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艺珑

深耕于当代长篇小说领域，晏杰雄构建了一套具有示范意义的研究方法。以其论文《新时代方志体长篇小说的文体特征》为中心，可见其批评方法主要体现为四个方面：一、以“方志体长篇小说”这一锐角度为钻头，层层掘进，深入剖析小说的内部构造；二、以新概念的命名为理论工具，划定范畴边界，发掘新变特质；三、以文本细读为基础，由文本细节推导作品的深层意蕴；四、以文学史意识为轴，在历时与共时的参照中，阐明长篇小说对传统资源的继承与转化。晏杰雄的研究方法紧贴创作实际，为把握正在生成的文学经验提供了有效的切入路径。

近十年来，晏杰雄将目光聚焦于21世纪长篇小说这一充满活力、变动不居的文学现场。他始终保持着一种“在场”的姿态，既是冷静的研究者，又是热情的评论者。通过追踪当代长篇小说的最新动态，他能够敏锐地感应小说发展中细微的脉动。十余年来，晏杰雄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中国文学批评》《文艺争鸣》等专业期刊发表评论120篇，其中CSSCI论文50多篇。其关于长篇小说的系列评论广受学界关注，得到《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多次全文转载。专著《新世纪长篇小说文体研究》入选中华文学基金会“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先后获得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优秀成果奖、湖南省青年文学奖等重要文学奖项。

在大量阅读文本和了解文坛现状的基础上，晏杰雄往往能从文学界纷繁的表象与争议中，察知文学发展动态，提出原创性观点。早在2009年，当文学界普遍弥漫着唱衰中国当代文学的悲观论调时，晏杰雄在博士论文中发出了一个清醒而坚定的声音。他具前瞻性地预判：“在未来的一二十年，在我国也许会出现一个长篇小说的黄金时代。这个黄金时代的标志是伟大小说家和伟大小说的出现。”仅仅几年后，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印证了他当年的学术预判。

21世纪以来，在对百余部代表性文本进行体系化梳理后，晏杰雄提出了“向内转”的核心观点。他指出：“长篇小说文体开始‘向下降’和‘向内转’，越来越成为内在化的东西，文体的美表现为‘有意味的形式’和不事张扬的自然美。从新时期到新世纪，文体和内容经历了一个由合到分、由分到合的过程，实现了一次漂亮的回归。回归不是回到老地方，而是一个螺旋式的前进过程，文体由此达到自己应有的位置，显示出一种成熟内敛的风韵。”这一论断，是业界首次对新世纪长篇小说的文体演变做出整体性界定，是一次切合创作实际的明确判断，不仅获得了文学界众多作家的共鸣，更被学界广泛征引，成为理解当下文学创作一个有益的理论参照。

晏杰雄始终扎根在当代长篇小说研究领域，努力把即时性的感性评论引向专业的、体系性的研究，使之学理化与学术化，并摸索出了一套较为独特的研究方法。论文《新时代方志体长篇小说的文体特征》是其批评方法较集中的体现。在文中，晏杰雄并未停留于故乡书写题材讨论，而是聚焦于文体特征，通过严谨的体例分析与名实之辨，论述当代作家如何对这一古老体裁进行守正创新，从而展现了一种兼具专业深度与现实温度的文学研究方法，证明了优秀的批评应当在理论与文本的深度对话中，去发现并命名那些正在生成的文学经验。

一、角度阐释：思想的钻头

文学批评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切入角度是否精准有力。诚如晏杰雄所言：“所谓‘角度阐释’，是指在新时代语境下面对某一长篇文本，我们采取‘角度+阐释’的方法，即选取与文本对应的小角度，征用阐释学的理论资源与实践方法，以期获得一种纵深的、开放的、抵达本质或‘真理’的文本细读。”也就是说，构建一种行之有效的批评方法，需要研究者寻得一个微观视角作为突破口，同时又蕴含深刻思想潜能，即学界多年以来提倡的：“口子开得小一点，挖得深一点。”试看晏杰雄在论文《新时代方志体长篇小说的文体特征》中对《铜座全集》《北流》《秦岭记》《燕食记》等作品的处理，他未囿于学界已泛化、钝化的“地方写作”“乡土书写”等题材类标签，转而从形式层面探骊得珠，敏锐地指出这一批小说实现了传统方志体体例的现代转化。由此，他跳出既往研究的视野，从中国叙事传统的内部出发，以“方志体”这一角度为钻头，向文本内部不断钻探，在文体、传统资源与现代经验之间，开辟出一条独具只眼的批评路径。

