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贺辉才

二十多年前，我写了一篇关于谷朗碑的文章，在查找谷朗碑对后世书家的影响时，惊奇地发现，曾熙喜欢谷朗碑。在他临碑帖书单上，列出十部碑帖，《谷朗碑》竟排在第一位。当我看到曾熙的书法，里面真有《谷朗碑》的影子，对曾熙有了一种亲切感。后认真阅读了林乐伦先生编著的《民国衡阳书画》《曾熙》，提供的大量资料与精到分析，让我对这位湘籍大书画家有了更多的了解。

传奇人生：从乡野神童到海派中坚

但凡取得大成就者，皆经历过艰辛苦难的磨砺和不懈努力；但凡铸就大传奇者，皆承受过时代风雨的洗礼和家国情怀的淬炼。

曾熙的人生，就是一部在苦难中扎根、在求索中成长的史诗。1861年，他生于衡阳市衡阳县石市乡石狮村。我曾携友参观过曾熙的故居，尽管这里山清水秀，青山古木，荷塘小溪，可曾熙两岁丧父，靠母亲缝补浆洗艰难度日，外舅接济并启蒙识字。他的童年并不快乐，可苦难没有磨灭他的天资，反而淬炼出他坚韧的心性，在乡人眼里是实实在在的励志典型。

故里至今流传他“囊萤照读”的故事，八岁便能吟诗赋对，代写春联，乡里皆称“神童”。二十岁中秀才，三十一岁中举，四十三岁殿试中进士，官至兵部主事、提学使，这条科举仕途之路，他走得沉稳而坚定。少年时的勤学苦读，为他积淀了扎实的笔墨功底；青年时的功名进取，为他涵养了深厚的国学底蕴；半生的世事沉浮，为他深谙了湖湘文化的厚重底色。

但曾熙的风骨，从不囿于仕途。1894年甲午战火燃起，他毅然投笔从戎，入刘坤一幕驻防山海关，力主抗敌，拒绝议和，以书生之躯守家国之土；《马关条约》签订前夕，他积极参与康有为发起的“公车上书”，以文人之身践爱国之行，以笔墨之声发时代之呼；维新失败后，他看清仕途空幻，转而走上“教育救国”之路，主讲衡阳石鼓书院、汉寿龙池书院，创办湖南南路优级师范学堂，被誉为“南学津梁”，用教育为家乡点亮文化星火，用学识为湘南培育栋梁之材。

艺坛知己：“北李南曾”的高光时刻

1915年冬，五十五岁的他应挚友李瑞清之邀赴上海鬻字画，从此扎根海派艺坛。彼时上海滩名家云集，流派纷呈，他却以圆笔汉隶为本，融南帖风韵于笔端，自成“南宗”一派，与专攻方笔、独彰北碑雄健的李瑞清并称“南曾北李”，响彻艺坛。从乡野寒门到海派重镇，从朝堂文士到书画大家，他的人生轨迹，恰如笔墨起落，藏着岁月的沉淀与时代的抉择。

两人初遇于两江师范学堂，曾熙刚从兵部主事辞官讲学，李瑞清正以“北碑圣手”名动江南。第一次论书，曾熙指着李瑞清的《张猛龙碑》临本笑骂：“你这字像刚从煤堆里爬出来的黑大汉，憨是憨，却少了点灵韵！”李瑞清也不甘示弱，抢过曾熙的《夏承碑》：“你这汉隶软得像糯米糕，没点筋骨！”可转头就把曾熙的话记在心里，偷偷在北碑的刚硬里融入南帖的温润；曾熙则暗学李瑞清的篆籀笔法，让自己的隶书在秀逸中多了几分古拙。他们是棋逢对手的知己，更是彼此成就的良师，在交锋中互鉴，在切磋中共进。

1915年两人同赴上海鬻艺，联手在哈同花园办展，海报上“北李南曾”四个大字，把沪上藏家的眼都挑花了。曾熙擅以碑入帖，写《兰亭序》时，笔锋带着魏碑的方硬，却又有晋人的飘逸，刚柔相济；李瑞清则以篆作隶，《石门颂》写得如枯藤老树，苍劲有力，古意盎然。有次两人合作一幅《松鹤延年》，曾熙画鹤，鹤姿翩跹，傲骨天成；李瑞清补松，松干虬劲，倔意尽显。画成后曾熙题款：“梅髯的松比我还倔”，李瑞清回赠：“农髯的鹤比我还傲”，引得满堂哄笑。一笑间，是惺惺相惜的默契；笔墨间，是志趣相投的相知。

