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叶蓉丹

晚清民国时期，文人士大夫的身份属性与生存方式剧变。清亡后，战乱频仍、生计所迫，一批兼具科举功名与书画造诣的湖湘士人辗转至社会经济繁荣、文事艺苑兴盛的上海，靠鬻书卖画维生。湖南省博物馆正在举办的“潇湘入海是通津——民国寓沪湖南书画家作品展”正是聚焦这一群体。

在展出的80余件（套）书画作品中，民国时期著名政治家、书法家谭延闿的《“旧旧食堂”榜书》、临《十七帖》手卷、“唤回、陶得”行书七言联等展品是重要看点。

谭延闿一生辗转于沪上多次。为避战祸，谭延闿于1914年8月由青岛举家迁居至上海，直至1916年8月14日离沪返湘督任，寓沪两年。

在上海，他们全家住在华德路六十五号，弟弟谭泽闿也住在一起。这处宅子“月百十五金”，“后有菜圃，前有草坪，虽不如塘山旧居之宽阔，而房屋间数倍之，吕满来即可同居。”

寓沪期间，谭延闿于官场失意，远离政权中心，得恣意于书画文字，并与沪上文人墨客时相往来，有大量的艺文交游活动。

谭延闿（1880—1930），字祖庵，湖南茶陵人。

书法日课：

专注颜字，旁及诸体

自古文人墨客把习字当作修身养性的艺术活动。定居沪上，谭氏少了公务繁忙，生活相对安定，几乎每天都保持着书法日课。

《谭延闿日记》中，有关谭氏日课记载甚详。日课内容主要是阅读经史子集和临碑习字。在展品中，有谭延闿临颜鲁公《麻姑仙坛记》（民国三十六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本）。此时的谭延闿非常专注且系统性地学颜字，除临习最多的《麻姑仙坛记》外，颜真卿其他碑帖及钱南园字、篆书《峄山碑》、隶书《张迁碑》都有涉及。

他以通临范本为主要日课方式，并以临写二纸为常例。谭氏每日至少写百二十余字，按此体量临写，约七八日即可完成一通小字《麻姑》，十来日可完成一通大字《麻姑》。谭氏以乌丝格作大字，每纸二十四字，一纸字数减少则每日临《麻姑》为五纸或六纸，甚至有日临《麻姑》十二纸。此外，他还通临《李玄靖碑》《自书告身帖》《元次山碑》《颜家庙碑》《东方朔画像赞》《张迁碑》。

谭氏会根据其书写状态调整通临范本，在临写的过程中即便感到所临范本并不得心应手，仍坚持临完一通再改临其他范本。谭氏临摹的意义并不在于求形似，而是着重于技法能力的获得，并在专临颜字外转益多师、博取众长。

谭延闿“旧旧食堂”榜书 1926年 纸本 纵86厘米，横380厘米 湖南省博物馆藏

人情往来：

从不卖字，常赠对联

以谭延闿在清末民初的政治和文化声望，其书法作品在当时可谓是名人墨迹。其书作少不了用于人情酬酢，以维持社会关系网络，或是应求书索扇。如此一来，谭氏寓沪时期虽远离政权中心未任官职，但书法应酬活动依然繁多。

然而，谭延闿的书法应酬之作并未进入书法市场交易买卖。白谦慎先生在其文《晚清官员日常生活中的书法》中提到晚清官员不卖字的现象。现任官员不卖字，应该是官场行之已久的传统。

谭氏寓沪期间的书法应酬一是主动赠予书作，用以奖赏茶陵族亲后代或是感谢为他提供服务者。然而有时受书人不一定合他心意，如谭延闿于日记中记载一位族亲后代：“人不上进无如何也。”二是应他人乞请索求，以书作用以维持社会关系网络，如其日记中“张承之来乞作屏联”“范九风来请书”“为求书者作书甚多”等记载。

这类书法应酬人员构成情况颇为复杂，有同僚、亲友、商人、文人、政客等等，但只有跟他同处一个特定的社会集团的成员才能向其索求或托人索求。

谭氏面对这些索书者的请求，多不推托，只是偶尔写后抱怨几句。如在日记道：“饭后，又书屏二纸，了无意致，纸笔不应手，等于还债而已。” 雷德侯先生在一篇讨论中国书法的短文中指出，书法有着维持精英阶层凝聚力的功能。谭延闿于沪上也勤于非经济性的书法应酬活动，用书作进行着特殊的人情酬酢，以维持自己所处阶层成员之间的关系。

在其所记对联、扇面、匾对、大字榜书、题跋等形式中，对联是谭延闿寓沪时期应酬书法最频繁书写的形式。在多数情况下，索书人若未明确书作形式，谭氏多以对联应付。

此外，他的字课既有自娱和习字的目的，完成的字课练习也可作应酬之用，具有社会功能；其应酬之作也可代日课，使应酬书写活动兼具习字的功用。

曾熙山水立轴 1926年 纸本设色 纵136.5厘米，横37.5厘米 湖南省博物馆藏

食事与艺事：

谭延闿与友人的海上交游

此时许多文人墨客皆迁居于沪，谭延闿的诸多好友也因种种原因流寓沪上，如曾熙、张子武、李瑞清、余明震等。谭氏与其友人在上海这个大都市文酒流连、评书谈艺，与三十多位友人保持着较为密切的来往，称“沪居佳胜，亦足昭旷心目，朋友之乐且过青岛”。