锐角度的成立，依托于批评家对文本内部结构、叙事肌理的逐层掘进。所谓：“凿井者，起于三寸之坎，以就万仞之深。”角度阐释是一种集中而非发散的研究方式，要求研究者在选定角度后便“咬定青山不放松”，将问题意识化作一枚锋利的探针，向着文本的岩层深处垂直掘进，务求深透。晏杰雄在论述中紧紧锚定“方志体”，心无旁骛，笔力全数倾注于对小说体例特质的剖析上。他以霍香结的《铜座全集》作为标志性的文本案例，首先锁定其七卷六门的整体结构，将之与宋代方志《吴郡志》的三十九门目进行逐项比照，初步勾勒出《铜座全集》与方志体之间的文类关联。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详细检视《铜座全集》对方志体基本元素的征用，包括凡例、图体、表体等形式性要素。小说中二十余幅地形图、牛图、符书，以及诸如《祖语中的ia韵》等表体内容均被系统纳入论证范围。这些可量化、可指认的具体文本证据，有力地证实了《铜座全集》与方志体的内在关联，为后文的深入论述铺设了坚实的基础。与此相似，在论文《人物话语间性与城市地图显影——论新时代长篇小说的城市叙事》中，晏杰雄以“人物话语间性”这一角度作为切入的利器，一路破开繁复的文本，捕捉到了小说中人物语词、对话往来等听觉层面的细微表达。他指出，这些看似零散的个体言语，实则通过“间性”的互动，动态地激活了依附于地理空间的生活气息与情感温度。

恰当的角度，是介入文本的破题之钥。唯有把握正确的角度，批评方能摆脱惯性思维的窠臼，直抵作品的幽微深处，实现表达的原创性。在关于罗伟章“尘世三部曲”的论述中，晏杰雄意识到既往“底层文学”的视角已无法有效阐释罗伟章的创作，故将批评视角转换至哲学层面，以“回归生命本体的民族寓言”为出发点，深入分析作品中生命感丰盈的叙事系统、万物有灵的泛神论和生命平等观，并指出，区别于传统乡村叙事对乡土经验与底层境遇的单纯再现，罗伟章在生命精神的纵深开掘中重置了叙事的着力点，呈现出新的美学意蕴与思想向度。可见，角度阐释是通往小说内核的必由之路，其本身包含着深刻的批评自觉，要求批评者摒弃对文本表层的简单滑行，以利锥般的穿透力向下深潜，从而挖掘出文本中潜藏的宝矿。

二、 新概念命名：理论自觉与工具建构

在当代文学的批评现场中，理论的活力往往体现为对新兴文学经验的捕捉与概括。通过命名，批评家得以界定研究对象的范围，在庞杂的文学现象中建构起一套具有阐释力的分析工具，从而将散乱的文学经验转化为创新性的学理表达。这种理论自觉在晏杰雄的研究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在论文《新时代方志体长篇小说的文体特征》中，他通过严密的排他性界定，提出了“新时代方志体长篇小说”这一核心概念，并以此作为一种具有规范意义的设计基准，完成了对特定文学现象的描述。

在此文中，晏杰雄首先进行了严格的名实之辨。他指出：“新时代以来被批评家命名为方志体的长篇小说数量不菲，但从文体上看大多数存在误判，它们仅因写地方题材而被命名，实则并不具备传统方志体‘横排门类’‘详今略古’等特征。”当前学界，不少论者将凡是涉及地方题材或采用线性历史叙述的作品都笼统地归为“方志体”，他认为，这是一种基于题材而非文体的误判。为了纠正这一视差，他确立了严格的体例标准：“新时代方志体长篇小说应是真正承继了古代方志体要素的作品，如创作从书写地方史出发，采用‘横分门类、纵述历史’的基本体例，全方位记录某地的地理、风俗、民生、人物、事迹等，最终建构起一部地方整体史。”这些命名标准有力地将那些分类含混的作品与真正具有方志体文体特质的作品区分开来，同时也将“方志体”从一个模糊的题材概念提升为一个严谨的文体学范畴。通过“命名”，晏杰雄厘清了研究对象的边界，剔除了名不副实的杂质，为后续的文本细读和文学史定位确立了前提。可以说，这种命名行为实则为一种理论上的徙木立信。它确立了批评的标尺，引导我们将目光聚焦于值得关注的重要议题。

