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由人机协同生成​

编者按

“假期余额不足”“没有时间去爱”“时间被谁偷走了”……这些看似戏谑的感叹，正成为许多年轻人真实的心态写照。当“没时间”从偶然的抱怨演变为弥漫的常态，学术界用“时间贫困”这个概念为这种困顿命名，并从社会学、管理学、心理学、哲学等不同学科视角展开剖析，给出诸多建议。在国家治理层面，我们也正通过完善“带薪休假”制度、优化法定节假日制度、保障劳动者离线休息权等一系列举措，着力打破不合理的时间束缚，让青年从过度忙碌中解脱出来。唯有如此，才能最大限度释放青春活力与创造潜能，让每一份奋斗都更有价值、每一段人生都更有质感。

——————————

2014年春晚，一首《时间都去哪儿了》让无数人泪流满面。十多年过去，这个追问非但没有过时，反而愈加尖锐。对于今天的年轻人而言，“时间不够用”已不再是偶尔的感叹，而正在成为一种弥漫性的生存体验。学术界将这种状态称为“时间贫困”——个体感到有太多事情想做和必须做，却没有足够时间完成的弥散性感受。我们科研团队开展了关于时间使用的系统研究，试图从科学的视角回答：年轻人的时间到底去哪儿了？失去时间的同时，我们还失去了什么？又该如何找回来？

时间都去哪儿了：数据里的真相

首先要看看年轻人究竟把时间花在了哪里。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企业员工年均工作时长约为2548小时，相比2018年的2418小时又增加了130小时——相当于额外多出了3个工作周。2023年、2024年全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均达到约49小时，远高于法定的44小时上限，创下近20年来的新高。横向比较来看，2022年中国就业人员年均工作时长约为2491小时，显著高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平均的1752小时，也高于韩国（约1901小时）和日本（约1607小时）。

我们团队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2022年的数据进行了年龄-时期-世代效应分析，发现了四个令人警醒的趋势：工作时间越来越长，业余上网时间越来越长，家务时间越来越短，睡眠时间越来越短。年轻人在不断地“加时”工作的同时，也在持续地“减时”休息。

基于2022年CFPS近万人的代表性样本的潜在剖面分析进一步揭示，时间贫困群体（中等收入-长工作时间）占41.7%，而收入贫困群体（低收入-短工作时间）占12.0%。值得注意的是，与收入贫困群体相比，时间贫困群体的运动更少、工作满意度更低、人际满意度更低、总体生活满意度更低。

为什么年轻人感觉特别“缺时间”

时间贫困并非简单的“工作太多”。我们团队提出并支持了多维时间贫困理论，即时间使用的长度（每天可自由支配时间的绝对量）、强度（单位时间内需处理的事务密度）和质量（时间使用的碎片化程度与心流体验）共同塑造了一个人的时间贫困感受——年轻人生活节奏太快、任务密度太高、时间被频繁打断无法专注，都会让人即使“有时间”也“觉得没时间”。

现代化进程本身就在系统性地加速人们的生活节奏。社会学家罗萨（Rosa）指出，技术加速、社会变迁加速和生活节奏加速构成了一个自我驱动的循环——技术越进步，社会变化越快，个体越需要在更短的时间内完成更多的事情。与此同时，当代职场中盛行的“理想员工”规范也在加剧时间贫困：以忠诚、奉献和长时间工作为核心特征的“理想员工”形象，要求组织成员将工作置于一切之上，随时待命、全身心投入。这种规范不仅挤压了年轻人的休息和私人时间，还制造了一种“不够忙就是不够努力”的文化焦虑。

经济不平等是时间贫困的深层推手。我们团队的研究发现，贫富差距所导致的地位焦虑，会促使人们将更多的时间投入到工作中以换取财富和社会地位。这种焦虑不仅影响年轻人的自我表现，还会影响作为父母的年轻人对子女的要求——感知到经济不平等的父母，更倾向于给孩子报更多的学业类课外班，因为他们感受到了孩子即将面临的激烈竞争。

数字技术是另一个隐形的时间吞噬者。CFPS数据显示，2010年至2022年，我国在职人群的日均业余上网时间从0.33小时猛增至4.02小时——十多年间增长了11倍。手机和社交媒体创造了一种“永远在线”的状态，模糊了工作与休息的边界，让年轻人本就有限的闲暇时间进一步被蚕食。

