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丨龙泽巨

马伯庸的中篇小说《长安的荔枝》被电影创作团队改编为电影故事片后获得巨大成功，成为2025年暑期档的标志性事件。我拜读了小说原作，又走进影院观赏了两次影片，同时研读了主流媒体与社交媒体刊载的评论文章十余篇，但对于这部作品的成功、失误与启示，仍有一些别样的见解，遂撰写此文，略陈拙见。

电影故事片《长安的荔枝》最大的成功，在于充分彰显了电影艺术的特性，即用镜头——带声音的流动画面这一影视艺术独有的语言工具进行叙述、描写、抒情与议论，进而塑造人物、展现故事、表达主题、抒发胸臆，画面具备强劲的艺术表现力；其次，基于电影故事片需在120分钟左右完成完整叙事的要求，影片在保留小说精神内核、主要人物与核心情节的基础上，对小说的人物与情节进行了四个维度的调整：其一，小说中韩泗与杜少陵二人的相关内容，在影片中集中至杜少陵一人身上；其二，林邑奴在小说中死于岭南经略府杀手的追杀，影片中改为死于朝廷宦官鱼朝恩所派杀手的追杀；其三，小说中将鲜荔枝送达朝堂的是李善德物色的骑手，影片中改为李善德本人亲自送达；其四，影片删去了小说中朝廷宦官高力士的戏份。此番调整，让作品主线更为突出，结构更为紧凑。从影片叙事维度评判，该片具备三大亮点：

(一)题材选择与主题提炼的历史感与现实感有机融合，切中观众的心理诉求与审美取向

影片选取的题材兼具厚重感与大众认知度。论其厚重，取材于唐玄宗李隆基与贵妃杨玉环的历史故事，盛唐诗篇、帝王情爱、盛唐气象流传千古，天然具备吸引观众的魅力；而杨贵妃千里求岭南鲜荔枝、劳民伤财的典故，因杜牧《过华清宫绝句》的传唱，成为具备中小学文化基础的国民皆知的历史意象。

但大众对故事详情知之甚少，影片创作团队以电影艺术形象、直观、通俗的表达形式，具象化呈现出一段完整曲折、扣人心弦的故事，自然牢牢抓住了观众的注意力。

影片以杨贵妃渴求岭南鲜荔枝、唐玄宗下令加急转运的历史故事为脉络，揭露了盛唐后期劳民伤财、官场腐败、官僚倾轧、构陷忠良的阴暗面，串联起安史之乱致使盛唐由盛转衰的历史脉络，昭示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历史规律，契合观众的心理期待与审美惯性，这是影片赋予观众的历史感。与此同时，上林署刘署令接到转运十斤岭南鲜荔枝的任务后，明知是不可能完成的使命，却设计坑骗九品小吏李善德；李善德陷入绝望之际，在友人杜少陵的点拨下决意拼死一搏，最终完成艰难使命。这一情节设定具备强烈的现实关照，能够引发当代职场群体的情感共鸣，这是影片的现实感。两种质感交融于历史叙事之中，自然天成，毫无雕琢痕迹。

(二)熟悉的历史史实与陌生的主人公身份设计，赋予观众十足新鲜感，拉近影片与观众的距离

唐玄宗为满足杨贵妃心愿，下令千里转运鲜荔枝，此事在《新唐书·杨贵妃传》中确有记载，属于真实历史史实。按常理，帝王亲令的重任，理当由高阶官员承担，影片却虚构了上林署九品小吏李善德担此重任，给观众带来十足的新鲜感与疑惑：如此艰巨的任务，一个九品小吏真的能完成吗？从而牵引观众跟随剧情探寻答案。影片对这一人物设定给出了充分的逻辑支撑：此项任务本就是九死一生的死差，完成无功、失败问斩，上林署官员相互推诿，最终推给了老实本分的李善德，完全符合封建官场的生存逻辑。而李善德明知此行必死、陷入精神绝境，经友人杜少陵点醒后背水一战，历经千辛万苦、死里逃生最终完成圣命，亦符合人物行为与官场逻辑。史书并未记载承担此任的具体官员，影片创作团队虚构李善德这一角色，蕴含深刻内涵：高官媚上逢迎、趋利避害，小人物无路可退、唯有拼死抗争。李善德的人物设定与性格特质，与当代职场观众形成强烈的情感对应与共情联结，这也是影片获得成功的核心因素。

