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军建

北宋士大夫范仲淹一篇《岳阳楼记》，凭着对“阴晴”的解读，凭着对“悲喜”的诠释，凭着对“进退”的豁达，凭着对“高远”的大气，凭着对“先后”的胸襟，用一个“先”字，收括所有，平添出“先文化”的先锋思想，使家国、黎庶、朝堂、江湖，人间冷暖，人生尽收其中，以自然、生态、美景和境界、抱负、理想、憧憬劝世人如何做人、做官、做事，中国“先文化”思想横空出世。一篇《岳阳楼记》震天下，使多少人顶礼膜拜。

千古名篇的诞生：一场缺席的盛宴

北宋庆历六年（1046年），洞庭湖畔，岳阳楼重修竣工。滕子京站在新修的楼阁之上，远眺八百里洞庭，烟波浩渺，气象万千。这位被贬岳州的地方官，心中百感交集。他想起了自己的好友——那位因“庆历新政”失败而被贬出京城的范仲淹。

滕子京提笔写信，附上《洞庭晚秋图》，恳请范仲淹为岳阳楼作记。此时的范仲淹，正远在邓州（今河南邓州），身患肺病，缠绵病榻。他未曾踏足岳阳楼，未曾见过洞庭湖，仅凭一幅画卷和友人的描述，便挥毫泼墨，写下了这篇震古烁今的《岳阳楼记》。

这是一个奇妙的悖论：一篇描写岳阳楼的文章，作者却从未登临；一篇描绘洞庭湖的文章，作者却从未泛舟。然而，正是这种“缺席”，成就了《岳阳楼记》的独特魅力。范仲淹写的不是岳阳楼的砖木瓦石，不是洞庭湖的风浪波涛，他写的是天下士人的心灵图景，写的是中华文明的精神海拔。

当文章传至岳州，滕子京读罢，拍案叫绝。他或许没有想到，这篇应景之作，将穿越千年风雨，成为中华民族精神史上的不朽丰碑。

凭结构之奇：颠覆性的文学革命

破题之奇：不写景而写情

传统楼记，多以铺陈景物、描摹形胜为主。王勃《滕王阁序》，开篇即写“豫章故郡，洪都新府”，继而铺陈“层峦耸翠，上出重霄；飞阁流丹，下临无地”的壮丽景象。然而范仲淹开篇即破此窠臼：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属予作文以记之。”

寥寥数语，看似平淡，实则暗藏玄机。他不写楼之高，不写湖之阔，而是写“政通人和，百废具兴”。这八个字，看似交代背景，实则定下了全文的基调——这不是一篇山水游记，而是一篇政治宣言；这不是一次文人雅集，而是一场精神洗礼。

范仲淹将滕子京的贬谪与治绩并置，将个人遭遇与天下苍生相连，在文章开篇便确立了一个宏大的叙事框架：个人的荣辱得失，必须放在天下苍生的福祉中考量。这种开篇方式，打破了传统楼记的审美范式，将文学从个人抒情提升到了家国情怀的高度。

布局之奇：两幅画卷的对照

文章的主体部分，范仲淹以生花妙笔，描绘了两幅截然不同的洞庭画卷：

阴晦之景——“若夫淫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曜，山岳潜形。商旅不行，樯倾楫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这是何等凄厉的景象！阴雨连绵，浊浪滔天，日月无光，山岳隐形。商旅断绝，舟楫倾覆，暮色苍茫中，虎啸猿啼，令人毛骨悚然。这幅画卷，是自然的阴惨，更是人生的困境，是士人被贬谪、被排挤、被打击时的真实心境。

晴和之景——“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这又是何等明媚的景象！春风和煦，波平浪静，水天一色，万顷碧澄。沙鸥翔集，锦鳞游泳，香草遍地，兰花芬芳。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其乐融融。这幅画卷，是自然的晴和，更是人生的顺境，是士人得志时、得意时、得宠时的欢愉心境。

然而，范仲淹的笔锋陡然一转，指出了这两幅画卷背后的陷阱：

“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 “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

他揭示了“以物喜，以己悲”的人性弱点——人的情绪，太容易为外物所左右，为境遇所牵引。这种“悲喜观”，是凡夫俗子的常态，却非士君子所应有。范仲淹以两幅画卷为靶子，批判了这种被环境裹挟的被动人生态度。

升华之奇：从“览物之情”到“古仁人之心”

文章的最高潮，在于范仲淹提出了超越“以物喜，以己悲”的“古仁人之心”：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

