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正在深刻重塑信息传播的格局与范式。作为一种新兴的传播主体，AI主播的崛起绝非简单的工具迭代，而是一场触及传播权力结构、生产逻辑与人机关系本质的深刻变革，标志着我们正从“人工主导”的传统模式，迈向“人机协同”的全新传播时代。本专题集结的三篇论文，旨在从不同维度切入，系统审视这场变革的动因、图景、张力与未来。

《从“人工主导”到“人机协同”》立足传媒行业实践前沿，勾勒出AI主播以算法为引擎、驱动传播体系重构，并直面其带来的效率提升与治理挑战，提出了兼具建设性与操作性的四维协同治理框架，为行业转型提供清晰的实践指引。《在共生与异化之间》一文遵循学术研究的脉络，通过对既有研究的系统性梳理，揭示了当前学界围绕虚拟主播所呈现出的“共生”愿景与“异化”忧思并存的复杂学术图景，为理解这场传播主体的变迁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坐标系。而《数智时代AI主播的主体性哲学与文化传播》深入到哲学与文化反思的层面，指出AI主播所具备的仅是缺乏自主意识的“拟主体性”，并剖析了其在文化传播中可能引发的情感空洞与伦理困境，呼唤在技术狂奔中回归人本主义的价值锚点。

三篇论文由表及里、从实然到应然，共同编织出一幅关于AI主播与传播范式变革的立体图景。它们切入点各异，但聚焦共同的追问：在技术理性与人文价值的张力中，如何构建一种既能释放技术效能，又能捍卫人性温度、承托文化多样性的“人机协同”新生态？这不仅关乎传播实践的未来，更关乎智能时代人类主体性的重新确认。希望本组探讨能激发更多关于技术、人与社会和谐共生的前瞻性思考。

文/龙攀行

数智时代，人工智能主播（AI主播）已然从被动执行指令的程序，转向为有情境感知与功能自主性的主体化拟人存在。这一系列的演进过程不仅涉及到技术层面的跃迁，还带来了传播主体形态方面的革新。

当前，AI主播可以通过数字孪生形成“类主体”样态，但拟身性建构存在人文本质缺位的问题。AI主播在自我意识以及生命体验方面存在的欠缺，导致其生成的“真实感”仅仅只是通过算法模拟出结果。本文将围绕“技术演进为脉络、哲学本质为核心、应用效应为支撑”的脉络，对AI主播拟主体性本质及文化传播双重效应进行探析，回应智能传播时代媒介变革深层命题。

一、AI主播的技术演进与创新发展

（一）跃迁：从“机械仿效”迈向“协同共生”

AI主播的技术演进呈现为“虚拟主持人、虚拟主播、AI合成主播”的三大阶段[1]。第一个阶段是2001至2015年的虚拟主持人时期，具有典型性的是英国的Ananova以及中国的“GoGirl”，其信息输出带有明显的单向性和机械化的特性，技术所遵循的逻辑还停留在把媒介当作工具这样的认知层面上，这没有达成真正意义上的人机交互状态。

第二个阶段是2016至2020年期间进入虚拟主播的时代，在此期间，随着深度学习在语音识别以及3D建模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AI主播逐渐具备了动态响应的能力。2018年，央视推出“小小撒”与真人主播同台主持，标志着虚拟形象和真人主播初步达成了协同合作。

第三个阶段从2021年开始步入了AI合成主播的新时期，朝着多模态交互以及由数字孪生来驱动的方向发展。正如人民日报在两会期间所推出的“任小融”，能够达成语音、表情还有肢体动作的同步呈现，并且还借助用户画像算法给出个性化的内容推荐，展现出IP化、条线化的生态协同特征。

（二）革新：技术与形态的多维破局

1.技术维度：多模态具象化交互

技术创新是AI主播得以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尤以在具象化情感交互与数字拟真孪生方面具有较为突出的体现。多模态的具象化情感交互把自然流畅的语言处理、数字化视觉呈现以及还原度高的语音合成技术整合起来，AI主播能够实现语义理解、情感反馈以及视觉互动的统一。而数字孪生技术则进一步将物理身体与虚拟形象之间的界限予以模糊化处理。

2.形态维度：多元化视觉呈现

算法层面的持续优化能助力“千人千面”的精准传播策略，AI主播依据受众喜好可动态调节内容架构以及表达形式，例如形态方面的创新有超写实型的“任小融”、二次元型的B站“皮套主播”和功能型的冬奥会“AI手语主播”同时发展，满足多元用户群体的文化需求。这种形态多元化反映了AI主播从“单元工具”向“多元主体”形态的转变。但需要注意的是，这种“主体”仍是表象上的，其本质依旧是处于技术架构之下的功能性的模仿状态。

二、AI主播的主体性哲学辨析

（一）理论基础：主体性的哲学界定

在AI主播主体性的问题上，需要回归哲学对“主体”的本质界定。从西方哲学传统中的主体性来看，笛卡尔以“我思故我在”确立认知主体自明性，奠定了近代主体性哲学基础，但完全基于抽象理性的主体观而忽视了人的实践维度。马克思从实践出发，指出主体性在劳动与社会交往中生成，包含自主意识、实践能动性与价值判断。

