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王健 卿立君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也是实际工作的切入点。当前，湖南乡村产业发展面临着产业结构性失衡、要素支撑不足、公共服务短板、绿色动力缺乏和政策执行错位的问题，必须实施系统性、靶向性的改革，从根本上推动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和“价值驱动”的深刻转型，促进湖南乡村产业从传统经济的“跟随者”，转变为乡村生态经济的“价值引领者”，推动乡村产业发展壮大。

第一，重塑湖南乡村产业规划与执行落实机制。破解“结构性失衡”与“执行机制错配”问题，必须推动乡村产业规划科学化、决策精准化、执行协同化。一是统筹做好乡村产业规划重塑。建立“乡村产业大数据决策平台”，绘制全省“乡村产业分布地图”，根据湖南乡村不同区域的资源条件，大力发展特色农业产业集群，打造乡村区域公共品牌；推行“政策影响评估”制度，建立项目化管理与动态监测机制，对乡村项目进行循证决策与精准调控。二是加强对乡村产业项目实现精细化管理。统筹解决乡村产业的规划、标准、政策堵点，明确错位发展方向，严控同质化竞争；建立差异化考核指标体系，大幅提高“产业质量指标”在政绩考核中的权重；引入第三方专业机构进行中期和终期评估，将考核结果与干部选拔任用、财政资金分配、项目安排直接挂钩。三是构建乡村产业政策执行落实机制。整合财政、金融、土地、人才等各类政策，定向支持乡村重点产业和主体，严控低效重复建设；建设“乡村产业数字化赋能平台”，全面放开乡村产业准入门槛，提供数据、技术、金融、营销一站式服务。通过“产业系统性重塑”来实现乡村产业可持续性发展，切实将乡村资源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和产业共享红利。

第二，构建湖南乡村产业要素市场化配置体系。解决“要素支撑不足”与“产业服务滞后”问题，必须构建要素市场化配置体系，提升产业要素资源的配置效率。一是建立乡村人才要素配置体系。建立“湘才回乡”信息化平台，实现人才需求发布、政策咨询、项目对接、服务保障“一网通办”；设立省级乡村产业人才基金，县（区）作为实施主体，打好“落户补贴、项目跟投、贡献奖励”等组合拳，大力引进和留住乡村产业人才；培育乡村本土职业化队伍，实施乡村产业合伙人计划，与职业院校、龙头企业合作，开展订单式、定制化技能培训，激发乡村产业人才活力。二是创新乡村产业绿色金融产品。探索银行创新金融产品新模式，以碳排放权、生态补偿收益等作为质押物，开发推广“高标准农田建设贷”“绿色技术应用贷”等；引导社会资本有序下乡，委托专业信托公司运营，将分散的农村闲置宅基地、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等打包，实现“资源变资产、资产变资本”的稳定收益等；扩大乡村农业保险覆盖面，发展特色农产品保险、价格指数保险等，帮助经营主体规避市场风险。三是打造乡村产业数据技术服务平台。推进乡村产业大数据体系建设，整合涉农部门数据、物联网数据、市场交易数据等，构建全省统一的“乡村产业大数据中心”；搭建乡村产业服务协同平台，每个县建设或升级一个实体化运营的乡村产业服务中心，培育本土化和专业化市场服务主体，提供政策、法律、会计、电商、认证等市场化专业服务，解决服务碎片化、政策兑现难、要素对接慢等核心痛点，为湖南乡村产业发展提供“一站式服务”。

第三，创新湖南乡村产业基础设施投营模式。破解“公共设施短板”与“供需脱节”问题，必须全面提升乡村基础设施的长期效益。一是推行乡村产业设施一体化模式。乡村产业基础设施要完成顶层设计、立项和土地供给，明确项目功能、标准和绩效要求；以县域或乡村为单位，将经营性产业项目与配套基础设施（如冷链、物流中心、数字基建等）打包，进行一体化投资开发；引入专业运营商负责运营，其资金按绩效指标分期支付，确保设施“建成即用、持续好用”；乡村产业基础设施特许经营期满后，项目设施完好、无偿移交给指定机构，快速形成产业承载能力。二是打造乡村产业基础设施服务平台。全力打造全省乡村产业基础设施服务“总入口”和“资源池”，鼓励成立省级或区域级的乡村产业基础设施服务平台，或通过特许经营方式吸引各类企业服务商，提升乡村产业基础设施的利用率；鼓励市县、企业在相关产业领域进行整合突破，服务于全省优势特色产业集群，统筹乡村产业基础设施投资的精准规划、建设和运营，不断提升乡村产业链协同发展能力。三是实现乡村产业设施收益机制共享化。探索“乡村产业基础设施需求清单”申报制度，在项目立项前，进行覆盖广泛经营主体的需求听证与公示，使乡村公共服务供给精准匹配需求；推行“农民点单、政府派单、企业接单”运行机制，让经营主体从“被动接受者”变为“主动参与者”；精准对接乡村产业发展的需求和供给，乡村产业基础设施以“服务包”形式向社会力量公开采购，切实将乡村分散、真实、动态的产业服务诉求，转化为政策与服务的有效供给。

