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跃忠

《中国传统戏曲口头剧本研究》以“活态”剧本——口头剧本为研究对象，拓展传统戏剧研究领域，揭示戏曲史的口传潜流，为我国戏剧的发展史实及其规律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向；该著综合运用多学科研究方法，文献典籍与田野资料相互参证，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创新之作。

中国戏剧发展到清代中叶，作为剧坛翘楚的昆曲日渐式微，“花部乱弹”异军突起，我国戏曲由文人戏剧进入了由演员主导、“名角称王”的地方戏时期。伴随着这一深刻的戏曲变革，传统剧目的生成方式发生了令人瞩目的变化，即由关汉卿、汤显祖意义上的戏剧文学创作转变为艺人的演出本编创，形成以即兴表演为特征的口头剧本。

口头剧本是一种典型的“活态”剧本，其演出俗称“提纲戏”（亦称“搭桥戏”“路头戏”“幕表戏”“爆肚戏”等），它没有完整的文字记录，只有一个包含剧情梗概、角色、场次等内容的表演提纲，有的连最简单的提纲也没有，戏词、唱腔及舞台动作均由演员即兴发挥。经过明清两代发展起来的地方戏中，口头剧本是一个十分普遍的戏剧现象。然而，在近现代学术史上，学界关注的大多是文字剧本，口头剧本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遑论有系统、深入地研究。郑劭荣博士《中国传统戏曲口头剧本研究》的出版，弥补了上述缺憾。展卷细读，我认为该著有三大创新之处：

首先，在学科建设上，深入开展口头剧本形态研究，拓展传统戏剧研究领域。该著以口头剧本的形态、编创与传承演变作为研究内容，改变以往重视书面剧本（文学剧本），而忽视了口头剧本的戏剧观。自王国维《宋元戏曲史》面世以来，剧本、剧本文学始终是戏曲研究的核心，按照洛地的说法，“百年来中国戏剧研究，主要在三个方面，戏剧文学研究占其一，从文著的数量来说，为第一位”，而这种“纯文学性的研究”一般仅止于“介绍内容、考证源流、评议褒贬”。应该说，这种研究路数对于文人戏曲而言是行之有效的，如果用于民间戏剧研究，则存在难以克服的困难。原因很简单，在很多情况下，民间演出并没有完整的文字剧本，所有的戏词都藏在艺人的心里，全靠口耳相授，演出时临场发挥。因此，从事戏曲剧本研究，如果两眼只盯着古代的文人剧本，或者只限于“花部”剧本中的文字剧本，将极大地限制研究视野的扩展，也难以推进戏曲学科的建设。

该著力图构建一个比较完整的研究框架，对口头剧本予以全面系统地阐述。全书内容包括四大板块，即“口头剧本的起源、形成及其发展史”“口头剧本的形态与结构”“口头剧本的编创与演出”及“提纲戏技艺传习与活动现状”。在研究思路上，著作呈现出两个主要特点：其一，点面结合，系统梳理口头剧本的历史脉络，将口头剧本置于中国戏曲史的长河中来确立其价值与地位。如第一章“口头剧本的产生及其成因”、第二章“口头剧本的历史传统”，作者梳理了古代俳优戏弄至清代地方戏口头剧本的发生与演变历程，体现出一种清晰的、自觉的剧史意识。其二，立足历史和现状两个维度，既注意到了口头剧本的历史传统，又密切关注其活动现状及其艺术体制上的新变化。如第七章第二节“幕表戏的历史困境及其活动现状”，从演出水准、演出程序、活动空间、电子字幕与“幕表戏”的剧本化等几个方面分析了口头剧本演出形态的变异，揭示出传统戏剧新的发展趋势。总之，著者不仅仅是静态地描述一个戏剧现象，而是从戏剧史的角度来观照其源流演化，使得著作的学术价值增值很多。

其次，深入戏曲艺术创造的第一现场，紧扣角色扮演的戏剧本质，通过“场上之作”的考察，揭示戏曲史的口传潜流，重新认识我国的演剧史。正如本书作者所云：“口头剧本不仅仅是补充了戏曲史中无文字记录的部分，丰富了戏曲史，更是我国戏曲发展的主渠道。从历史和现状来看，我国戏曲存在两条并行不悖的线索，一是书面创作的历史，二是口头编创的历史。前者主要与文人相关，体现为书面文本、戏剧文学的发展史；后者体现在口头剧本上，它具有深远的民间文化背景。”该论断是对我国戏曲发展规律的重要补充。如上所述，在此之前，我们重点关注的还是文字剧本的戏剧史。从中国古代戏剧的发展历程看，事实上这只是其中一条线索。宋元戏曲成熟之前，俳优戏弄的表演一般没有剧本，仅靠演员即兴编创。戏曲成熟之后，无论是宋元南戏、杂剧还是明清传奇，依然具有浓郁的即兴特征。至清代中叶地方戏蓬勃兴起，口头创作成为剧本产生的最主要途径。本书第二章对此作了详细的论述。归结起来，著者认为：口头创作几乎贯穿了整个中国戏剧发展史，宏观而论，它不是支流细脉，而是戏曲发展的主流干道。毫无疑问，这是一条值得高度重视的学术意见。