那么，年轻人感到时间不够用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全国调查中，排在前三位的答案是：工作或学业繁忙、家务劳动繁重、交通出行耗时长。而最希望增加时间投入的领域则依次是：工作和学习、睡眠和休息、照料孩子。值得深思的是，“工作或学业”竟同时占据了两张榜单的榜首——既是最大的时间消耗者，又是最渴望追加投入的领域。

这看似矛盾，实则道出了当代青年时间困境的本质：不是“时间不够”，而是“时间空心化”。年轻人不是想逃离工作，而是苦于大量时间被低效事务稀释，真正能够沉浸其中、收获成长的时段少之又少；与此同时，关乎健康和亲密关系的领域同样得不到滋养。他们欠缺的不是努力的意愿，而是能专注成长的工作时间、能安心恢复的休息时间、能用心陪伴的家庭时间——一言以蔽之，一段“真正属于自己”的时间。

时间贫困如何侵蚀年轻人的生活

时间贫困的后果远不止于“觉得忙”。大量研究表明，时间贫困对个体、组织、社会和国家均存在不容忽视的消极影响。

在身体健康层面，时间贫困首先催生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为了“省时间”，年轻人削减运动和睡眠时间，增加快餐摄入，甚至借助酒精和咖啡因维持高强度运转。这些看似“高效”的时间策略，代价却是沉重的——研究发现，时间贫困与慢性疲劳、头痛、身体疼痛等躯体症状密切相关，同时还会诱发消极情绪、抑郁倾向，并显著降低主观幸福感。哈佛商学院的一项研究更指出，每天可自由支配的时间低于2小时，个体的幸福感会下降——对于许多中国年轻人而言，每天的可自由支配时间远远达不到这一下限。

在心理与认知层面，时间贫困让人“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我们通过多项实验发现，当人们感到时间紧迫时，大脑会自动切换到“应急模式”，只关注眼前具体的任务细节，而忽略行为背后的深层价值。我们忙着完成一件件事，却忘了追问“为什么要做这些”。时间贫困不仅偷走了年轻人做事的时间，更偷走了年轻人追问意义的能力。这种状态被称为“空心病”——其本质正是存在主义心理学家弗兰克尔所说的“存在真空”：人们不再为饥寒所困，却陷入了“不知道为什么而活”的精神贫瘠。

在人际与社会层面，时间贫困让人无暇滋养关系、回避社交互动，甚至物化他人——把身边的人当作完成任务的工具而非有情感的个体，从而增加人际冲突，侵蚀社会和谐的基础。我们的研究表明，在职场中，时间贫困不仅降低了组织成员之间的知识分享意愿，还会导致员工的工作情绪耗竭、难以平衡工作与家庭，进而降低工作满意度、增加离职风险——这对组织的可持续发展构成了隐性威胁。在家庭中，个人的时间贫困会通过减少家庭投入而“传染”给伴侣，形成双方时间贫困螺旋上升的恶性循环。时间贫困的年轻父母更可能采用控制型教养方式——他们没有耐心等待孩子按自己的节奏试错，进而损害了孩子的成长型思维。

时间贫困对青年生活的侵蚀，也深刻地重塑年轻人的婚恋和生育选择。过去，学术界和公众舆论习惯从“金钱稀缺”的角度解释这一趋势——房价太高、育儿太贵。但是，在物质相对丰裕的今天，仅凭经济因素已经无法充分解释年轻人的婚育困境。时间贫困，或许是理解这一困局的另一个视角。调查显示，约三成单身青年将“工作繁忙无暇恋爱”列为未能脱单的主要原因；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专项调查也发现，“谈恋爱或结婚的时间成本太高”是导致婚育推迟的重要因素；在影响“少育”群体再生育意愿的因素中，“育儿时间成本高且主要由女性承担”位居前列。

我们的研究也从微观层面印证了这一判断：时间贫困会显著降低个人对家庭的心理投入，而家庭心理投入对维持积极的家庭情感体验和承担家庭责任至关重要。当物质层面的绝对贫困已经基本解决的今天，时间贫困正在成为阻碍年轻人走向幸福家庭的隐形壁垒。从这个意义上说，破解低结婚率、低生育率的困局，不能仅靠经济补贴和生育鼓励，还需要从根本上减轻年轻人的时间负担，让他们有时间去恋爱、有精力去陪伴、有余裕去经营一个家。