第四，健全湖南乡村产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破解“绿色转型动力不足”和“生态效益难转化”问题，必须通过制度创新、市场驱动和科技赋能，为乡村产业注入可持续的动力。一是建立乡村“生态资产”核算与确权体系。推动出台省级GEP核算立法与标准化，强制要求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如环洞庭湖、武陵山区）定期发布GEP核算报告；发放“生态资源资产权利凭证”，对森林、湿地、农田等生态资源进行确权登记，向村集体、合作社或农户颁发资产权利证书，明确其经营权、收益权；建设“生态资产数字地图”，运用遥感、物联网技术，动态监测生态资源存量与功能变化，实现“一张图”管资产。二是构建乡村“生态产品”市场化交易平台。开展生态资源摸底与核算，成立“湖南生态产品交易中心”，打造区域性生态权益（碳汇、水权、排污权）交易平台，推动金融机构、上市公司、消费者等参与购买等；探索绿色“生态信用”金融产品，设立“绿色转型风险共担基金”，推出“绿色转型保险”，为企业、农户和合作社贷款贴息、保费补贴和风险补偿，降低转型门槛。三是打造乡村“生态品牌+”产业模式。实施“湘品生态”区域公共品牌战略，建立全省统一的、最严苛的生态农产品标准、认证和区块链溯源体系，通过高端渠道建设和品牌营销，塑造“优质必优价”的市场认知；推动“生态溢价”反哺生产端，建立基于区块链的智能合约系统，确保消费者为生态标签支付的溢价，按比例返还给企业、农户和合作社；拓展“生态+”融合业态，大力发展“生态研学”“生态康养”“生态文创”等，将生态价值植入旅游、文化、健康等产业，为乡村产业发展注入绿色内生动力。

第五，深化湖南乡村产业“产权与利益联结”改革。破解“体制机制不活”和“风险防范薄弱”问题，必须通过产权界定和股份化的联结方式，确保产业红利惠及人民群众。一是深化乡村产权制度“深度赋能”改革。通过拓展乡村产权权能，推进“三权”分置深化，在试点地区，探索赋予农民更完整的宅基地、集体资产股权等抵押、担保、转让权能，因地制宜发展乡村民宿、文创等产业，为吸纳外部人才和资本预留空间；创新集体资产运营模式，推广“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社+专业运营公司”模式，将集体资产委托给市场专业机构运营，实现保值增值，农民按股分红。二是创新乡村股份化利益联结模式。强制推行“保底收益+二次分红”契约，在政府扶持项目中采用此利益分配模式，并利用技术确保透明；发展“土地股份合作社”和“服务股份合作社”，引导农民以土地经营权入股组建合作社，由合作社统一对接企业或自主经营，按土地份额和交易额双重分红；培育“链主企业领办型”产业化联合体，鼓励龙头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小农户组建“农业产业化联合体”，通过统一生产标准、品牌营销、利润返还等方式，形成紧密利益链条。三是构建乡村产业治理与风险防控体系。强化基层党组织领导核心作用，提高基层党员干部的综合能力和素质，形成“党小组+产业”的管理模式，破解了农村基层党组织在乡村产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构建乡村现代产业治理与风险防控体系，推行“乡村产业运营数字化平台”，探索企业、合作社与联合体规范化治理，实现体系全覆盖和常态化运行；建立常态化监测体系，引入第三方评估机构，保障成员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推广多层次保险体系，建立风险识别、评估、处置机制，降低乡村产业应对的突发性市场风险。因此，构建乡村产业化治理与风险防控体系，这不仅为乡村产业带来经济收益的重新分配，还将重塑乡村社会的生产关系与治理结构，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综上所述，推动湖南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系统工程，不能一蹴而就，也无法单点突破。这要求我们从根本上转变发展理念，从“以GDP为中心”转向“以人和乡村价值提升为中心”，从“行政主导”转向“市场主导、政府引导”，从“资源消耗”转向“生态增值”。通过“规划重塑”优化产业空间布局，通过“要素改革”激活内生动力，通过“模式创新”筑牢发展基石，通过“生态转化”培育绿色动能，通过“利益共享”保障公平共享，五大举措环环相扣，形成合力。

（本文作者王健系湖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卿立君系湖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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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