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6日，在博鳌亚洲论坛“维护共同经济安全：法治的力量”分论坛上，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做了主题发言，她呼吁通过调解来推动国际争端的解决。

记者：您是第几次参加博鳌论坛？

郑若骅：四五次了。

记者：但是以调解院秘书长的身份来，是第一次。

郑若骅：对，这是第一次。

记者：以这个身份，来参加博鳌峰会的论坛的话，您感觉大家关注的都是什么？

郑若骅：他们会很想知道，我们现在案子的情况是怎么样，有一些可能是对我们有一些误会的，你是不是替代了某一些其他的国际争端解决机构，这些都会有。

国际调解院是全球首个专门以调解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的政府间国际组织，由中国倡议发起，总部设在香港，2025年10月20日开业运行，旨在推动并促进国际争议的和平解决，被视为全球治理机制创新的里程碑。

记者：2025年10月20日正式运作的这个机构，到现在也就是半年不到的时间，这段时间您都在忙什么？这个机构在忙什么？

郑若骅：我们忙两大类，一内一外。内就是因为我们是刚成立的机构，所以在内部我们要建立机制，要完善，弄好我们的规则跟制度。另外一个外的话，就是回到我们成立很重要的一个目的，我们希望更多人可以用调解，我们要去推广，我们要介绍我们的工作是什么，调解是什么，所以我们在不同的地方，国家，专业机构，我们都去跟它们，重新强调调解的重要性。

2022年，中国与近20个立场相近国家发布《关于建立国际调解院的联合声明》，正式启动国际调解院筹建进程。2025年5月30日，中国、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等33个国家现场签署《关于建立国际调解院的公约》，成为创始成员国，目前，签署国总数已经增加至40个，遍布亚洲、非洲、欧洲、北美洲、南美洲、大洋洲等全球六大洲。

记者：作为一个新的国际组织，公信力不可能是一天建成，那么在未来的建设中，要怎么一点点，靠什么去建设公信力？

郑若骅：这个公信力，其实我们现在已经有一定的基础，基础来自什么？基础来自我们的签署国，它们愿意参加到国际调解院，这么多的国家，其实就代表它们对调解院的信心，有这么多国家的背书，其实对我们来讲，比起其他机构的公信力，我相信是已经高了。第二，将来我们还得要做工作，刚才我说我们要推广，我们要能力建设，我们要管理案子，这一些都是要做出来。

记者：您有紧迫感吗？

郑若骅：当然有了，所以我们同时做很多工作，但是还得要时间，不能一天变出来，如果一天就变出来，你都可能不相信。但是我也很开心，我们已经开始，去管理调解案件的时候，很多人都没想到那么快的，因为我们以前做过一个研究，如果要先成立一个仲裁机构，什么时候会有第一个案子，当时有一个研究出来，就是四到五年，我们三个月就有了。

记者：接到第一个案子的时候开心吗？

郑若骅：开心。

记者：因为这是别人对你们的信任，第一票。

郑若骅：对，但是因为保密的问题，我们也不能公开说，私下也不能说，但是案子在处理之余，其实一直都有，不断地陆续都有潜在的案源，很多人过来问究竟是怎么样。

按照公约，遵循当事方自愿、中立公正、保密高效原则，国际调解院调解国家之间、国家与他国投资者之间以及国际商事的争议，涵盖领土、贸易、投资、海洋、环境等领域。

记者：有什么情况下，国与国之间或者组织与组织之间，或者人与国之间，不需要仲裁而需要调解，因为我们知道，其实仲裁相对于法律判决，本身就是一个退一步，大家妥协一下的方式，那现在比仲裁还要再退一步，在什么情况下需要这样处理？

郑若骅：不是退一步，是另外一个选择，是平行的选择。诉讼跟仲裁是要有一个对抗性的程序，你要打败，抗议对方的主张，提证据，要定输赢，也要分对错。调解就不一样了，它是找双赢，而不是找输赢，是去保关系，而不是分对错。所以跟仲裁这一个对抗性程序比，它比较短，时间短，现在不论是商事仲裁也好，或是我们叫作投资仲裁，就是投资者和东道国之间的这一些仲裁，它现在的时间都很长。