(三)张力饱满的镜头语言和惊艳出彩的蒙太奇手法运用，凸显故事情节与人物行为的鲜明视觉效果

《长安的荔枝》通过蒙太奇手法的组接，让镜头具备饱满且极具冲击力的表现力。其中颇具代表性的镜头，包括李善德单骑奔赴岭南的镜头、马队转运荔枝的镜头、鱼朝恩设阻劫杀运荔马队的镜头、李善德单骑驰骋京城与宫廷的镜头，鲜明展现出李善德及其马队运送荔枝的万般艰辛。其中两组镜头尤为精彩：一是李善德率马队临近长安时冲破鱼朝恩围堵的镜头，策马疾驰至万丈深渊旁的山路，突遭蒙面刺客劫杀纵火，李善德骑马悬于险崖，幸得林邑奴舍身相救，最终林邑奴与最后一名刺客一同坠入深渊，情节惊心动魄；二是李善德死里逃生后，在长安城与宫廷内策马狂奔的镜头，其内心的紧张、期待、悲愤与无奈，通过骑姿、白发、面容、眼神刻画得淋漓尽致，紧紧揪住观众的心弦。

影片中所有主要人物与次要人物的服装设计、面部表情特写镜头，均贴合人物身份，精准展露人物内心世界：杨国忠的高高在上、鱼朝恩的阴险狡诈、李善德的善良无奈与绝境中的拼死挣扎，皆刻画得入木三分。

文艺评论理应秉持客观立场，好则褒扬，瑕则指出，而我研读的已刊发评论文章，大多一味赞颂、规避瑕疵，此种态度既缺乏客观性，不利于创作团队总结经验、规避问题，也无法引导观众深层次鉴赏与理解作品。《长安的荔枝》作为一部历史题材现实主义影片，理应遵循“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故事框架忠于历史，人物、情节与细节可合理虚构，但虚构内容需符合生活逻辑，是现实中已然发生或可能发生的事。在我看来，该片至少存在两处叙事违背生活逻辑：

其一，李善德接受任务后，单枪匹马奔赴五千里之外的岭南，还在岭南遭到岭南五府经略使何启光手下毒打。这一情节不符合封建官场与政治逻辑。李善德承接的是朝廷钦命、为帝王办事，且持有“荔枝使”的官方凭证，属于正式的组织行为，从出发伊始便应配备随行团队，朝廷也会知会沿途官府与驿站予以配合，绝不可能让他孤身赴岭南，更不可能遭到地方官员手下的无端毒打。

其二，李善德成功将鲜荔枝按时送达宫廷后，在与右相杨国忠单独接见时，当面揭露杨国忠与朝廷的腐败，直言“取之于民，用之于上”，斥责权贵为一己享乐不顾百姓死活。这一情节设计同样违背政治生活逻辑。李善德舍身完成“圣人之命”，此前担忧的杀身之祸已然解除，他首先考量的必然是自身与家人的性命安危。即便他亲历运送全程，看透了帝王与官僚的罪恶、满怀悲愤，也只会向家人与友人倾诉，绝不可能当面斥责权倾朝野的右相——杨国忠要取其全家性命易如反掌。这段台词虽听来解气，却让具备从政认知与社会经验的观众觉得脱离现实；若当代职场新人以如此偏激的态度面对上级，也只会四处碰壁、身心俱疲。

现实主义影片的创作，终究要遵循生活逻辑，让虚构的人物与故事让观众觉得真实可信。电影诞生百余年来的经典故事片，无一不是如此。当然，若是神话影片或魔幻现实主义影片，则可另当别论。

此外，《长安的荔枝》也为艺术创作界提供了宝贵启示。该片与2025年其他叫好又叫座的故事片《南京照相馆》《戏台》，以及近年来的口碑佳作《三大队》《第二十条》等作品，共同印证了一条创作规律：涉及政治题材的文艺作品，往往能获得更广泛受众的关注。究其原因，国家与社会管理机构的政治行为，关乎每一位公民乃至底层民众的切身利益与命运走向，政治题材具备深厚的群众基础，极易引发大众的情感共鸣与价值认同。中外艺术史与电影史均验证了这一规律：中国古代《诗经》《楚辞》、汉乐府、唐诗、宋词、元曲杂剧、明清小说戏曲及散文，流传至今的经典作品，相当一部分涉及政治题材；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电视艺术迎来空前繁荣，收视率居高不下的电视剧、纪录片、综艺节目，大多聚焦政治题材，如湖南广播电视台等机构出品的《恰同学少年》《血色湘西》《左宗棠收复新疆》；美国好莱坞出品的优秀电影，亦有大量政治题材作品，如《一个国家的诞生》《乱世佳人》《辛德勒的名单》。古往今来，中外优秀的政治题材文艺作品，既有揭露政治腐败的，也有歌颂政治功业造福百姓的。文艺创作理应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选取题材，但近年来，部分文艺创作者、文学期刊刻意回避政治题材，此举并不可取，不仅会窄化、弱化文艺作品的社会功能，更会流失大量受众，阻碍文艺创作的健康发展与繁荣。

责编：刘瀚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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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