最动人的是李瑞清去世后，曾熙为他整理遗作，在其《玉梅花庵临古》册页上题跋：“君之书如金刚怒目，我之书如菩萨低眉，然君我之心，皆在笔墨中矣。”这份跨越半生的相知，无关名利，只为笔墨；这份历经岁月的情谊，不分彼此，只为初心。让“北李南曾”不仅是书坛佳话，更是文人相惜的典范。如今再看两人的字，仍能从笔墨里读出那份棋逢对手的快意，和高山流水的温情。

爱徒如子：温润仁厚的师者之心

曾熙最动人的底色，是温润仁厚的师者之心；最珍贵的品格，是倾囊相授的育人之怀；最绵长的影响，是薪火相传的传道之志。他一生桃李满天下，门生遍及艺坛，最广为人知的，便是悉心栽培的张大千——这位日后享誉世界的艺术巨匠。1919年，张大千从日本归国，慕名投师，曾熙见其天资卓绝，慧根独具，欣然接纳。

他待张大千如徒如子，不仅为其赐名“爰”、字“季爰”，为其奠定艺学根基，更在生活与艺术上倾囊相护，为其遮风挡雨。一次张大千急需八百银元购藏古画，囊中羞涩却不愿示人，怕失颜面。曾熙察觉后，借家宴到访，笑言“听闻府上川汤极佳，特来叨扰”，席间不经意间提及此事，随即吩咐随从取来银两，只说是送给师母的寿礼，留两百足矣。他以最温和的方式解弟子燃眉之急，以最体贴的举动保全其自尊，这份细腻与仁厚，让张大千感念一生。

艺术上，他更是悉心指引，循循善诱。张大千早年临摹石涛，几可乱真，渐生傲气，沉溺于摹古的成就中。曾熙及时点醒：“取法古人虽能以假乱真，却非个人成就，当师法自然，创造独属于自己的风格”。他不顾年老体衰，亲自带张大千攀登黄山写生，让弟子在山川灵秀中汲取灵感，在自然万象中体悟笔墨，摆脱临摹的桎梏，走出自己的艺术之路。张大千晚年坦言：“一生受益最深的恩师，只有农髯先生”。

除了张大千，马宗霍、谢彬、康和声等皆出其门下。对同乡马宗霍，他倾力提携，凡求文求字者，必言“非小马（马宗霍）作文/写字，否则不作”，助其在上海滩迅速立足。他的教学，从不是刻板灌输，而是以心换心，以艺传艺；从不是墨守成规，而是因材施教，循循善诱。让艺术的火种在弟子心中生根发芽，让笔墨的精髓在后辈身上薪火相传。这份仁厚，如他笔下的墨梅，温润中藏着风骨，滋养出艺坛的满园春色。

书法史载：“碑骨帖魂”的书法大师

这位风采飞扬的美髯公，经沪上交游历练，已是一颗冉冉升起的书法巨星，在书法的天空中熠熠生辉。

曾熙的艺术，是一次跨越千年的笔墨融通；曾熙的书学，是一场打破门户的艺术革新；曾熙的笔法，是一种融贯南北的美学创造。他身处碑学鼎盛的时代，彼时书坛皆崇北碑、贬帖学，门户之见甚重，他却不囿于成见，独树一帜提出“碑骨帖魂”之说——碑学强健筋骨，帖学灵动气韵，二者相融方能成就大家，方能让笔墨有筋骨、有气韵、有灵魂。

书法上，他以汉隶圆笔为根基，下穷魏晋，上溯秦汉，深耕《夏承碑》《张黑女墓志》《瘗鹤铭》等经典，融南帖的飘逸灵动与北碑的雄健古拙于一体，独创“农髯体”，开一代书风。其楷书《幽居德政联》，结体宽博舒展如《张迁碑》，线条凝练如屈铁，又暗含《石门铭》的纵逸，宽博纵逸，寓刚于柔，静中藏动。观其临《夏承碑》，线条左右倚伏，阴合阳开，奇姿谲诞，笔势灵动，连蔡邕再生恐也难出其右。

