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法治报全媒体记者 曾雨田 通讯员 胡慧

在基层治理中，同类型纠纷常像“滚雪球”——一个案子没判，几十个相似案件便可能在门口排起长队，耗费大量司法资源和群众精力。

如何让矛盾止于未诉？近年来，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法院依托最高人民法院“示范性诉讼+批量化调解”试点工作，用一组生动的探索给出了答案：以示范性判决为“标尺”，在综治中心这个“大本营”里聚合多方力量，将批量纠纷化解在诉前。

从“讨价还价”到“理性协商”

“以前调解，双方各执一词，我们说破嘴皮子也没用。现在有了法院的判决，公司也知道，真要打官司就是这个结果，调解就好谈了。”望城区消协调解员口中的变化，源于一起看似普通的培训退费案。

原来，钟某交纳了4000元成人高考培训费，后因故未能参加培训，要求退款，遭培训公司部分拒绝。案子到了望城法院，法院依法判决：该机构扣除报名费及资料费后，向钟某退还剩余款项。

案子判了，但法官的工作并未止步。他们敏锐地意识到，这家公司可能还面临类似的潜在纠纷。

通过综治中心平台，法院将情况通报给区消费者委员会。之后，又带着生效判决书上门，为调解员详细解读裁判思路：合同关系如何认定、退费条件是否成就、费用如何扣除……很快，调解员拿着“判决样板”，找到了培训机构负责人：“您看，法院对这个类型的问题是这么判的。您手头40多个未解决的退费纠纷，如果都走诉讼程序，结果大概率一样，还得搭上时间和精力。”最终，40多件潜在纠纷在诉前达成和解，款项全部履行到位。

一个判例，成了矛盾批量化解的“导航图”。正如法院相关负责人所言：“示范性判决的价值，不只是定分止争，更是给同类矛盾画出一条清晰的‘规则红线’。”

这把“标尺”不仅服务了消费者，也为企业划定了经营边界。

从“争输赢”到“求双赢”

望城区某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因7家企业拖欠其130多万元货款，诉至法院。

这批案件被委派到区工商联先行调解。接手案件的调解员并没有急于把双方叫到一起“做工作”，而是先跑到法院请教法官：“这类案子如果判，会怎么判？以往类似案件判决之后，企业之间的关系怎么样？调解之后企业又是如何？”他在本子上记下类案的裁判思路和常见调解路径。

从法院出来后，调解员通过线上调解室将双方当事人邀至屏幕前，把案例逐一展示并分析道：“按照这个思路，一旦进入诉讼程序，结果大概率是双双受损。但若能通过和解解决，原告放弃违约金，被告采取分期付款方式履行义务，不仅能保住合作伙伴，还能节省诉讼成本，实现双赢。”

原本僵持不下的双方，在法律预期的“标尺”面前，开始重新盘算。几轮沟通下来，7起案件最终全部达成调解协议，原告主动撤诉。货款逐步回笼，合作关系得以维系，一场可能两败俱伤的诉讼，在诉前画上了句号。

这种类案指引的调解模式，打破了传统局限，让当事人在法律框架内理性选择，真正实现案结事了人和。

从“办一案”到“治一域”

如果只是化解眼前的积案，那还只是治标。望城法院的探索，更在于通过一个案例推动一个行业的治理转变。

物业纠纷是基层治理的“老大难”，业主嫌服务差拒交费，物业收不到钱更不愿服务，陷入恶性循环。针对这一长期存在的治理堵点，望城法院在处理一批物业纠纷时，抓住了一个关键点：让判决“说话”，让物业“转身”。

在一起典型案件中，法院查明物业确实存在服务瑕疵，判决业主按合同标准的85%支付物业费。判决生效后，法院并未止步于个案，而是向物业公司发出司法建议书，约谈负责人，劝导其从“等着打官司”转向“主动做服务”；又劝导代理律师从“帮客户打官司”转向“帮客户解纠纷”。

在示范判决引导下，物业公司主动上门与54户业主沟通协商，全部达成调解，并投入资金改造小区道路、加装智能门禁。如今，该小区业主缴费率明显上升，物业经理感慨：“以前是发愁怎么收物业费，现在是想着怎么把服务做好，业主和我们再也不针锋相对了。”

一个判决，撬动了企业治理转型，从源头减少了矛盾的发生。在综治中心平台上，法院不再是单打独斗的裁判者，而是多元解纷的“规则供给者”和“治理协同者”。望城法院的探索，正在把“办一案”变成“解一串”，为新时代“枫桥经验”在基层的生动实践写下了最有力的注脚。

作者：曾雨田 胡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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