记者：大概有多久？

郑若骅：国际商事的话三年到五年，如果是投资仲裁，就是投资者跟东道国之间的仲裁，八到十年。

记者：调解可以把三年，五年，十年，八年缩短到多长时间？

郑若骅：在我们的规则里面，我们是要求六个月要把调解完成，如果六个月不能的话，还可以延的话也是延六个月，就是十二个月，很特殊的情况之下，你才可以再延长，所以我们重点是快，是便捷，是公正，是自愿。我举一个例子，一个投资者和东道国，投资者在那个国家里面，他买了一个开矿权，钻油田的一个权，假如因为东道国里面，因为有一些民众反对，要把这个油田收回部分，要收回部分的话，在我们国际上面，有一个叫双边投资协议，就违反了，这个投资者就可以告东道国。

记者：我要捍卫我的权利。

郑若骅：对，捍卫我的权利。他在这样的时候，就重点看证据，他损失的赔偿就去索赔，这样刚才我说这一类型的案子，五年八年十年是常见的。

记者：是继续工作还是停工，就等待官司。

郑若骅：很多时候就停工了。所以你说这一个矿，如果是这样一停工，即使得到赔偿，其实最后也不是一个很好的结果，因为你停工了那么长的时间。假如同样的事情，如果这个投资者跟东道国，一早就想，我们先去调解，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个好的方法处理。很多时候这个国家可能要走到这一步，有可能是自己国家里面，民众有一个担忧，可能对环保的担忧，投资者可能不知道，两个一起谈的时候，就可以很坦率地说，是因为我有这一个难题，有可能投资者了解到这一个点，他会愿意做一些特别的措施，来把保持环保的事情做好，当地的老百姓也满意，这样的话项目就能继续走下去，所以这一个是双赢，甚至说多赢的一个方法。所以不是说退一步，甚至我说是进一步，用调解就是最聪明的一个办法。

当今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上升，传统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面临失灵和信任危机，在这样的背景下，国际调解院应运而生，通过调解机制公平高效解决国际争端被寄予厚望。

记者：以往在没有国际调解院的时候，调解这种方式也应当是存在的吧？

郑若骅：也是应该存在，因为调解是非常老的一个争议解决的方法，比方说中国的例子，是很多年前，我们有一个村庄里面有一个长老，他过来帮双方调解，在其他国家也有这样的类型，但是真正在国际上面最认可的，就是联合国宪章的33条，在33条里面说明白，如果有争议，你们就用一个和平争议解决的方式，其中一个就提到调解。但是80多年来，我们都没有一个机构是专门去推广和宣传用调解的，直到国际调解院的成立，所以以前的调解的的确确是用得不够多，比起这些对抗性的程序，调解真的是用得不够多，这么好的一个方法，为什么没有能够是很多人都用？我在思考一个原因，其实可能是对这个程序不太清晰地了解。第二，也有可能就是没有像国际调解院的机构，这样专门去推。

记者：如果说仲裁和判决的话都是法律依据，那你们的依据又是什么？

郑若骅：调解其实也是一个法律程序，假如他们和解了，通过调解达成一个协议，这一个协议其实也是一个合同，也是有约束力的，因为他们是完全自己愿意，才签这一个和解协议，绝大多部分的时间，他们都会自行地去履行这一个和解协议的相关义务跟责任。我们不排除仲裁，但是我们主张的就是在仲裁之前你就先来调解，来调，调不成的话，你再去打下面的对抗性程序。

长期以来，全球治理体系中国际规则主要由西方发达国家制定，发展中国家往往是“旁观者”和“顺从者”，而此次由发展中国家主导成立的国际调解院，为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合法权益提供了保障，也提升了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

记者：从目前来看，签署国主要都是一些发展中国家，那么我们先从这些国家开始做调解，我们的思路，考虑，步骤是什么？

郑若骅：签署国是全球南方发展中国家，它们需求有一个更好的、更便捷、更公平的一个争议解决方法，就是他们为什么要谈这一个公约，要签署这个公约的，很基本的一个要求。但是我趁着这个机会要强调，我们是欢迎全球的国家，都可以来加入我们国际调解院工作的，我们没有说你是发达国家，我就不欢迎你，我们都欢迎，这是第一个点。第二个点，我们处理案子的话，任何一个国家，双方都同意的话，非成员国的案子我们也可以处理的。因为我们是一个国际的公共产品，希望国际上面，所有有需要的国家也好，企业也好，都能够用得着。