反观AI主播，虽说它的表达方式跟人类颇为相似，然而其运行还得依靠预先设定好的算法以及经过训练的数据，并且缺乏自我意识觉醒的能力，也没有主动改造客观世界的能力，没办法像人类主播那样传递情感与态度，这就体现出人类主体性里那种不可复制的情感共鸣以及价值判断。

（二）AI主播形态：技术具身视角下的多元存在

依据唐·伊德的“技术具身”这一理论来看，人工智能技术不再只是工具，更是人类身体的延伸与改造，人与技术的关系是一种“具身”关系。基于此，从物质身体维度来看，AI主播展现为虚拟性与非生命性的存在形态。

传统主播受人类生物体物理边界限制，像疲劳、疾病、感官局限和生理需求等因素都会影响其持续性和表现力，但AI主播则不同，它并不依靠血肉之躯，不需要休息和进食，能够全天候运作，能突破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实现近乎无限的在场性。然而，AI主播虽然在外形与行为上模仿得很像，但始终停留在表象层面，无法真正“感受”世界。这种无感知的“身体”一方面体现技术进步，另一方面也说明人工智能与生命体之间存在难以跨越的本质差异：它可以模仿动作，却无法体会动作背后的意义；它可以呈现表情，却无法理解笑容背后的喜悦。因此，AI主播的物质性是一种被编码的、数字化的拟态，是科技对人类身体的重构，而非复制。

（三）本质对比：主体性与拟主体性的差异化呈现

正所谓“主持人节目由于人格化传播而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和引导作用”[2]。溯源人类主体性的本质，真人主持所拥有的自主意识、情感共情、价值判断是人工智能无法复刻的且无法切身感知的关键特质。虽然媒介技术凭着先进的手段为AI主播创造出了新的虚拟人格，例如第六代微软“小冰”的最大特点：从一个聊天机器人转化成一个完整的情感计算框架，再从情感计算框架转化成各种各样的产品形态，通过各个垂直领域进入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了与真正的主持传播主体越来越接近的虚拟人格传播主体[3]。

究其根本，AI主播的“拟主体性”本质是技术架构决定的功能性模仿，“虚拟人格”使AI主播具备构建“类真”的能力[4]，形成传播意义上的“准主体地位”，但这种主体性无内在自发生成机制，没有欲望、无需认同建构，也不参与社会实践历史进程，无法发展出真正价值体系，这也从另一个侧面佐证了马克思实践论中主体性源于人在对象化活动中对自身本质力量确认的观点。

三、AI主播的文化传播效应

（一）积极效应：技术赋能与传播革新

随着智媒时代技术不断演进，AI主播所开展的文化传播活动呈现出效果的双重特性。当人类和媒体展开互动的时候，往往会不自觉地把有着拟人特征的AI主播当作真实的社会行动者来看待，进而赋予其传播的内容具有更高可信程度以及接受程度的意义。

1.传播效率的突破性提升

在技术加持下，AI主播取得了传播效率的突破，就像北京冬奥会期间的AI手语主播，其借助深度学习等一系列技术能够实时地传递赛事相关信息，为听障群体提供服务，服务人次超过了三千万；又如人民日报的“任小融”，在全国两会报道当中支持多达8种语言的播报，单场直播所达到的海外触达量突破了五百万次。

2.场景的多元化拓展

场景的多元化拓展彰显了AI主播的延展性功能。其角色从新闻播报延伸至财经、文化、政务等领域，形成专业化传播格局。央视财经“AI王冠”以可视化形式呈现出复杂指标的宏观数据能力，能够帮助受众提升理解度；国风虚拟主播“筱竹”演绎非遗技艺，抖音单条视频播放量破两亿次，激活年轻群体对传统文化的关注。

3.互动模式的创新与传受关系的重构

从单向传播转变成双向互动的创新模式，弱化了传统媒体原本所充当的中介角色，进而给传授关系赋予了“去中介化”的特性，有力地推动了文化传播的社交化发展。例如“任小融”借助H5定制内容，让百万用户能够自定义信息的呈现形式，用户可以提出问题，AI会实时做出回应，由此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用户的黏性以及参与的程度。

（二）消极效应：技术局限与风险挑战

以技术逻辑为主的AI主播，在文化传播方面仍存在不少负面效果。

1.情感空洞与传播失温

当前，AI主播的情感空洞以及传播失温的问题仍然无法消除。这种“失温”的根本原因在于，AI主播所表现出来的情感是依靠算法进行模拟得来的，并非基于真实的体验而产生。它无法理解灾难所蕴含的深层含义以及人性方面的关怀慰藉，其预设的表达框架对它呈现复杂情感起到了限制的作用。

2.算法驱动的文化同质化

由算法生产出来的内容可能让文化多样性受到削弱，进而形成所谓的“信息茧房”，最终出现文化同质化以及群体撕裂的情况。而且程序化地复刻主流文化模板，还会使得少数民族语言以及地方性知识的可见度降低。