此外，晏杰雄的“命名”还是一种深层的理论建构。它不仅起到划定边界的作用，还生产出新的批评视域。在辨明了新时代方志体小说对传统体例的形式承继后，晏杰雄并未止步，而是进一步深究其对古方志的超越。他将这种继承与新变归纳为：“一是对方志体门目体例自觉或不自觉地对接，并承续了古代经籍的旨义；二是赋予了古代方志体现代空间小说的质感与张力；三是采用人类学的厚描述方法，从方志体叙录的博观约取扩展到博观微取；四是从方志体的非虚构引渡到文学的虚构，拓展和丰富了记叙语体。”如果说对形式体例的确认，旨在完成文体边界的廓清；那么对艺术创变的深入挖掘，则意在进行特质的阐发，打开批评的视野。正是基于这种界定性与建构性并重的概念推演，晏杰雄在确立新时代方志体长篇小说独立品格的同时，揭示了该文体在形式艺术与美学建构上的质性突破。

在论文《人物话语间性与城市地图显影——论新时代长篇小说的城市叙事》中，晏杰雄展示了一种较专业的命名策略，即理论资源的跨界综摄与创新。他并未直接将西方叙事学的既定术语套用至文本分析中，而是提出：“不妨将‘人物话语’与‘间性’缔合为一新概念。”他首先上溯至现象学大师胡塞尔的“主体间性”概念，将其作为新概念的哲理根基；继而引入巴赫金关于言语交际的观点，将其作为前提。通过熔炼这两个理论资源，晏杰雄提出了“人物话语间性”这一崭新的概念，即：“不同人物话语之间互动联系与交相建构，以主体性、交互性、动态共识性为根本特性，聚焦的是应答式对话秩序所形成的关系状态和互涉处境。”新概念为分析新时代长篇小说提供了一把独特的钥匙。借此，批评家的目光得以穿越静态的表象，深入小说的肌理之间，发现其中意蕴深远的奥秘。

同样的理论自觉也体现在《新乡土叙事：回归生命本体的民族寓言——罗伟章“尘世三部曲”综论》一文中。面对罗伟章创作中复杂的乡土经验，晏杰雄围绕近年学界“新乡土叙事”这一总命名，引入了一系列阐释性的子概念，构建起一个立体的批评话语体系。例如，为了阐释罗伟章在乡村书写中独特的生命美学，晏杰雄引入了“情物论”与“泛神论”这两个具有中国传统文论色彩与哲学意味的概念。他借此指出，罗伟章继承了刘勰《文心雕龙》中“情以物迁，辞以情发”的传统，并在现代语境下发展出一种万物有灵的生命平等观，这是其独特的文学价值。

由此可见，新概念的命名与征引是批评家进入文本、把握文学规律的重要方法。上述论文，都体现了晏杰雄作为批评家灵活而深刻的命名策略。他能够围绕一个核心的锐角度，构建起一个相互支撑、互为表里的概念系统，进而对研究对象进行具体解读。这种敢于创设新概念的理论勇气，无疑是可贵的。

三、文本细读：批评的实证基础

优秀的文学评论，固然需要在角度与概念上高屋建瓴，但这仅是方法论的骨架。真正支撑评论血肉、赋予其说服力的，是来自文本细读层面的具体而微的实证。唯有耐下性子，放慢脚步，认真感触、体察文本细节，方能溯流而上，抵达作者的深层立意。在晏杰雄的论述中，文本细读铺就了最坚实的底色。他于细节处摩挲，在语言中体察，向叙事背后的意识深处循迹。凭借耐心地打捞，隐蔽的结论得以渐渐浮出水面。

