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刘起伦

今年清明雨水格外多。一个月前就下个不停，天地万物湿漉漉的。不下雨时，天也阴着个脸。是老天也有悲苦，还是人间需要喻义？不得而知。

我知道的是，这个春天阴冷，让人身冷，心更冷。

3月20日下午4时36分，聂沛在祁东作家群发布一则消息：我们共同的老友严新鲜撒手人寰，与这个美好的人间、自己的一身病痛，以及春天做了彻底告别，魂归道山。消息如同惊蛰的响雷，炸得我半天说不出话来。我呆坐在客厅沙发上，忍不住落泪。

这一天是周五，女儿去省广电协调工作事宜，办完事便直接回家了，见我这番光景，便一遍遍安慰我。我慢慢止住泪，心里还是很不舒服。妻子从外面回家，听说此事，慽慽然也半天没说话。是啊，一个曾经多么生龙活虎的人，一个我们交往那么久远的人，说走就走了，谁受得了呢？

潦潦草草吃过晚饭，看了会电视——为了排解我们心中郁闷，女儿特意找了个轻松的脱口秀节目——，然后上床，打算睡觉。六十岁以后，不再熬夜。可今天无论如何睡不着。人躺在床上，思绪像西瓜地的瓜藤，摸着一根，便扯出一个一个瓜来，都是和新鲜兄交往中的一个一个生动故事啊。

头脑积累得越来越多。是夜，彻底失眠。

对于一个老朋友离世，我是多么伤心难过；而追忆似水年华，时间河流中一朵朵浪花的重新涌现，又让我深切感受到青春曾是那样鲜活，人间有太多温情。我想，是该将和严新鲜间的往事写下来、用文字永久保存的时候了。只有这样，才能将发胀的脑袋清空一部分，像鲁迅先生说的，为了忘却的纪念。毕竟逝者已逝，活着的人还要继续生活下去。

我和新鲜兄最近的一次见面，正好半年前。去年9月21日，罗桂军六十寿诞。除亲戚外，桂军特邀了几位几十年的老兄弟。罗尔从深圳回祁东，我也从长沙驾车赶去。宴设红火大酒店，我们被单独安排在宴会厅同层的一间诺大包厢里，可坐十六位的大餐桌上只有李志高、严新鲜、聂沛、罗尔、我，还有寿星本人，都是从青春年少时因爱好文学走到一起的。让我们“脱离群众”，桂军除了对文学高看一眼，更是考虑到有个相对安静的环境，好让老友们聊聊天，怀怀旧。新鲜兄虽抱恙，看上去还好，至少健康状况并未恶化，略感心安。酒席结束后，我驾车先将新鲜兄从酒店护送回家，再返回长沙。

小时候，我和严新鲜的家都在白地市镇（简称白镇），他住上游路，我住文化街，相距不到两公里。他比我大半岁，同一年发蒙上学（读小学时，我因健康原因中途休学两年）。那个时候，白镇只有一所小学叫白地市镇完小，后来增设了初中，改名为白地市镇中学。我们不在同一个班，但相互认识。用当地土话讲“屁眼大”地方，谁不认识谁呢？

虽同住小镇，但家境殊异。新鲜兄家属于白镇“五七”大队，镇上户口，他父亲是白镇民兵营长，被大家亲切地称呼为“严司令”，有个亲叔叔是部队军官，营级干部，一门两个高干，让多少人家望尘莫及。我从小跟着父亲被下放到爷爷的祖居地，万福岭乡流泉町大队，农村户口，父亲和哥哥一辈子生产队小组长都没干过，亲戚中也没有谁与“官”字沾上边的。

新鲜兄十三岁那年，初中没毕业就吃上国家粮，拿工资了。缘由是，全国各地都学习小靳庄，演样板戏，县祁剧团到镇中学招演员，唯一的好运砸中长相实在太帅的新鲜兄。

好在不久就粉碎了“四人帮”，恢复高考制度，我在读完两年初中又两年高中后，参加高考，十分侥幸地成为流泉町大队第一个本科生（也是白镇文化街第一个本科生），端上了“铁饭碗”。