为再现碑刻斑驳质感，他善用颤笔，通过笔锋细微波动模拟金石剥蚀的自然之态，线条如万岁枯藤，苍老生辣，力透纸背。却不似李瑞清那般刻意抖擞，而是功力深厚后的自然流露，是心手合一后的笔墨天成。沈曾植评价其“沟通南北、融会方圆，神明变化，洞达通透”，精准道破其艺术精髓；康有为赞其“体逸者见性情，阴阳刚柔各尽其妙”，高度肯定其书学成就。他的书法，是碑帖融合的典范，是南北融通的标杆，为近代书法发展开辟了全新路径。

以书入画：近代碑派绘画的开创者之一

曾熙晚年以书入画，以笔墨立骨，以意境传神，开碑派文人画新境，是海派书画的重要标杆。他力倡书画同源，认为书法是绘画的根基，绘画是书法的延伸，以篆隶的沉雄、行草的灵动笔意写山水、梅石等，将碑学的苍劲与帖学的温润熔于一炉，让画作有笔墨之骨，有文人之韵，有时代之魂。

其画以南宗山水与墨梅最精：山水取法石涛、石溪，兼融元人逸韵，构图空灵秀润，意境悠远，用笔枯涩苍健，焦墨涩笔、逆势而行，线条如篆籀般圆厚沉雄，墨色浓淡相生，苍而不枯、润而不浮，于简淡中见真意，于留白中藏万象。墨梅尤称一绝，老干以篆笔写就，劲挺如铁，坚不可摧；细枝行草连绵，气脉贯通，灵动飘逸，风骨高古、意趣清奇，一枝一叶皆见品格，一笔一画皆显风骨。

他打破画匠与文人的壁垒，挣脱形似与写实的桎梏，强调笔意为先，不求形似而重神韵，作品老辣浑朴、气韵生动，被赞“笔不到而意到”。1929年全国美展、中日联合画展均有精品亮相，让碑派文人画登上大雅之堂；一幅墨梅更入选柏林中国名人画展，被刘海粟编入《中国名画辑》，享誉海内外，让中国近代书画走出国门。

曾熙写松，一如其书，以篆隶之笔铸骨，以文人之意赋魂。笔下苍松，干如铁铸，皮似龙鳞，枯涩笔意裹着金石之气，枝丫纵横间尽是倔强风骨。不刻意摹写松之形，却深得其神——于崖壁间立根，于风雨中挺立，苍劲中藏温润，朴拙里见清雅。他以书入画，松干用篆法圆厚沉雄，松枝以行草洒脱灵动，松针爽利挺劲，浓淡墨色交织，既有北碑的雄强，又含南宗的秀逸。不绘繁花盛景，只写松之孤高，寥寥数笔，便见岁寒不凋的气节与淡泊旷远的襟怀。其松不媚俗、不造作，藏着文人的风骨与坚守，笔墨老辣浑朴，气韵自生，既是写松，更是写心，尽显近代碑派文人画的独特意韵。

作为张大千等大家的恩师，曾熙以书入画的理念深刻影响后世，成为近代碑派绘画的开创者之一，与吴昌硕、李瑞清、黄宾虹并称“海上四妖”，撑起海上画坛金石文人画的半壁江山。

1930年，农历七月四日，曾熙于上海病逝，一颗艺坛巨星陨落，沪上艺坛皆为悲恸。其弟子张大千闻讯后悲痛欲绝，强撑哀痛料理恩师后事，谨遵师愿，欲将灵柩归葬衡阳故里。彼时时局动荡，路途艰险，1931年仲春，张大千不顾艰难，与曾熙家人一道，历经数月奔波，跨越千山万水，终将恩师灵柩运回衡阳，安葬于衡阳县石市镇岘塘村。他更在墓旁以楠竹茅草搭起墓庐，以孝子之礼为恩师守墓一月，晨夕祭拜。这份师徒情谊，超越世俗，成为艺坛又一段千古佳话。

作者：黄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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