在论文《新时代方志体长篇小说的文体特征》中，晏杰雄将目光投掷于《铜座全集》中对一枚薜荔青果的描写。他指出，霍香结以一种近乎博物学家的耐心在书写，从青果的外皮到内瓤，从海绵质感、淡紫颗粒到白色花蕊，巨细无遗。这种逼真而克制的非虚构笔法，剥除了物的神秘光晕，赋予其无可辩驳的确证性，显现出一种田野考察式的观看姿态。这枚青果，也由此成为他透视小说文体特质的关键，他指出：“（霍香结）从传统小说的白描走向深描，满怀兴致地触摸地方物性所有组成的细微之处，全面呈现村庄事物的形状、材料、层次、物理等，并且借助人类学的穿透力抵达地方生活材料之下的文化原型，即书中所说的实感或集团心理的东西，建构起关于故乡的体系庞大的百科全书。”由此可见晏杰雄对小说文本细微、踏实、诚恳的勘探精神。通过充分、全面的细读，他几乎隔着文字触摸到了创作者的精神实体。这种沉潜于文本的态度，也同样体现于晏杰雄关于其他作品的细读中，他对每个作品的精神意蕴与创作形态都有着深切的体认。试看他关于《北流》的评价：“全书由大量感受片段组成，细叙故乡人事风土，但每个片段都笼罩在李跃豆怀旧的光晕中。这种感受如此细微发达，以至一棵尤加利树、一朵鸡蛋花、一个方言词汇以及一段异乡的旅行，都染上了李跃豆的气质，作为标本当然也是北流的气质。”这种富含美感与个人深情的表述，源于细读过程中批评家与文本的情感共振。正是循着这种丰沛的主观体验，他捕捉到了新时代方志体长篇小说的现代秉性，进而指出其与古代方志的写作传统之间存在分隔。在此，文本细读成为区分古今文体属性的关键。

同样的细读策略，也体现在他关于罗伟章“尘世三部曲”的综论中。借由细读，晏杰雄透过自然生灵的描写直抵作者的生命理念。《声音史》中拥有个人意志的房屋物件，《隐秘史》中为尊严自溺的泥蛇，实则都是对万物意志的庄严确证。他由此指出：“种种叙述话语显然已超越简单的拟人手法，而是将万物的灵魂与人类灵魂放置在同一海拔上，去辨析它们的思想深度、精神高度。”在论及《声音史》关于“召唤群鸟”的描写时，他穿透奇诡表象，作出深刻的论断：“人与人的平等不只被提升到了生命与生命的平等，还一层层延展至非生命物体所体现出的生命感与人之性灵的平等。”由此可见，唯有沉浸地体察文本细节，抽丝剥茧，才能提炼出实质性的、有价值的文本内涵。

此外，文本细读是阐发新概念的基础。在论文《人物话语间性与城市地图显影——论新时代长篇小说的城市叙事》中，晏杰雄通过细读文本中那些看似随意的日常对白，识别出人物语言之间的内在联动与空间指向性。例如在分析《繁花》《烟火漫卷》《烟霞里》等作品时，他注意到人物在语言中反复提及街巷、桥梁、店铺、弄堂，进而指出：“这些长篇小说均镂刻着地方意识的迹象，人物话语往往拥有链接至地标性空间的能力，并且完成交互式的双向确认。”通过这种追踪式的细读，他建立起语言与城市地标的关联。即地标在话语中召唤，城市在语言互动中浮现。语言把人带入城市，也将城市带入人。人物话语由此具有地图显影的功能。

由此可见，文本细读是发现意义、搭建框架的源头活水。立足细读，他将散落在文本各处的蛛丝马迹连缀起来，使零散细节互为佐证，从而支撑起严谨的学术论述。可以说，文本细读使他的文学批评避开空洞的概念化倾向，回到文学自身的语言形态与叙事艺术之中。唯有扎根于文本细读，论述才能既扎实可靠，又兼具思想的锋芒。也唯有通过细读，批评家才能从个别文本的缝隙中，寻找到文学史脉络的隐现。

四、文学史意识：比照与定位

优秀的文学批评必然拥有深远的文学史意识。通读晏杰雄的论文，不难发现这种意识并非以宏论的姿态出现，而是以一种“比照”的方法潜伏于论述内部，成为他切入新时代文学的独特路径。一方面，他进行纵向的历时比照，将文本安放在更长的文学传统中，与历史中的文学资源和经典范式对话，从而看清其继承与偏移；另一方面，他展开横向的共时比照，把作品置于同一时代的文学生产之中，与相关文学思潮和同类文本相互映照。借助比照，他在具体文本与文学史之间搭建起一条来回往复的通道。

