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胡西北 刘哲

一

我们每天浏览新闻事件，经常见网友留言：意料之中，情理之外。这句看似随意的感慨，让我们不经意间又思考了戏剧创作理论的深层命题。当现实事件以“意料之中”的方式发生，却以“情理之外”的方式呈现时，我们不禁追问：戏剧创作可否遵循“意料之中，情理之外”的原则？

入行编剧以来，我们一直奉行“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创作圭臬，强调情节的惊奇性与逻辑的合理性相统一，并将这一原则概括为评价戏的标准，强调“好的作品不能仅仅是好玩，还应好想，经想”。然而，当我们将目光投向那些真正震撼人心的戏剧经典时，会发现另一种可能：结局或许早已注定，但人物在那个注定结局中的反应，却每每超出我们的理解，甚至挑战我们关于“情”与“理”的全部认知。当以结局的必然性为基础，以人物反应的超常性为核心，最终达成对人性深度的勘探，这种“必然性框架下的行为异质化”模式，或可拓展戏剧表现的认知边疆。

二

“意料之外，情理之中”与亚里士多德《诗学》对“突转”的经典论述形成跨时空呼应，共同巩固了传统戏剧的惊奇美学范式。其作为一种戏剧创作原则，我们的理解如下：情节的走向和结局要超出观众的预期，制造惊奇感；但所有的“意外”又必须有内在的逻辑依据，能够在事后让观众感到“原来如此，确实应当如此”。这一原则暗合黑格尔“正反合”的辩证法，但数字时代的主体性裂变要求我们重新审视其适用边界。有学者指出：对于戏剧创作来说，比起一般的合情理性，似乎更应该重视那种特殊的不合情理性，因为与众不同的独特的情节常常产生于不合情理性之中。这意味着，传统观念更看重的是通过不合情理性的表象，抵达更深层的合情理性。

“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实现高度依赖铺垫与反转的精心设计。以相声艺术的“包袱”理论为例，“预期违背”创造喜剧效果的一大前提是“铺垫”。马三立先生的《逗你玩儿》中，小偷自称“逗你玩儿”反复多次，形成充分的铺垫，最后的笑声才具有爆发力。在悬疑剧创作中，这一机制同样至关重要。创作者需要前面挖的“坑”后面应一一填上，情节反转需合乎逻辑且与主题密切联系。反转不是为转而转，而是要在颠覆观众预期的同时，揭示出更深层的真相。

“意料之外，情理之中”既尊重了观众对惊奇感的审美需求，又维护了艺术的内在逻辑。然而，这一原则也存在潜在的局限：过度依赖情节反转可能导致作品流于技巧的展示，而忽视了对人性深度的开掘；当“意外”成为创作的唯一追求时，作品可能滑向“只顾制造意外，却全不在情理之中”的歧途。更重要的是，这种创作模式将观众的审美快感主要锚定在“猜中与猜不中”的智力游戏层面，而可能遮蔽了戏剧更本体的功能，让我们更难直面那些超出日常情理的人性真相。

三

那么，如何理解“意料之中，情理之外”作为一种创作原则的内涵呢？

我们或许可以这样界定：戏剧的结局或人物的最终命运在观众的预期之内，但人物抵达结局的方式、在命运关口的反应，却超出了日常经验的“情”与“理”，从而在必然中产生强烈的审美震颤。这里的“意料之中”，不是平庸乏味的代名词，而是指故事拥有坚实的逻辑必然性。观众能够预见结局，恰恰因为创作者将人物性格、社会环境、命运逻辑铺垫得足够充分。而“情理之外”，则是指人物的选择或反应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人情”和“常理”，进入一个需要重新定义“情理”边界的领域。

需要强调的是，“情理之外”不等于“不合情理”。前者是在情理边界之外的探索，后者是对情理的违背。优秀的“意料之中，情理之外”作品，恰恰是在挑战观众情理认知的同时，邀请观众进入一个更广阔的人性理解空间。

“意料之中，情理之外”的实现机制与前者截然不同。它不仅仅依赖于情节的突然反转，而依赖于对必然结局的深度呈现和对人物反应的极限开掘。具体而言，这一原则的实现包含两个层面：第一，通过充分的铺垫，让观众对结局形成明确预期，这种预期甚至可以在开场时就已确立；第二，在走向结局的过程中，让人物的反应不断挑战观众对“情理”的理解，最终在结局处达成一种既满足预期又超越预期的审美效果。