这种时间负担在性别上的分布尤其不均。《柳叶刀·健康长寿》指出，女性——尤其是同时承担有酬工作和无酬照料的“双重轮班”群体——面临着最严重的时间不平等：她们的睡眠、运动、饮食和社交时间均受到系统性挤压。

值得注意的是，时间贫困会直接威胁大脑健康。2025年，《柳叶刀·健康长寿》发表了一篇重要的观点文章，首次系统提出“时间是大脑健康的一个被忽视的社会决定因素”。该文指出，维持基本的大脑健康每天至少需要10小时——7小时睡眠、45-60分钟运动、每餐20–30分钟的非匆忙进食，以及约1小时的社交活动。对于很多年轻人而言，“大脑护理时间”往往是最先被牺牲的。然而，这些妥协的代价是长期的、隐性的——研究表明，它们与认知功能下降和痴呆风险的增加密切相关。

给年轻人和政策制定者的建议

对于青年群体而言，时间贫困时代找回生活的意义，关键在于重新理解时间的价值。我们团队提出的“时间价值体系”理论，将时间的价值归纳为四个维度：获取价值（投入时间换取经济与物质资源）、复原价值（投入时间进行身心恢复，维持生命活力）、联结价值（投入时间建立和维系社会关系，获得爱与归属）、成长价值（投入时间获得成长与自我实现）。我们的调查发现，年轻人中，那些过度重视“获取价值”而压缩其他三种价值的“时间外在价值型”群体（占38.5%），其幸福感和意义感最低、时间贫困感最强——他们在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上与“时间内在价值型”（占7.4%）和“时间价值平衡型”（占54.1%）群体并无显著差异，这在一定程度上提示，驱动时间贫困感的或许并非主观经济压力本身，而是人们如何看待和分配自己的时间。

同时，我们团队提出并检验了“时间智慧”理论，该理论认为真正好的时间使用不是追求效率最大化，而是追求幸福最大化。时间智慧包含四个维度：时间的价值感——认为时间是珍贵的、不可再生的；时间的觉察与反思——对自身时间使用的主动观察与审视；时间的平衡与掌控——在各个重要生活领域间动态调整，达成并保持对时间的掌控感；时间的社会协调性——平衡自身与他人的时间需求，在共享时间中达到彼此理想的节奏与状态。我们的大规模干预研究表明，时间智慧是可以提升的，而且，在时间智慧提升的同时，参与者的生命意义感显著提升，时间贫困感、拖延行为和抑郁水平显著下降。

因此，对于年轻人而言，破解时间贫困的第一步不是学习更多的时间管理技巧，而是重新审视自己的时间价值观——你的24小时是否被“获取价值”过度占据，而“复原”“联结”和“成长”的时间被无情压缩？培养“为什么”思维，而非只关注“怎么做”，对什么值得占据自己的时间保持“挑剔”。主动觉察和反思自己的时间使用，提升时间智慧，是缓解时间贫困的起点。

对于政策层面而言，时间贫困不仅是个人问题，更是一个国家治理和社会议题。不同青年群体的时间困境成因各不相同：对于在职劳动者，需要倡导弹性工作制度，落实并优化带薪休假政策，减少刚性时间约束；对于承担家务和育儿的群体（尤其是女性），需要加大普惠托幼和社区养老等公共服务供给，通过社会化服务减轻家庭内部的时间负担；对于学生群体，学校和家庭需要正视学生的时间压力问题，在教育政策中纳入时间素养的培养。

尤其值得重视的是，破解当前低结婚率、低生育率的困局，不能仅靠经济补贴和生育鼓励政策，更需要从根本上减轻青年的时间负担。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保障公民的“时间权”——拥有足够的时间用于休息、陪伴家人、个人成长——应当成为衡量国家治理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指标。

事实上，这一主张正在获得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呼应。《柳叶刀·健康长寿》在2025年明确呼吁“时间正义”，即确保所有人享有公平获取时间资源的权利，并建议将时间使用评估纳入公共健康体系。法国、比利时、爱尔兰等国已立法保障劳动者的“断联权”，波特兰、巴黎、墨尔本等城市正在推行“20分钟社区”规划——让居民在步行或骑行20分钟的范围内即可满足日常生活所需，从而从结构上减少时间浪费。这些实践表明，保障“时间权”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有具体政策路径可循的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目标。

【作者薛刚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家治理教研部副教授，作者孙晓敏系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教授】

责编：张爔文

一审：张爔文

二审：刘文韬

三审：贺佳

来源：中国青年报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