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庸鹅耳枥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2026-03-22 18:14:49
文/大庸鹅耳枥
祖母和善,少有发脾气的时候,尤对孙儿辈疼爱有加,但也有例外。
刚刚包产到户那年,我还小,大人都说我犟,一次嫌饭里红薯丁加得太多,菜里油星太少,便赌气将碗里极少的饭扣到了桌上。
父亲生气,顺手拿起解放鞋底狠揍,力道比平时大了很多。受不住时,我第一次开口向祖母求助。也是第一次,平常总是护着我们的祖母并不搭理。
我有些奇怪。后来祖母说,你知道“大食堂”时期,饿死了多少人吗?邻村的彭家湾一天就死了二十多人,有些堂屋一家一户全部死绝。你祖公就是那时饿死的,去世前,用手撕扯吃了一肚子棉絮。辉佬你糟践粮食,该打。
从此,再也不敢拿粮食开玩笑。当时还觉得,食堂是个恐怖的东西。
小学读书在本村石碾坝,没有食堂,我们和村里唯一的曹老师中午吃的是家里带的饭。当时,觉得读书的最大好处就是可以不在田里地里帮大人“干功夫”,那些天大的农事实在太苦太累。最大的好处还是饭里少了很多红薯丁,菜里多放了些菜油。
有时,伙伴间打打闹闹,泼了陶瓷缸带的午饭,饿得哭。曹老师一边骂,一边匀了他带的饭给我们吃。
真不知道,曹老师自己因此饿了多少回肚子。
小学五年级,要到乡中心完小去读。路远,路上没有人烟,怕丛林中出没的兽,怕传说中的鬼怪。
听说还要吃食堂,更怕,便死活不去。父亲的话很简单、很管用,不去读书,可以,我们还松活些,在家里就要栽秧割谷l,砍柴烧炭。想想做农活肩挑背驮、风里雨里的苦处,可能食堂还没那么可怕,便去了。
中心完小在一个叫青湾村的地方,大山梯田吊脚楼,和村里没什么两样。学校也只是房子大一些,同学老师多一些。
去灶上交了从家里带来的米,认真看了一下食堂,就是一个大灶、一口大锅。看得出煮饭的姨年岁大,慈眉善目的样子,依稀就是家人的模样。我想,食堂不就是厨房吗,奶奶说得那么恐怖。
第一次去食堂打饭,见到土饭钵里尽是白花花的米饭,不掺杂半点儿红薯丁,我彻底放下心来。食堂是没有菜的。我们带的是大人准备的干菜,用玻璃罐头瓶装着,无非是腌蒜梗、干萝卜丝、辣椒之类,家里条件好一些的,有豆豉炒“七姊妹”。菜里放了菜籽油,因为猪油会冻住,没个加热的地方,吃不得。
美美吃了一顿纯粹的白米饭,顿时觉得生活多美好。
初中到了更远的谢家垭乡集。读书的方式不变,一周回家一次。周日天明早起,背上背篓,装上祖母准备的粮菜,伙同一帮“伢儿朋友”去上学。后勤老师收了米,给我们换成餐票。食堂可以买到菜了,但清汤寡水,油盐稀少,难吃得很。不过,学校允许学生自己做饭吃。于是,学生宿舍前后的土坡上,挖了一排排小土灶。至今还记得,天气晴好的傍晚,学校前后升起的袅袅炊烟。
好像那时老师极好。常有学生被老师叫去,吃他们自己做的饭食,说是味道、营养好一些。再调皮的学生也很尊重老师,常从上学路上寻摘了枞菌、山胡椒、八角香、桂树皮这些东西送给老师。师生还一起去溪河水田,寻些鱼虾螃蟹、黄鳝泥鳅改善伙食。
家里人常担心着孩子长高,到乡集赶场时都会带些做好的菜来,照样用玻璃罐头瓶装着。菜还是那些干菜,酸辣并重,每味皆浓,并和着浓浓亲情的味道。
我一直长不高,家里人认为多少有些吃食堂的原因。父亲是远近村寨闻名的猎手,每周都去一次山上,去猎野鸡、竹鸡、锦鸡这些东西,皆有收获。奶奶会剁细这些野物,爆火急炒后加上辣椒、生姜、花椒来佐味,也可保鲜,一周给我装上一大瓶。这是世界上最好的美味,只是可怜了山上那些野物,平白无故丢了性命。