这是石破天惊的一跃！从“以物喜，以己悲”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从被动承受到主动担当，从个人情绪到天下情怀，范仲淹完成了中国士大夫精神史上的一次伟大飞跃。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这八个字，是对个人主义的超越，是对功利主义的否定，是对精神自由的追求。它要求士人摆脱外物的束缚，超越个人得失，达到一种“宠辱不惊”的境界。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这是对士人责任的界定——无论进退，无论穷达，无论得志失意，士人的心中永远装着天下，装着苍生，装着社稷。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全文的点睛之笔，是“先文化”的核心宣言。一个“先”字，道尽了士人的担当；一个“后”字，写尽了士人的襟怀。这种“先忧后乐”的精神，成为后世士人的人格标杆，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

凭思想之深：中国“先文化”的横空出世

“先”字的精神密码

《岳阳楼记》全文368字，“先”字出现两次，却成为全文的灵魂。这个“先”字，蕴含着丰富的精神密码：

时间之先——在时间上领先，在趋势上预见。“先天下之忧而忧”，意味着在天下人尚未忧虑之时，士人已经洞察危机，未雨绸缪。这是一种预见性，一种前瞻性，一种对历史趋势的敏锐把握。

责任之先——在责任上争先，在担当上率先。“先天下之忧而忧”，意味着在天下人逃避责任之时，士人挺身而出，勇挑重担。这是一种主动性，一种使命感，一种对公共事务的热切关怀。

境界之先——在境界上领先，在人格上率先。“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意味着在天下人追求享乐之时，士人甘于清苦；在天下人欢庆胜利之时，士人保持清醒。这是一种超越性，一种高尚性，一种对精神境界的执着追求。

这个“先”字，与儒家的“仁”、道家的“道”、佛家的“空”不同，它不是形而上的哲学概念，而是形而下的实践准则；它不是玄远的理论思辨，而是切近的行为指南。它告诉士人：应当如何做，必须如何做，如何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人。

对儒家传统的创造性转化

范仲淹的“先忧后乐”思想，并非凭空而来，而是对儒家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孔子曰：“士志于道”，强调士人应当以道为己任；孟子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强调士人应当根据境遇调整行为；张载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强调士人的宏大使命。

然而，范仲淹的“先忧后乐”，比孔子更具体，比孟子更主动，比张载更超前。孔子讲“志于道”，偏于理想；孟子讲“穷达”，偏于境遇；张载讲“四为”，偏于使命。范仲淹则讲“先后”，偏于实践——无论穷达，无论境遇，无论使命，士人都应当“先忧后乐”。

这是一种实践理性的高扬，是一种道德意志的强化，是一种人格力量的彰显。它将儒家的道德理想从书斋推向社会实践，从个人修养推向公共关怀，从被动适应推向主动担当。

对士大夫精神的重新定义

在范仲淹之前，士大夫的精神世界，或偏于隐逸，如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或偏于狂狷，如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或偏于闲适，如白居易“闲适”诗中的悠然自得。

范仲淹以一篇《岳阳楼记》，重新定义了士大夫的精神世界：

从隐逸到担当——不再逃避现实，而是直面苦难；不再独善其身，而是兼济天下；

从狂狷到理性——不再任性使气，而是冷静思考；不再个人中心，而是天下为怀；从闲适到忧患——不再追求安逸，而是心怀忧患；不再及时行乐，而是先忧后乐。

这是一种士人精神的革命，是一种文化范式的转型，是一种价值观念的重塑。从此以后，中国士大夫有了明确的精神坐标，有了清晰的行为准则，有了崇高的人格理想。

凭人格之力：作者与文本的互文

范仲淹：文章之外的“先忧后乐”

《岳阳楼记》之所以震古烁今，不仅在于文章本身，更在于作者的人格与文章的高度统一。范仲淹的一生，就是“先忧后乐”的最好注脚。

少年苦学——范仲淹两岁丧父，母亲改嫁，随继父姓朱。少年时，他得知身世，毅然离家，求学于应天府书院。寒冬腊月，粥冻成块，他割块而食，刻苦攻读。五年未尝解衣就寝，夜以继日，终成一代大儒。这是“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萌芽——在贫困中磨砺意志，在苦难中积蓄力量。

仕途坎坷——范仲淹入仕后，直言敢谏，屡遭贬谪。天圣七年（1029年），因谏阻仁宗率百官为刘太后祝寿，被贬河中府；景祐三年（1036年），因不满宰相吕夷简专权，上书《百官图》，被贬饶州；庆历三年（1043年），主持“庆历新政”，触动既得利益，被贬出京，历任邓州、杭州、青州等地。