我和新鲜兄真正的交往，始于1987年或1988年。我记得清楚，是天气比较炎热的季节。我是1985年从地方大学毕业分配到军校的。那次，我回乡探亲，准备从镇上坐中巴，到县城转火车回长沙。我们在中巴上，偶遇了。那时没有“军人非因公外出应着便装”这条规定，一个穿军装的年轻英俊军官还是挺打眼的。严新鲜突然来到我身边，拍了我肩膀，说:“刘起伦，好多年不见，还认识我吗？严新鲜。”比我还要帅又大名鼎鼎的严新鲜，还有人不认识吗？中巴车上，我们开心地聊了一路直到县城。本来我打算购买当天下午返程票，结果被他强行“扣留”，拖进一个小酒馆:“别啰嗦，这么多年没见了，不喝顿酒，说不过去！”

喝酒是个好主意。十岁那年，我看《水浒传》，倾慕梁山好汉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豪气，开始偷家里米酒喝（母亲自酿米酒，酒换钱米，酒糟喂猪，一种维持生计的方式。后来，我以母亲为原型，写了一首《酿酒的农妇》的诗，获得全国诗奖，应邀出席在人民大会堂的颁奖典礼），酒量越喝越大，这时候斤把白酒不在话下。而我这个多年不见的老同学，更是豪气干云。吃什么菜，不记得了，但两瓶“祁东小曲”白酒，我们喝得一滴不剩。那真叫一个酣畅淋漓！非常开心，非常尽兴。他要开第三瓶，我拦住了，说必须赶在明天上午归队。他没霸蛮，买单后，送我到火车站，直接进了站长办公室。祁东车站好像他家开的，谁都熟，畅行无阻。站长和他一起将我送上夜行列车（后来好几次春节回祁东，返程车票难买，都如法炮制，先送我上车，再补票）。也难怪，他是祁东电视台名记者嘛。闲谈时，了解到新鲜兄大致情况，祁剧团解散后，被安排在县草席厂工作，后因爱好文学，写作并发表过一些“小豆腐块”，调到县电视台做新闻部主任。

因为酒的缘故，两个老同学，两个好酒之徒，接续了友谊。以后回祁东，我都向他报告，都要在一起至少喝一顿猛酒。除了在酒馆饭店，还在他岳母娘家喝过好几次，他岳母厨艺不错，尤其那道油豆腐蒸五花肉做下酒菜。我也被请到他自己家里（火车站旁的湘运公司家属楼）做客，他夫人冬冬，一位漂亮、温柔又贤淑的女子掌勺，记得有一次喝38度白酒，两人干掉三瓶，喝得有点高，当晚就住在他家。有一年大年初一，新鲜兄回白镇给父母拜年，跑到我家拽着我去他父母家吃午饭。他叔叔（已从部队转业回县城任职）也在。那次喝的“酒鬼”酒（当时价格比“飞天”茅台还贵）。

写到这里，得插叙一笔：我这人脸皮厚，从初中开始，就喜欢到同学家蹭饭酒。参加工作后仍然恶习不改。次数最多的，当在聂沛家，谁叫我是他儿子的干爹呢。聂沛风石堰的老家、县文化馆的家，我是常客。他母亲是位慈祥的老人。老母亲特别喜欢儿子的朋友，把我也当成儿子了。她老人家总是弓着背下厨房，忙前忙后张罗饭菜，见我们吃喝得开心她就更开心。她煮的菜很合我口味，每次少不了有一碗“和胶皮子（现烫的粉皮）煮鱼”。当然，兄弟们大多也吃过我母亲做的饭菜。我结婚后（妻子在白地市镇中学当教师），好几次寒暑假回家，我都广发“英雄帖”，将教室课桌拼成长条餐桌，靠着两个藕煤炉子炒菜，都是大碗喝米酒，人最多的一次宾主加一起将近二十人。我妻子的厨艺被逼得突飞猛进。

我在军校给一个战斗骨干队上完《高等数学》后，被一纸命令调到机关任职，刚好爱上诗歌，很快和高中同学聂沛、聂茂、罗鹿鸣、罗尔，还有年龄稍长的白地市镇医院李志高医生，以文会友，打成一片。而严新鲜与他们早就声气相求了。我们在一起将友谊一步步推向纵深：文学上共同进步，酒场则演绎出许多生动有趣，甚至啼笑皆非的故事。

1991年，我父母在同一年相继去世，年底，我提升为副营；1992年妻子女儿随军到长沙，在丝茅冲家属院分了套公寓房，安顿下来。虽然没了探亲假，但岳父母和哥嫂还在白镇，每年总得抽空回去。回去了，就会和朋友们聚一聚。