口头剧本的产生方式不同于文字剧本，其创作机制、传承方式与表现形态均存在显著差异，它是生成、使用于舞台上的“活态剧本”，要对其进行深入研究，非得进入演出的第一现场不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戏曲学界开始借用人类学、民俗学的研究方法，通过深入细致的田野考察获得第一手资料，开展傩戏、目连戏等宗教仪式剧的研究。新世纪以来，随着观念、视野、方法的更新，从案头走向田野成为戏曲学界颇为流行的研究路径。著者受过比较系统的专业训练，具有丰富的田野作业经验。因此，他在研究口头剧本时得心应手，创获颇多，对民间戏班剧目创作的特点、过程及规律做了全景式的分析，尤其是口头剧本的表现形态、编创机制及其舞台呈现等方面的研究用力尤勤，新见迭出。这部分内容主要体现在本书的第三章“提纲本的形式特征及提纲戏的定型书写”、第四章“口头剧本的套语艺术”、第五章“提纲戏剧目编创与‘说戏’制”及第六章“口头剧本的演出形态”等章节。

我国著名的戏剧教育家陈多指出：传统戏曲剧目的创造有两条渠道，一是先由作家写定，然后演出的“文人之作”；二是以演员为主体，用“条纲”划定框架即可演出。此论甚是。可见，学者们并非没有注意到提纲戏（即口头剧本的表演）的重要地位，关键在于如何进入这一演剧形式内部，对其编演过程及其规律作出令人满意的回答。正如著者自己在文中的追问：口头剧本究竟是如何在舞台上形成的？艺人要遵循哪些形式规则，运用什么样的编创技法？台上的演员又是如何协作沟通、共同完成表演创作？即兴演剧具有怎样的属性特征？作者对上述问题均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和论证，首次比较完整地描述了传统戏曲的即兴演剧形态，展现出民间艺人独有的艺术智慧和表演技能，为我国戏剧的发展史实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向，其学术贡献不言而喻。

最后，在研究方法上，该著立足于戏剧戏曲学，综合运用口头诗学、民俗学、文献学、文化人类学等多学科理论，文献典籍与田野资料相互印证和补充，在大量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得出科学、稳妥的结论。众所周知，学术创新首先要观念出新，著者运用不同于传统书面文学的评价标准来衡量口头剧本的价值及其在戏剧史上的作用，将其提高到“传统戏剧发展主渠道”的地位，应该说，这种认识是独到而客观的。多层次比较研究是全书另一突出特点，分析不同时期、不同剧种的口头剧目，揭示口头戏剧传承和变异的规律；开展不同戏班与艺人之间的口头剧本、提纲戏与剧本戏之间的比较辨析，探求戏曲发展演化的历史脉络。同时，整体研究与个案考察相结合，既考察戏曲口头剧本的一般规律，又针对一些具体剧种和代表性的技艺传承人进行周密细致的个案调查，由“点”及“面”地开展实证研究。这些研究方法针对性强，科学有效，值得我们去认真借鉴。

在戏曲史料建设上，广泛而深入地开展民间口头剧本的采集和整理，挖掘和留存珍贵的口头文本资料。据我所知，自2011年以来，著者为了解戏曲口头剧本的活动现状，进入民间戏班，开展细致深入的田野调查活动。通过走访民间艺人，观看现场演出，探寻口头剧本艺术体制及其生存环境。在考察期间，著者获得了大量的口述材料、图像与声像资料；此外还搜集了一批文字剧本（其中有不少手抄本），以及相关志书、图谱、戏剧实物等。这些源自戏剧原初状态的材料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坚实基础。

总起来说，《中国传统戏曲口头剧本研究》学术视野独特，材料充实，方法科学，治学严谨，深入探讨了一个普遍存在却为学界长期忽视的重要的戏剧现象，极大地推进了戏曲剧本研究及戏曲学科的发展。可以预见，其学术价值将会日益彰显。借此机会，我愿意在这里提出一点不成熟的建议，如果著者继续研究这一课题，有些问题似可再作专题性研究，如：古代即兴演剧的具体形态、中外即兴戏剧比较、不同剧种口头剧本的异同等。如果这些问题能得以重视并圆满解决，我们相信，由著者所开辟的学术园地必将产生出更多更优秀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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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