谭氏于沪上密切交往的人员多为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官员、文人士绅、商绅，并且以湘籍人士为主。可以说，谭延闿沪上的交往圈是以湖南人为核心的文化交游群体。

谭延闿是著名的“老饕”，他与家厨曹荩臣等人开创的“组庵菜”，被称为近代中国官府菜的代表。在上海，谭延闿与其好友最频繁的交游活动便是宴饮，除了在各自家中招饮，更多的是在沪上著名酒楼。根据其日记统计，谭氏在这两年期间至小有天酒楼有66次。宴饮不仅能满足口腹之欲，还能同时开展诗文唱和、书法交游。

展览中，李瑞清、曾熙的作品与谭延闿作品一同陈列，恰能让人联想到三人当年在沪上的深厚情谊。

李瑞清（1867—1920)，字仲麟，号梅庵、梅痴、阿梅，自称梅花庵道人，入民国号清道人。江西临川（今抚州）人，自幼随父在湖南成长、求学。中国近现代教育的重要奠基人和改革者，现代美术教育的先驱，现代高等师范教育的开拓者。曾任两江优级师范学堂监督兼江宁提学使，提倡艺术教育不遗余力。辛亥革命后寓居沪上，鬻书画为生。他在诗、书、画等方面颇有造诣，其中尤工书法，名声显赫。

李瑞清致大武信札 民国 纸本 纵25厘米，横56厘米 湖南省博物馆

谭延闿与李瑞清皆以精于美食著称于世。谭氏晚年以“伴食宰相”自居，李瑞清因爱吃螃蟹更是被戏号“李百蟹”。李瑞清流寓沪上后，生活境况并不佳。即便如此，李瑞清依然与谭延闿流连于沪上各著名酒楼。

谭延闿喜欢观李瑞清作字，对李瑞清笔法极为赞赏。李瑞清书以篆籀笔法施之北碑，与自称学宗南碑的曾熙有“南曾北李”之称。

曾熙（1861—1930），字子缉，号俟园，晚号农髯。衡阳人。辛亥革命后，他第二次当选为湖南省副议长。不久离开政坛，在李瑞清的劝谏下赴上海鬻书。书法广泛取法唐以前经典碑帖，并与三代鼎彝融通，呈现出遒古婉通的艺术特色。与吴昌硕、李瑞清、黄宾虹并称“海上四妖”。晚年喜作焦墨山水和墨梅，妙绝一时。

曾熙于1915年11月15日居住谭氏家中，是日，谭延闿于日记中记载他们“谈至十一时乃寝”。

初到沪上，曾熙很快即融入了谭延闿的交游圈。因有谭延闿、李瑞清等好友的提携和推崇，曾熙鬻书很快取得了成绩。1916年3月1日《谭延闿日记》有载：“曾九月来字运甚佳，已可获八百余元矣，谁谓今日民穷财尽耶。”

此后，曾熙于沪上的鬻书生意更旺，润格大幅增长。即便是谭延闿的离沪和李瑞清的离世，也并没有影响他的鬻书之路，他逐渐成为沪上书坛具有影响力的人物。

此外，自从曾熙客居谭延闿家中，两人便以集联为乐，根据谭氏日记中的描述可见二人集联的兴致，如乐此不疲集联至十一时，《谭延闿日记》载：“与曾九集联为乐，至十一时乃寝。”“同曾九集《石鼓》字，至十一时乃寝。”“与曾九集苏至十一时，乃就寝。”甚至多有一天内集联两次的情况，如“曾九邀集石经字为联，得数十首。晚饭，饮一巡。复与曾九集联，颇有佳句。”

谭氏勤于集联，不仅是单纯的爱好和以备书写之用，更是对其文学构思上的一种考验，正如谭氏于日记道：“曾士元约集联，构思颇苦。”张小华在论文《中国楹联史》中提到：“没有深厚的学识积累，所集对象不能熟稔于心，调遣自如，就不可能创作出一副好的集联。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集联的难度高于纯粹的自由创作。”但谭氏总能在有限的集字范围中集而成联，组成佳句。其日记载：“为曾九集《夏承碑》联，凡得百幅，未尽之字仅五字耳。”

集联书法既体现书家的书法技艺，又具文学内涵，在清代、民国时期备受时人喜爱。曾熙在面对社交功用及市场大量的楹联需求时，集联字以备书写之需是最快捷的应对方式。谭延闿为曾熙集联，无疑会提高他的作书效率，同时也反映了曾熙对谭氏文学功底的信服。

（作者系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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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