我在长沙有了家，有一个据点，就有了祁东的朋友和亲戚们的“驻长办”。祁东到长沙不远也不近，那时没有高铁，到长沙办事、看病或游玩，都得在这里过夜，不得不说，我的接待任务很重。我和妻子付出了超能力的热情。我们的认识很统一：老家来的客人确实多，但对于来客，可能一年或两年才来一次，也可能一辈就这么一次，不能让家乡人感觉我们不讲亲情乡情友情。至今记得，1993年5月某个星期，我一周之内接待过三批次来自祁东老家的客人。那时我月工资两百零几元，妻子的工资更低，当月工资用完，我又向单位借了两百元，也花得差不多了，妻子有些发愁，下个月怎么办呢？正在这时候，突然收到一张汇款单，我记得很清楚：213元。这是我发表在《解放军文艺》1993年4月号一组诗（第一次在该刊发作品）的稿费，简直是救苦救难的观音菩萨，太让人开心了。

扯远了。回过头来说新鲜兄。不得不说，朋友中，论酒量、论酒胆、论酒品，无人能出新鲜兄其右。

一次，新鲜兄来长沙，为陪好他，我订了包厢，又特意请我的分管领导黄部长和战友彭、郑、曹作陪，都很给我面子。酒过三巡，新鲜兄不知拨动哪根心弦，推杯换碗，斟满一碗白酒，说：“黄部长，我想向你提个请求。”黄部长说：“你说。”新鲜兄将那碗酒一口“闷”了，嘴巴没抹就说：“请首长到我们祁东玩。”黄部长愉快地答应了：“两个星期内，一定去祁东！”新鲜兄听黄部长答应了，又斟满一碗，又一饮而尽，说了句让在场所有人瞠目结舌的话：“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两周之内不到祁东，就是狗日的！”黄部长不但没生气，反而哈哈大笑：“起伦，你这个兄弟太可爱了！”为了不做“狗日的”，就在这个周末，我们开着部里的“富康”车，到了祁东。黄部长的老乡、时任县长，亲自出面接待了我们。

新鲜兄喝酒豪爽威猛，朋友们都是领教过的。一次，他和县工商局石继明兄开车来长沙。接待晚餐，在我家里吃的。家里本有一塑料桶祁东米酒，又买了五瓶53度“湘泉”，还请了住隔壁的战友彭兄（后来转业进建设厅，担任过质检总站党总支书记）作陪。妻子下厨炒菜。两个菜才上桌，四个人就干完三瓶白的。我说：“兄弟们放慢点节奏，菜没上齐呢。”哪刹得住车？一个本单位的祁东老乡、战友周铁明（后来转业到公安厅交警总队，再后来下海当了老板）正好有事找我，也加入战斗。我住的那栋公寓在营区最里面，离大门有一公里远，五瓶白酒干掉，临时买也不赶趟，接下来就喝米酒。最后，所有人都喝得差不多了。而“现场直播”的，居然是后来者周铁明。

新鲜兄也是个不拘小节之人。估计他希望自己的好朋友，比如我，也应该和他一样。

一次，他妹妹（我和她没打过交道）要到湘雅医院做手术，到长沙后她打我传呼（新鲜兄告诉她我家程控电话和BP机号码的），说看病还差两千块钱。那天，作为教务参谋的我，正在猴子石大桥附近湘江水域组织野外训练。我月工资只几百元钱，基本属月光族，家里没那么多钱，只得将身边教员和跟课队干部兜里的现金统统借来，等训练结束后，再将家里现金拿出来，凑够二千元，用一个牛皮纸信封装好，送到医院。自始至终，新鲜兄本人没给我打过电话。还有两次，有我根本不认识的祁东人到长沙找我，说是严新鲜让来找的。虽然新鲜兄本人没通报，既然他介绍来的，还说什么呢？该接待的接待，能帮忙的帮忙。

1998年，岗位调整，我从教务调到学院办公室当主任。走马上任第一天，恰好新鲜兄和时任黄土铺镇党委书记的何明生兄来长沙，跑到学院看我，好像约定好了祝贺我似的。我非常高兴。见面寒暄几句后，我把这哥俩带到水渡河老店。这家店的野生甲鱼与野生河鱼远近闻名。

2000年，我以学员旅副旅长身份派到驻广西贵港某应急机动师装甲团代职副团长一年。期间，我参与集团军军长、政委主编的一本书的写作小组，回长沙查阅相关资料，返部队时，列车途径祁东站，我下到月台随意走走，碰到新鲜兄和一位曾在白地市镇做过主要领导的某局局长，他们正是去贵港找我的，意外在祁东站相见，太开心了。原来有个在贵港做生意的老乡欠局长的钱，此行去要账。他们随身带了一对酒鬼酒，三人到餐车点了几个菜开喝。酒香四溢，惹得列车长都垂涎。到贵港后，我给安排了宾馆，又拉着团后勤处邓处长（祁阳老乡）一起请客喝酒。毕竟私人借贷，都是老乡，我们不便介入，也不知局长是否达成了预期目的。

