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毛雅琴

窗外寒风呼啸，我翻开萧红的《呼兰河传》：“严冬一封锁了大地的时候，则大地满地裂着口……”忽然想起，88年前，新年才过，在严寒的山西，丁玲与萧红有一次美好的相聚。

当时丁玲已奔赴陕北，担任西北战地服务团主任，率团来到山西临汾宣传抗战;萧红为寻求创作与生活的新方向，应邀与萧军、聂绀弩、艾青等人在山西临汾“民族革命大学”任教。民族革命大学为欢迎西北战地服务团，在萧红住所举办茶会招待丁玲。

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的烽火岁月里，丁玲与萧红——这两位杰出的女性，如同两颗耀眼却风格迥异的星辰。她们因文学结缘，因理想同行，既有着跨越地域与经历的精神共鸣，也在创作与人生选择中展现出鲜明的个体差异。二人的交集与分野，恰是那个时代女性写作者群像的生动缩影。

从“久闻其名”到“山西聚首”

1938年春丁玲与萧红(左)夏革非(中)在西安。资料图片

丁玲与萧红的相识，既源于共同的师友，也始于“双向的慕名”。20世纪30年代初，丁玲凭借《莎菲女士的日记》声名鹊起，其笔下对女性欲望与精神困境的直白书写，打破了传统文学的桎梏，成为“左联”文学圈中极具影响力的女性作家。而彼时远在东北的萧红，却因反抗包办婚姻、离家出走兼遇人不淑，在经济与情感的双重困境下经历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她辗转于哈尔滨、青岛、上海等地，用文字记录苦难、反抗命运，并以此寻求精神出路。

萧红进入丁玲的视野，起源于她们共同的导师鲁迅，得益于冯雪峰。

1934年11月1日，萧红与萧军带着中篇小说《麦场》(《生死场》出版前原名)手稿流亡上海，得到鲁迅先生的大力扶持。鲁迅不仅亲自为《生死场》作序、纳入《奴隶丛书》出版，还将《生死场》推荐给上海生活书店和《妇女生活》月刊，为萧红成名起到了关键助力。

当时，《妇女生活》月刊“读书栏”用五个页码的篇幅介绍了《生死场》，介绍说：“我是老实以为这作品是1935年所产生的中国最好的作品之一……这作品的技术也是优美的。叙事写景，都因‘女性作者的细腻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显着非凡的‘明丽和新鲜’。但虽是女性作者，其精神的健全，胸襟的雄迈，却并不亚于强壮的男子。”萧红被鲁迅称为“最有前途的女作家，很可能成为丁玲的后继者”。

二萧到上海时，丁玲正被国民党囚禁在南京，因对丁玲的慕名和关心，去信向鲁迅先生问询，鲁迅回复“丁玲还活着，政府在养她”。

1936年7月上旬，在冯雪峰的安排下，丁玲从软禁地南京乘火车来到上海，在俭德公寓房间内读到了冯雪峰事先为她准备的二萧等人的作品。

读完《生死场》后，丁玲对这位“从东北黑土地里生长出来的作家”充满好奇——她惊叹于萧红文字中“未经雕琢的生命力”，更认可其以女性视角书写底层苦难的创作立场。此时的二人，虽未谋面，却已通过文字完成了第一次“精神对话”。

1938年2月20日，山西临汾，两位互慕的才女就此相遇相识。在民族革命大学欢迎西北战地服务团的会上，萧红讲了她在专制家庭“不幸身为女子身”受虐待的故事。2月23日，在丁玲的鼓动和邀请下，萧红随团去运城、西安开展宣传工作。

据丁玲后来在《风雨中忆萧红》中回忆，初见时萧红“穿着一件浅灰色的单衣，头发剪得短短的，说话自然而真率，少于世故的样子”，而萧红对丁玲的印象是“丁玲有些英雄的气魄，然而她那笑，那明朗的眼睛，仍然是一个女子的柔和”。这段交集，让她们从“文字知己”变成了“现实中的同行者”。

共同的开辟

作为同时代的女性写作者，丁玲与萧红的共性，首先体现在对女性命运的深刻关注上。二人都曾经历过封建礼教的束缚与婚姻的挫折——丁玲早年逃离家庭，反抗包办婚姻，以《莎菲女士的日记》喊出“女性要掌控自己的情感与人生”;萧红则从封建家庭中突围，在怀孕、被弃的困境中挣扎，以《生死场》《呼兰河传》揭露女性在父权、夫权双重压迫下的“无声悲剧”。