高中是在大庸三中读的,所在的沅古坪是庸城“八区”五个乡的中心镇,更是我们眼中了不得的繁华世界。社会上正在流行承包,学校的食堂就承包给了老师的家属来经营。学生照样要向食堂交米,换成餐票。
只是,承包带来的坏处显而易见,食堂开始克扣,打在碗里的米饭对比起来明显少了很多。正是长身体的关键时候,每周从家里带的米就比初中翻了几番。大人们就骂人心不古,市场经济害人,却也没有办法,更不会到学校去闹。
食堂卖的菜倒是好吃了很多,但贵得很,买不起。大人们送干菜的次数更为频繁,学校常有成群结队的家长来送菜。
高二的一天,我正在上课,在镇上的远房姑妈匆匆赶来,一头汗水,气喘吁吁。说是母亲今天来给我送菜,搭的手扶拖拉机翻下了沟坎,现在正在她家里。我跑过去,头上缠满绷带、衣服上满是血迹的母亲见了我,第一句话就是:辉佬,你运气好,菜瓶子没打破。我的眼泪刷地就流了出来。
后来,到了大学,虽然也还是吃食堂,不过再也不为饭菜担心,应该是我长大以来吃得最好的时期。学校每月发了五十元的餐票,相当于当时国家干部的月工资,饭量不大的根本吃不完,尤其是女同学。学校周边的小商家多,餐票还可以当钞票花。常有成群的学友拿了结余的餐票去吃十五块钱一份的火锅,最有名的店叫做“细佬细”,老板是邵阳人。
1996年下半年参加工作后,开始在乡镇吃食堂。正是全市“大乡大镇办大事”的时候,小乡都被撤并,镇里吃住的干部职工多,吃食堂的时候很热闹。
不过,两个师傅是在编的正式工人,有些卖老,饭菜做得委实不怎么样。有些自私,会用些小心眼。有一回做了猪肠子炖黄豆,偏偏下村回镇吃饭的干部多,一个师傅动了心思,抓了些米糠飘在菜汤里。我们要吃的时候,他便锐声叫另一师傅的名字,说:你看你,肠子没洗干净,有猪屎沫沫。大家都不吃这菜,美了两个人。
我倒无所谓,因为从事的是计划生育和包村工作,吃住基本上都在村干部家里。当上村干部的都是些能人,饭菜的质量绝对差不到哪里去。回到镇里也不怕,自己买了一套家什,和一个女孩一同做饭吃。
调到庸城后,虽然因为工作性质的缘故,经常要在单位加班,也有当年一起做饭的女孩、后来的妻子送来饭菜,即使怀了女儿的时候也不例外。
几年下来,仿佛与食堂有关的岁月正在离开,渐渐褪色,成为遥远的记忆。
世事变迁,到了市里后,成了“笔吏”,说得好听是“以文辅政”,本质上就是个“字匠”,一干二十年。可能多少有点儿“匠人”精神吧,加班加点成为常态,吃饭就基本回归了食堂。
大院食堂的饭菜质量很好,品类也多。只是浪费得很,常见只咬了一口的馒头或包子被弃,泔水缸里经常装满了倒掉的肉和菜。
我想,如果远行的祖母看到糟践粮食,一定会心疼和唠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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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屈辉,70后,生于农村,长在山野,搭帮那个相对开放、自由和包容的时代,读书走出山外。自比天门山植物“大庸鹅耳枥”,借其生存环境恶劣但顽强活着以自喻。当过乡镇干部,做过二十年“笔吏”,现任张家界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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