四、AI主播的伦理困境及其根源

（一）AI主播面临的核心伦理困境

AI主播于数智时代得到广泛运用，持续对传播伦理边界发起挑战，其真实性困境表现得格外显著。

1.真实性困境：从信息真实到认知真实的坍塌

生成式人工智能借助深度伪造手段，打造出极为逼真的播报形象以及语境，对新闻真实性所赖以存立的根基造成侵蚀。刘海明提到，技术对新闻真实的冲击已经具体呈现为虚假新闻场景的生成以及扩散情况，如未经核实的AI播报内容在社交媒体上快速传播，引发公众产生误信误传以及社会出现恐慌等状况。如此一来，技术逻辑占据主导地位，其效率优先的原则无视传播所涉及的人文价值层面，最终形成了技术理性对人文精神的压制态势。

2.责任归属模糊：从“人的责任”到“机器的推卸”

在人机协同所构建的信息传播架构当中，开发者、平台运营方以及终端用户彼此之间原本应连成一体的责任链条出现了十分明显的断裂情况。每当AI主播因为算法存在偏差或者数据有所缺陷而发布出错误内容的时候，后续的追责过程往往陷入“责任漂移”的困境之中。这种责任归属上存在的模糊不清的地带，一方面问题制造者的主体认定不清，问题责任方是机构还是AI技术提供方有待厘清，同时限制了受害者能够获得救济的途径，另一方面在不知不觉间助长了技术被滥用所引发的伦理隐患。

（二）伦理困境溯源

1.技术理性对人文精神的压制

目前，在技术与人之间的深层次矛盾中存在“技术理性压倒人文关怀”的趋向，即人为了追求信息生产的效率与自动化，过度依赖AI主播与算法推荐，进而忽视了信息本身所承载的情感温度与价值导向，致使机器的“快”与人的“暖”之间产生断裂[5]，传播出现“冷漠化”以及“工具化”的情况。观众在接收信息时，不仅仅需要速度与精准，还期望能够理解、共情以及传递意义，而这些恰恰是冰冷的技术逻辑难以取代的。

2.认知错位：受众对AI主播的“拟人化”误解

当“认知错位”发生时，人们往往会把声音听起来很自然且表情极为逼真的AI主播错误地当作是有真实情感以及独立意志的“人”，并且还会对其滋生出信任乃至情感方面的依赖。这种所谓的“拟主体性”的错觉，使得工具与主体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不仅可能让人们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对真实人际传播的关注度，还可能在不知不觉间就被算法所操控却全然不知情。

五、AI主播赋能文化传播的规范路径

（一）哲学层面：确立“人本主义”的核心导向

在数智化时代中，AI主播主体性的建构应当始终把人本主义当作价值方面的坐标。崔洁所提出的“人机耦合”这一理论着重指出人类在意义生成方面是核心的枢纽所在，其严格地将AI主播限定成工具性的辅助角色，一方面对唐·伊德“技术具身”理论里有关“人与技”关系的哲学思考做出了回应，另一方面避免了因技术异化而出现的主体让渡方面的风险。

正如央视AI手语主播虽具备高精度手语转换能力，但内容选择、语境把握及情感基调都是由人类编辑团队来把控的，以此来保证传播的时候能体现出人文温度以及伦理责任。

（二）应用层面：人机耦合协同下的规范把关

技术系统不能只是机械地模仿人类，而应当懂得“有温度地回应”。虽然AI主播日益增强的“具象化情感表达”[6]，它能让算法在语音、表情以及动作等多种交互形式当中传递出更为真实的感染力，但并不能只是单纯地追求“类真”和“拟真”，而忽略了伦理底线，走向情感操控或者认知诱导的错误道路。

真正值得去追求的，是将人文关怀一点一滴融入到代码之中。就像人民日报所推出的“任小融”，它不仅是一个能够说话的形象，也是一种具备责任感的AI拟人化的技术探索。在其推荐机制的背后，存在人工审核的严格把关，还有对价值观的精准校准，不会让算法仅仅因为效率的驱动就把用户局限在狭小的信息圈子当中。它在“推得准”和“推得对”之间找到平衡，让技术服务于人，而不是反过来牵着人走。

结语

AI主播作为技术与文化交融的产物，其主体性建构不仅关乎传播形态的革新，更触及文化传播深层的价值取向。就AI主播主体性的建构以及文化传播的优化而言，技术不能把替代人类当作最终目标，而应当在人本逻辑的指引之下达成价值的回归。AI技术下的拟人主体，从来不是取代人类的“超级主播”，而是能与人彼此成就、共同守护公共话语温度的行动者。只有当技术理性和人文关怀达到动态平衡，才能使文化传播在智能化的发展进程当中维持其原本真实的温度以及深度，推动“人机协同共生”传播生态的真正落地。

（作者系长沙学院马栏山新媒体学院硕士研究生）

摘自《华声·传播观察》

作者：龙攀行

责编：罗嘉凌

一审：黄帝子

二审：苏露锋

三审：范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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