着的，是幼小的我和弟弟。那箩筐一摇一晃的，像只温暖的船，载着我们，摇过田埂，摇过小河，摇向外婆那总飘着饭菜香和慈爱笑容的家。有些年头，我们一住便是经年。外公的背，就在这年年岁岁的负重与行走里，由挺拔渐渐弯了下去，成了一张沉默的弓。可在我心里，他那弯下的脊梁，却比任何山梁都更可靠，更能为我们遮蔽风雨。他成了我们童年世界里，最坚实的岸。有他在，我们这些怯生生的小舟，便不怕风，不怕浪，敢在小小的港湾里，恣意地嬉闹，获得一种懵懂的、却是实实在在的自由与安全。

而我的难过，正是从这“伤心”里长出来的，带着一种噬心的迟到的愧悔。我们像树苗，吮吸着他用血汗浇灌的养分，一天天抽枝长叶。家境渐渐好了，我们也终于长大了，成人了。我这位他心心念念的“大外孙”，竟也挣扎着读完了大学，有了工作，成了家，在世人眼里，算是有了点小小的“出息”。我心里头那点念头，便一天天烧得旺了：等我能挣钱了，定要买最好的酒，割最肥的肉，让外公好好地、畅快地享受享受。他不是就好那一口么？一杯劣质的烧酒，便能让他眯起眼，咂摸着嘴，脸上浮起一层心满意足的红光，仿佛人世间的辛劳，都在那一口辛辣里化开了。我想着，我要让他喝上真正的、醇香的好酒，一杯，再一杯。

可是啊，命运这吝啬的判官，连这点卑微的偿还，也不肯给我。就在我刚刚能伸出手，触到那回报的碗沿时，外公和外婆，却像约好了似的，相继撒手走了。他们走得太急，太干净，将我那份滚烫的、准备了许久的心意，冷冷地、永远地晾在了半空。如今，每逢年节，或者独自在家，对着满桌的菜肴，端起杯中那或许还算不错的酒时，那股难过便“轰”地一下涌上心头，堵在喉咙口，噎得人发慌，眼眶发热，却一滴泪也流不出来。那是一种无着无落的虚空，一份永远无法投递的亏欠。酒入愁肠，化作的，全是丝丝苦涩。

这苦涩里，却又总翻涌起一幕，清晰得如同昨日。那是1979年，秋后的一个下午，阳光有些乏力。我已在大学里念第二个学期了。学校是仓促新建的，借了益阳市大水坪“将军庙”旁一栋三层旧楼，巴掌大的地方，办学条件简陋得可怜。我们几个同学正在廊下说着闲话，忽然，一个身影，颤巍巍地，闯进了这片属于“未来”的、略显局促的天地里。

来的是我的外公。

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还是那身洗得发白的青布衣裳，只是更显宽大，空落落地挂在他身上。年轻时高挑硬朗的身板，已然佝偻得厉害，像秋后负重的稻穗。脸上是长途跋涉后的风尘与疲惫，皱纹更深了，像用刀刻上去的。可他一看见我，那皱纹便倏地一下，全舒展开来，漾成一朵灿烂的秋菊。他肩上，竟还压着一副担子！两头是鼓鼓囊囊的布袋。

“外公！”我抢上前去，声音是颤抖的。惊喜之后，便是潮水般淹没上来的惭愧。我，一个所谓的大学生，在这临时的、一无所有的“高等学府”里，竟连让远道而来的外公坐下歇歇脚、喝口热水的体面，都给不起。没有一间可以待客的屋子，没有一张能安稳说话的桌椅，甚至连一杯像样的茶都没有。我手足无措地站在那里，脸烧得厉害。

外公却全然不觉，只顾着放下担子，用那双树皮般粗糙的手，急切地解开布袋口。里面是晒得喷香的红薯干，是炒得焦黄的南瓜子，还有一小坛他亲手腌的、裹着红辣子的脆萝卜。“怕你在学校里，嘴淡，没油水……”他搓着手，有些不好意思地笑着，好像做了件微不足道的小事。

后来，我才拼凑出他老人家的这趟行程：从原益阳县天城垸的乡下，步行三十多里，一路打听着“将军庙”、“大学”，这两个对他而言全然陌生的地名，用他那双走过无数田埂、迈过无数门槛的脚，一步一步，丈量到了我的面前。那一路，他是怎么问的？心里又揣着怎样的期盼与忐忑？这成了我心中一个永恒的、温暖的谜。他只是来了，带着一身尘土，和满心朴素得令人心颤的关爱。那一刻，我在他心里的分量，他爱我的浓度，无需任何言语，已沉沉地压在了我的心尖，此生此世，怕是再也化不开、卸不去了。

外公在我面前，永远是笑着的。无论年景多么晦暗，收成多么叫人叹气，他脸上的笑容，却像秋阳下晒着的老棉絮，干燥，温暖，有一股子暖阳的香味。那笑容，是我们童年世界里，最有效的驱魔符。有它在，再大的恐惧，再深的委屈，也能被熨帖得平平整整。他怀里，是我们无需揣测天色、可以放肆哭笑的港湾。

窗外，不知何时又飘起了雨丝，细细的，听不见声响，只在玻璃上留下蜿蜒的水迹，像无声的泪……我摩挲着手中冰凉的茶杯，仿佛还能感受到当年外公那双大手的温度。 呜呜……我那最敬爱、最思念的外公啊，您的大外孙，这辈子是欠下您的了。这份恩，这般情，早已溶进了我的血脉里，时时念着，刻刻想着。

责编：宋姗姗

一审：杨玉菡

二审：雷鸿涛

三审：邢玲

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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