在果戈理的《钦差大臣》中，观众从一开始就知道赫列斯塔科夫并非真正的钦差大臣，他的骗子身份是“意料之中”的设定，观众也知道真正的钦差大臣最后一定会到来。然而，当整个官僚体系集体陷入自我欺骗的狂欢，甚至比骗子本人更狂热地“证明”他的身份时，这种荒诞反应却是“情理之外”的。这种“明知是骗局却深陷其中”的集体无意识，比单纯的喜剧讽刺更具悲剧力量，它揭示了权力如何扭曲人的认知，使荒诞成为常态。

中国当代戏剧同样展现出“意料之中，情理之外”的美学探索。

锡剧《烛光在前》讲述中共早期领导人张太雷的革命事迹，观众对英雄牺牲的结局早有预期（意料之中），但剧中让张太雷的亡魂与妻子陆静华展开超时空对话（情理之外），通过戏曲特有的“人鬼同台”程式，将革命者的精神世界以非现实逻辑呈现。这种处理既延续了传统戏曲“以虚写实”的美学，又为红色题材注入了存在主义式的审美观照。

《钦差大臣》剧照

锡剧《烛光在前》剧照

四

在“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创作中，悬念的核心是“结果会是什么？”观众被引导着猜测结局，创作者则通过层层反转来延宕和满足这种猜测。而在“意料之中，情理之外”的创作中，悬念的核心转变为“人物会如何面对这个注定的结局？”观众关心的不再是“什么”，而是“怎样”，人物将以何种方式、何种姿态走向那个已知的终点。这种悬念是否更深沉？是否也更具有人性勘探的意味呢？

“意料之中”不意味着没有悬念。相反，它需要创作者开辟新的悬念维度。当观众知道结局时，悬念就转移到了“如何发生”和“为何如此”上。《雷雨》的结局——周萍自杀、四凤触电、周冲丧命，在某种程度上是观众可以预感的悲剧必然，但曹禺通过层层揭示人物关系的复杂性，让观众始终保持着对“这些人如何走向毁灭”的强烈关注。

那我们如何制造“情理之外”的人物反应呢？实现“情理之外”的关键在于：让人物的反应既出于性格逻辑的必然，又超出观众对“正常人”反应的预期。这要求创作者深入人物的内心世界，找到那些极端情境下的“真实”，那种可能连人物自己都无法理解的、却在事后回望时显得无比必然的选择。《玩偶之家》中娜拉的出走，在今天看来或许“情理之中”，但在当时语境下，一个家庭主妇抛弃丈夫孩子的选择，无疑是“情理之外”的。易卜生的高明在于，他让观众看到了这个“情理之外”的选择如何从人物性格和处境中一点点生长出来。

成熟的创作者不必拘泥于非此即彼的选择。最高明的戏剧，往往能够在这两种原则之间取得平衡——既有“意料之外”的情节设置，又有“情理之外”的人物反应；既满足观众对惊奇的需求，又超越观众对人性的理解。值得注意的是，“意料之中，情理之外”的创作原则也存在明显的审美风险。当人物反应过度偏离日常认知时，可能造成布莱希特所警示的“间离效果失控”，观众因无法建立情感联结而陷入纯粹的困惑。在新编戏曲中，若对传统程式的突破缺乏足够铺垫，可能会适得其反。比如我们贸然让包公突然以摇滚唱腔审案，不仅会消解戏剧张力，更可能引发文化认同危机。因此，创作者需在挑战观众认知边界的同时，须建立新的审美契约。正如梅兰芳“移步不换形”改革理念所示，“情理之外”的创新必须根植于艺术本体的内在逻辑。

话剧《雷雨》剧照

五

综上所述，“意料之中，情理之外”的美学价值并非颠覆传统，是相对于“意料之外，情理之中”而存在。当现实不断以超乎常理的方式冲击认知时，戏剧恰恰需要通过这种“必然中的异质反应”，在既定命运框架下开掘人性的自由光芒。那些看似超出常理的人物选择，之所以震撼人心，正因其在必然性中迸发出的生命烈度。这种创作探索能否呼应现代戏剧对确定性世界的质疑？能否为当代戏剧走出情节套路化困境提供可能路径？能否探索更具哲学深度的戏剧范式？这些还需要我们在未来的戏剧创作实践中，不断地去磨合与创新。

诚如一位戏剧家所言：“艺术的最高境界就是让人动心”。而让人动心，未必需要让人猜不中结局。在“意料之中”的命运里，那些“情理之外”的选择，恰恰最能让我们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