在论及新时代方志体长篇小说的文体特征时，晏杰雄通过三组历时比照，深刻揭示了新时代方志体小说如何在结构、叙事和虚构性三个维度，实现对中国传统叙事资源的守正创新。首先是结构层面的比照。论文指出，古代方志虽讲究横分门类，但各门类之间往往是松散的资料汇编状态，缺乏内在的叙事引力。而新时代方志体小说虽在形式上设“卷”“门”“注”“疏”等体例，却被赋予了现代空间小说的质感与张力。晏杰雄将其概括为“向内的收敛”与“向外的扩展”的辩证统一。前者以《铜座全集》为范本，视地方物性为纽结，形成聚拢万象的“黑洞式”文本；后者如《北流》般开放，赋予文本以未完成的生长性。借此，方志体从昔日那般松散、沉寂的史料陈列，蜕变为一种血脉贯通的审美有机体。其次是叙事层面的比照。传统方志在资料取材上遵循史家“博观约取”的原则，力求纲要式的简明叙录。而新时代方志体小说则走向了“博观微取”的路径，即在广博考察的基础上，引入人类学的“厚描述”方法。这种近乎科学考察的精细描写，赋予方志体小说以现代社会科学般的广博性，从而在文学内部建立起一部包罗万象的地方百科全书。再者是虚构性层面的比照。晏杰雄指出，古代方志本质上属于历史文类，是“纵贯时间”的记述语体，强调实录精神。与之相对，新时代方志体小说在方志体的基础上，模糊虚构的界限，植入散文语体、传说、诗歌等叙事资源，进行了文学性的转化。

由此观之，通过三组历时维度的比照，晏杰雄透视了新时代方志体长篇小说“旧瓶装新酒”背后的奥秘，阐发了其不可替代的文学史价值。作家们立足于深厚的文化土壤，以现代小说的技法重新激活了古老方志的体例。其创作在承载传统资源的基础上，获得了结构上的呼吸感、叙事上的显微力与艺术上的自由度。这不仅完成了对古典资源的返本开新，更为当代长篇小说如何在“史”与“诗”之间寻找新路，提供了理论启示。

这种“比照”的研究方法，同样被运用于新乡土叙事的研究中，成为发现、把握文学新变的关键。在历时维度上，晏杰雄将罗伟章的叙事与“五四”以来的乡土文学传统进行比照，并指出，罗伟章的创作引入了超乡土元素与先锋表达，不再仅仅关注乡村的凋敝与蒙昧，而是将乡村作为透视人类精神困境的一面镜子，超越了二元对立的传统模式，实现了由乡土写实到民族寓言的升华。在共时维度上，他将罗伟章的作品与“底层文学”进行了区分。他指出，罗伟章的写作不再局限于“底层文学”对苦难的展示。通过这种纵横双向的比照，晏杰雄得以揭示新乡土叙事的核心特质，即“回归生命本体”。

此外，在关于新时代长篇小说城市叙事的研究中，晏杰雄将“出走”这一母题置于文学史中进行比照，梳理出当代小说人物精神行旅的流变轨迹。传统城市文学中，“出走”往往伴随着明确的归途，即“城里人归向田野”的田园牧歌模式。然而，通过比照《耶路撒冷》《暂坐》《奔月》等作品，晏杰雄发现了一种新型的“出走”模式，即循环圈型的“出走”，人物从城市出走，却往往陷入“出走—回归—待续”的循环之中。这种比照揭示了新时代都市生活的深层问题，也折射出晏杰雄具备文学史高度的现实关怀。地理上的逃逸并不能解决心理上的游离与焦虑，这种“在路上”的未完成状态，映射了现代都市人精神无依的生存实相。可见，“比照”是一种强有力的反向定位机制，它使得批评者能够在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中，提炼出那些具有变革意义的新质。

晏杰雄为我们示范了一种兼具学理深度与情感温度的批评模式。他手持思想的钻头，不囿于成见，不滞于空论，紧贴文学发展的脉搏，在文本的岩层中开掘出一条通往意义深处的幽径。在繁杂的创作现象中捕捉文学演变的草蛇灰线，将那些被惯性思维遮蔽的文学经验重新照亮。其批评文字，兼具学术的严谨法度与散文的灵动气韵。在理论与文本的相互阐发中，他提出了关乎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创作经验的一些新命名，体现出理论自觉与敏锐的艺术直觉。晏杰雄以其实践证明，唯有深扎于文本的泥土，方能生长出思想的繁花。批评家不应是高高在上的判官，而应是俯身亲历的耕耘者，在对每一寸文本的详尽勘探中，聆听文学内在的呼吸。

作者简介：孙艺珑，中南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生。

(原载于《艺术评鉴》202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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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湖南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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