2006年3月至2008年1月，我被组织送到国防大学两年制师级领导干部中青队学习。寒暑假回湖南，或在长沙或在祁东，都和新鲜兄，以及其他弟兄们相聚过。

后来，新鲜兄得了糖尿病，我们在一起聚餐，这位豪爽的老兄为了不怠慢朋友，一边打胰岛素，一边继续喝酒，只不过喝一口酒，就喝一口矿泉水。再后来，病情加重了，越来越重了，终于不能饮酒了。一次，他在湘雅治疗住院，我隔一天或两天就把他从医院接出来吃顿便饭，真正的便饭，只喝矿泉水。再后来，他病情恶化了，发展成尿毒症，需要换肾，也终于换肾了。而我，也因酒的缘故，终于在2020年4月底，得了急性重症胰腺炎，被直接送进省人民医院重症监护室抢救，在ICU度过不堪回首的十天，再转入普通病房住二十天。人，一下子瘦了三十多斤；酒，不得不永失我爱！

新鲜兄从十三岁参加工作，六十三岁辞世，演过戏，当过工人，干过电视，编过报纸，先后担任过文化局副局长、商务局副局长、广电局副局长。他是无党派人氏，还是县政协常委。

在祁东这帮文友中，唯一可以当面严肃批评、指责新鲜兄的，只有聂沛。至少有两次，我到聂沛文化馆的家做客，得到通知的李志高、罗桂军会按时出席。由于新鲜兄应酬太多，在跑了一个场子后赶来，手里还提着两个从酒店打包来的下酒菜。聂沛当着大家的面批他，话比较重。我出面打圆场也不管用。新鲜兄听了重话，脸讪讪的，也不反驳。不知是真怕聂沛，还是有意让着。

还有一件事，我挺后悔的，要作自我批评。

一次和兄弟们喝酒，聊到新鲜兄当演员的事，罗桂军取笑他在剧团混了多年也没混成个角儿，最好的角色是“匪兵甲”。桂军又自嘲，说自己还不如新鲜，当初一帮兄弟爱好文学，眼看着好几个在文学之路越走越远，名头越来越响，自己落入末流，连“路人乙”都不是。2014年3月间，我一口气写作了一个三万多字的系列随笔《诗人酒事》，其中一节《匪兵甲与路人乙》，就是写新鲜、桂军的饮酒故事。这个系列，《芙蓉》选了近一万字发表。后来，担任《桃花源诗季》的罗鹿鸣兄，要在该刊给我做一个重磅专辑，我将自己几十首诗和未发表的两万多字《诗人酒事》内容，交给鹿鸣兄，偏把《匪兵甲与路人乙》这一节拿掉了。系列长文收入我的散文随笔集《行走的姿势》（2018年，线装书局出版），《匪》也忘了补上。当时我有两点考虑:一是严新鲜、罗桂军还算不上严格意义的诗人，我打算再写一个系列《朋友们的酒事》，放在里面更妥当；二是这一节，聊侃味道太重，怕见诸报刊有损兄弟英名。现在，我彻底戒酒，再也提不起兴致动笔写酒事了。便生出对新鲜兄的深深愧意。不过新鲜兄，别见怪，这篇文字，算是补过。

湖南某教育培训机构举办一个三行诗竞赛活动，获金奖的作品，是一首只四个字的作品——《生命极简史》（题目倒有五个字）：来/过/来过——确实机巧。评奖结果公布后，网络有褒有贬。我无意在此深度评论此作。想想，还是有意味的。人来到这个世界，谁不是匆匆过客，终成归人？短暂的一生可不正是：来，过，来过了？令我诧异的是，这个评奖揭晓公布日期是3月20日，正是新鲜兄去世这一天！这巧合暗含了上天怎样的玄机呢？我不知道。我只想对新鲜兄说：兄弟，你来了，又过了；你的兄弟们，来了，早迟也要过的。你就在天堂安息吧！如有来世，再做兄弟，再喝酒——不过，不能像今世这么喝了，要珍惜健康，有节制、细水长流地喝……

（2026年3月29日—31日于长沙）

责编：龙子怡

一审：龙子怡

二审：廖义刚

三审：周小雷

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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