她们的作品中，从未将女性塑造成男性的附属，而是让女性成为自身命运的叙述者：丁玲笔下的莎菲，敢于直面自己的欲望与孤独;萧红笔下的小团圆媳妇、王大姑娘，虽最终走向悲剧，却以“活着的挣扎”展现了女性的生命韧性。这种女性视角的自觉，让她们在男性主导的文坛中，开辟出独属于女性的书写领域。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的动荡时期。丁玲的《水》《母亲》聚焦工农阶级的反抗与女性在革命中的成长，将女性命运与民族解放结合;萧红的《生死场》以东北农村为背景，写农民在日军侵略与封建压迫下的“生死轮回”，让乡土叙事承载起家国情怀。

她们都拒绝“为艺术而艺术”，坚持文学要“为现实发声”——丁玲曾说“文学不能脱离时代，就像人不能脱离空气”;萧红也认为“我的笔要写我看到的、听到的，写那些受苦的人”。这种强烈的现实关怀，让她们的作品超越了女性文学的范畴，成为反映时代的社会史诗。

二人的互助也令人动容。

两人在山西临汾初遇时，丁玲见萧红衣着单薄，把皮靴和军大衣送给了她;萧红也与民族革命大学教师联名捐款为西北战地服务团购置照相机。并在丁玲的提议下，与塞克、聂绀弩、端木蕻良创作了多幕话剧《突击》在西安举行公演。

她们相处融洽，接触密切，一起去七贤庄“西安八办”见周恩来，一起唱歌，一起同住，一起痛饮，一起聊天，在彼此的人生长河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锋利的剑”与“温柔的灯”

常德市丁玲纪念馆。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邹尚奇 摄

尽管有着深刻的共鸣，丁玲与萧红在创作风格与人生选择上，却呈现出清晰的差异。

在创作风格上，丁玲的文字带着强烈的理性与革命激情，而萧红的文字则充满诗意的感性与乡土温情。丁玲的创作始终与革命进程紧密相连，她擅长以现实主义手法刻画宏大的社会场景，人物形象往往带有时代符号性，她的语言简洁有力，充满思辨色彩，读来能让人感受到时代的脉搏，如同一把“锋利的剑”。

而萧红的创作则更偏向个人化的记忆叙事。她不刻意追求宏大主题，而是从细微的生活片段入手，以细腻的笔触勾勒东北乡土的人情与风物。《呼兰河传》中祖父的后花园、街头的大泥坑、跳大神的场景，都是带着个人记忆温度的乡土素描。她的语言灵动而富有诗意，常以儿童视角观察世界，让苦难的叙事中透出一丝天真与悲悯，如同一盏“温柔的灯”。

丁玲积极参与“左联”工作，后来更是前往延安，投身革命文艺事业。她始终认为“文学要为革命服务”，甚至在创作方向与革命需求不符时，主动调整自己的写作风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她也一直活跃在文艺战线，为社会主义文学建设建言献策。

而萧红的一生，始终在“逃离与寻找”中度过。在全面抗战爆发后，她拒绝写“口号式”文学，认为“写自己不懂的事，只会写得空洞虚假”。她在西安与丁玲交流时说：“有各式各样的作者，就该有各式各样的小说。”并拒绝了丁玲邀其前往延安定居创作、扎根生活的提议。

双姝并立的文坛遗产

1942年1月22日，萧红在香港病逝，年仅31岁。

丁玲得知消息后，在延安的窑洞里写下《风雨中忆萧红》，文中满是痛惜、怀念和懊悔：“那时候我很希望她能来延安，平静地住一时期之后而致全力于著作。抗战开始后，短时期的劳累和奔波似乎使她感到不知在什么地方能安排生活。她或许比我适于幽美平静。延安虽不够作为一个写作的百年长计之处，然在抗战中，的确可以使一个人少顾虑于日常琐碎，而策划于较远大的。并且这里有一种朝气，或许会使她能更健康些。但萧红却南去了。至今我还很后悔那时我对于她生活方式所参与的意见是太少了……”

这篇文章，既是对二人交往的追忆，也是对一位同行者的致敬。

丁玲与萧红的交集虽不算多，却在文坛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她们以各自的创作，证明了女性写作者既能“书写小我”，也能“承载大我”;既能在时代中坚守自我，也能与同行者彼此照亮。她们的共性，是对女性命运与时代苦难的共同关切;她们的差异，是个体在文学与人生道路上的自主选择。

临近“三八”妇女节，今天又是丁玲逝世40周年的日子。再读丁玲与萧红，仍能感受到两位女性作家穿越时空的力量。她们之间的交集与共鸣，也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段关于女性相互欣赏、理解与支持的温暖佳话。

(作者系常德市丁玲纪念馆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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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