每一次贬谪，都是对他意志的考验；每一次打击，都是对他信念的磨砺。然而他从未退缩，从未妥协，从未放弃。他在《灵乌赋》中宣言：“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这是“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实践——在逆境中坚守信念，在打击中不改初衷。

边塞建功——康定元年（1040年），西夏元昊反，范仲淹被起用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兼知延州。他整顿军备，修筑城寨，团结羌族，稳定边关。军中流传歌谣：“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这是“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预演——在功成之后，不居功自傲，而是继续忧国忧民。

晚年忧乐——庆历六年（1046年），范仲淹在邓州写下《岳阳楼记》。此时的他，身患重病，远离朝堂，却依然心系天下。他设立义庄，赡养族中贫困者；他兴办教育，培养后进人才。皇祐四年（1052年），范仲淹病逝于赴颍州途中，享年六十四岁。临终前，他上《遗表》，无一言及私，皆为国家之事。

范仲淹的一生，是“先忧后乐”的一生。他的文章，是他的人格写照；他的人格，是他的文章注脚。这种文与人、言与行的高度统一，使《岳阳楼记》具有了超越文学的精神力量。

滕子京：另一个“先忧后乐”的践行者

《岳阳楼记》的诞生，还离不开另一个人——滕子京。滕子京与范仲淹同科进士，同遭贬谪，同是“先忧后乐”的践行者。

滕子京被贬岳州后，不怨天尤人，不消极怠政，而是“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他重修岳阳楼，不是为个人享乐，而是为彰显治绩；他请范仲淹作记，不是为个人扬名，而是为激励士人。

滕子京的遭遇，是“庆历新政”失败后改革派的共同命运；滕子京的态度，是“先忧后乐”精神的具体实践。范仲淹写《岳阳楼记》，既是应友人之请，更是借题发挥，为改革派立言，为士人精神立法。

文章中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既是对滕子京的劝慰，也是对自己的勉励；既是对友人的期许，也是对天下士人的召唤。这种“同病相怜”的共鸣，“志同道合”的默契，使《岳阳楼记》具有了强烈的现实针对性。

凭传播之广：跨越千年的精神共振

宋代的回响：士人精神的重建

《岳阳楼记》问世后，迅速在宋代士人中传播开来。它恰逢其时——“庆历新政”失败后，士人群体陷入迷茫：改革还是保守？进取还是退避？担当还是逃避？范仲淹以一篇文章，给出了明确的答案。

欧阳修读罢，赞叹不已。他本与范仲淹政见不合，却为这篇文章所折服。他在《与范希文书》中，表达了对范仲淹人格的敬仰。这种超越政见的文化认同，使《岳阳楼记》成为士人共同的精神财富。

苏轼读罢，深受启发。他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中，提出“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与范仲淹的“先忧后乐”一脉相承。这种精神的传承，使《岳阳楼记》成为宋代文化复兴的重要标志。

朱熹读罢，将其纳入理学体系。他评价范仲淹“振作士大夫之功为多”，肯定了其重建士人精神的历史贡献。这种理学的诠释，使《岳阳楼记》成为儒家道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明清的传承：民族精神的凝聚

明清时期，《岳阳楼记》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它不仅是一篇文学名篇，更成为民族精神的象征。

明代——面对蒙古入侵、倭寇骚扰，士人以“先忧后乐”自勉。于谦“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海瑞“直言天下第一事疏”，都是“先忧后乐”精神的体现。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强调道德实践，与范仲淹的实践理性遥相呼应。

清代——面对内忧外患，士人再次举起“先忧后乐”的旗帜。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曾国藩“打掉牙和血吞”，都是“先忧后乐”精神的延续。左宗棠在西北边疆，以“先天下之忧而忧”自勉，收复新疆，建功立业。

近代——面对列强入侵，民族危亡，“先忧后乐”成为救亡图存的精神动力。梁启超提出“少年中国说”，呼唤士人担当；孙中山提出“天下为公”，继承“先忧后乐”的遗志。无数仁人志士，以“先天下之忧而忧”为座右铭，投身革命，前仆后继。

当代的价值：民族复兴的精神资源

进入当代，《岳阳楼记》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它被选入中小学语文教材，成为亿万学子的必读篇目；它被刻在岳阳楼的墙壁上，成为游客驻足凝视的文化地标；它被翻译成多种文字，成为中华文化的世界名片。

更重要的是，“先忧后乐”精神，在当代焕发出新的光彩。面对脱贫攻坚的艰巨任务，无数干部“先天下之忧而忧”，扎根基层，无私奉献；面对新冠疫情的严重威胁，无数医护人员“先天下之忧而忧”，逆行出征，舍生忘死；面对科技封锁的严峻挑战，无数科研人员“先天下之忧而忧”，刻苦攻关，自主创新。