记者：从签署初期，您觉得像欧美国家的愿望是否有？是否强烈？

郑若骅：欧美国家他们也对调解是有兴趣的，有一些国家在他们的双边投资协议，最近这十年八年也加强了调解，所以我希望将来，我们能够有一个调解生态圈的一部分，当然最好是能够加入我们的公约里面，作为签署国。所以我们也在不断地，去跟不同的国家见面，他们的大使也好，当地的外交部或是司法部或是商务部，希望他们更了解我们的工作，这样我们发展就会更好。

记者：但是如果考虑到地缘政治因素的话，有没有可能也许需要，但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不见得能够签署。

郑若骅：不论人家签不签署，我们作为国际调解院，我们是有责任去推广我们的工作，不签署是他的权利，我们希望他能够签署。而且我们必须要让所有人，包括我们的签署国知道，我们的发展不是很窄的，我们是开放包容，这一个从头到尾都是国际调解院发展的一个目标。

郑若骅坦言，虽然国际调解院从成立之初就是包容开放的，面向世界上所有国家，但因为种种现实原因，国际调解院在一些发达国家的推广工作，就面临不少挑战。

记者：如果做发达国家的工作，难在什么地方？

郑若骅：因为我们是新的，对他们来讲，可能首先要了解我们是什么，而且有一个难处挺有趣的。有一些国家不知道为什么，有一些地方，我会听到对我们的一些误解。

记者：误解在哪儿？

郑若骅：我们是不是要创立一个门派，就替代了其他的国际组织，所以他们有这样的误解，什么原因，误解也好，是真是假也好，其实就代表我们需要更多地去讲解，我们不是替代，我们是多了一个选项，而且这个选项在联合国宪章有了以来，80年了都没有的一个选项，有的时候我讲，见了人，他们问问题的时候，我说原来你有这样的误解，很好，我听到了，我慢慢跟你讲，讲完之后，最少来听的人明白，最终后面因为政治什么原因，这一个我也没办法管。但是我们的重点是去讲，让他们了解我们的工作，所以是有挑战的，但是没有挑战的事情就没有意义了。

记者：有没有觉得难的时候，就这个工作有点推不动？

郑若骅：我这个人比较，越难越想干的人，所以肯定有难的，有挑战，他为什么这样的话，对我来讲，我是非常有兴趣理解，为什么他会这样想，跟着去破解他的障碍。

作为香港资深大律师、国际仲裁与调解专家，郑若骅被任命为国际调解院首任秘书长，她曾于2018年至2022年担任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司长，近40年的法律生涯，让她对于自己新的使命有着更深刻的体会。

记者：仲裁和调解之间，远远在现在这份工作之前就有体会。

郑若骅：有，我是觉得做调解更好，为什么呢？你的获得感，你的满意感，是远远钱不能补的。

记者：为什么有获得感？

郑若骅：因为你会觉得你把这两个人，快要走进去打仗的情况之下，把他们和平的，还很好继续关系地，再继续走下去，这一个开心的感觉，有一个例子，两边都说我不跟对方谈的，我们尊重你，聘你了，但是我不会谈的，但是你还是能够把他们谈起来，这样的话这两个人，将来也继续去做，你的成就感是不是也很好，本来已经破了，已经在离婚了，你还能把他们拉回来，再继续往下走，所以你的获得感，你的成就感，你的满足感，不是钱能够计算的。

记者：所以化干戈为玉帛，作为调解人是最大的获得者。

郑若骅：对。

记者：您是首位秘书长，是创始秘书长，在您的想象里面，未来理想中的国际调解院，他应当是一个什么样的分量，什么样的位置？

郑若骅：很多时候这些争端，都是先来自有一些误解，人与人，或是国与国之间，或是企业与国家之间的争议，很多时候缺乏了一个沟通。如果能有一个对话的话，可以理解到根本性的问题在哪里，或是真正的利益在哪里，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够利用好国际调解院这一个机制，发挥我们作为一个国际公共产品的作用，为全球的争议都提供一个很好的调解机制，也希望，像这一次博鳌论坛的一个很重要的点，能够为新的合作带来一个突破。

责编：戴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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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央视新闻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