“先忧后乐”，不再是古代士人的专利，而是当代中国人的精神基因；不再是书斋里的道德教条，而是社会实践的行动指南。

凭永恒之问：我们为什么还需要《岳阳楼记》

在物质主义时代的价值重估

当代社会，物质主义盛行，功利主义泛滥。人们追求即时满足，渴望快速成功，崇尚消费享乐。在这种语境下，“先忧后乐”似乎显得迂阔而不切实际。然而，正是这种“不合时宜”，彰显了《岳阳楼记》的当代价值。它提醒我们：人生的意义，不在于物质的占有，而在于精神的超越；不在于个人的享乐，而在于公共的关怀；不在于当下的满足，而在于长远的担当。

当“精致的利己主义”成为某些人的生存哲学，“先忧后乐”是一剂清醒剂；当“躺平”“内卷”成为年轻人的流行语，“先忧后乐”是一声振聋发聩的呐喊；当“流量至上”“娱乐至死”成为文化的主流，“先忧后乐”是一面高扬的精神旗帜。

在个体主义时代的公共关怀

当代社会，个体主义高涨，个人权利意识觉醒。人们强调自我实现，追求个性解放，维护个人利益。在这种语境下，“先忧后乐”似乎显得压抑而缺乏尊重。然而，正是这种“张力”，彰显了《岳阳楼记》的辩证智慧。它并非否定个人价值，而是反对极端个人主义；并非压制个人权利，而是强调公共责任；并非抹杀个性差异，而是追求共同善好。

“先天下之忧而忧”，不是要求每个人牺牲自我，而是呼唤公共精神；“后天下之乐而乐”，不是否定个人幸福，而是追求共同幸福。这种“先公后私”的价值排序，在个体主义时代，具有纠偏补弊的重要意义。

在虚无主义时代的意义重建

当代社会，虚无主义蔓延，意义感缺失。人们质疑一切价值，解构一切崇高，嘲讽一切理想。在这种语境下，“先忧后乐”似乎显得幼稚而可笑。然而，正是这种“不合流”，彰显了《岳阳楼记》的坚定立场。它坚信价值的客观存在，坚守崇高的精神追求，坚持理想的人生目标。它告诉我们：尽管人生充满苦难，我们依然可以选择担当；尽管世界充满不公，我们依然可以选择正义；尽管未来充满不确定，我们依然可以选择希望。

“先忧后乐”，是一种意义感的重建，是一种价值论的坚守，是一种理想主义的复活。在虚无主义的时代，它为我们提供了安身立命的精神根基。

震古烁今的“先文化”

范仲淹一篇《岳阳楼记》，凭什么震天下？

凭的是结构之奇——以“缺席”写“在场”，以“两景”破“一情”，以“先后”立“新说”，完成了文学范式的革命。

凭的是思想之深——以“先”字为核心，创造性转化儒家传统，重新定义士大夫精神，提出了“先忧后乐”的价值准则。

凭的是人格之力——作者以一生践行“先忧后乐”，文与人、言与行的高度统一，赋予了文章超越文学的精神力量。

凭的是传播之广——跨越千年，历经宋、元、明、清、近代、当代，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激励无数仁人志士。

凭的是价值之恒——在物质主义、个体主义、虚无主义的时代，“先忧后乐”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为我们提供精神指引。

《岳阳楼记》368字，字字珠玑，句句千钧。它不仅是一篇文学名篇，更是一部精神法典；它不仅是一次文化创造，更是一场精神革命。它使“先文化”横空出世，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当我们站在岳阳楼上，远眺洞庭湖，依然会想起范仲淹的那句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声音，穿越千年风雨，依然振聋发聩；这精神，历经时代变迁，依然熠熠生辉。

凭什么？凭的是一个“先”字，凭的是一种精神，凭的是一种文化，凭的是一种永恒的人类价值——对公共善的关怀，对超越性的追求，对理想人格的向往。

这，就是《岳阳楼记》震古烁今的秘密。这，就是“先文化”历久弥新的力量。

【黄军建：国家一级作家，中国范仲淹研究会副会长，岳阳忧乐精神研究会会长】

责编：杜立

一审：杜立

二审：徐典波

三审：姜鸿丽

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版权作品，未经授权严禁转载。湖湘情怀，党媒立场，登录华声在线官网www.voc.com.cn或“新湖南”客户端，领先一步获取权威资讯。转载须注明来源、原标题、著作者名，不得变更核心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