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建平

易漫白教授（1925-1989）是我在湘潭大学历史系读书时的导师。易先生教我们“考古学通论”。今年是他101岁的寿辰，我写篇文章以表达敬意。去年因杂事纷扰，没有写成，现在抽点时间，心香一瓣祭恩师。

易先生是湖南长沙人，1925年6月10日出生。他1957年4月考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唐考古专业研究生，师从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和黄文弼先生。1961年7月研究生毕业，后调新疆中国科学院新疆科学院民族考古所工作。后又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院工作。1978年12月调入湘潭大学历史系任教。他为我们80级历史班上课。他为人谦和，关爱学生，教书育人，功底深厚。教授上课，后来带研究生。

苏秉琦（1909-1997）是中国现代考古学家，河北高阳人。1934年毕业于北平师范大学历史系，曾任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院，北京大学教授、考古研究室主任，中国考古学会第一、二届副理事长。曾主持河南、陕西、河北等地新石器时代和商周时期主要遗址的发掘，出版《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苏秉琦文集》（三卷）（文物出版社）。

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苏秉琦往来书信集》，这是学术研究史上的重要文献资料。该书信由刘瑞主编，郭大顺、苏恺之审定，中国历史研究院学术出版资助。该书第496页至528页有他们的书信记录，我想为大家解读一下。

一、审读《考古学概论》

易先生为我们上课讲的就是“考古学通论”，我记得是油印的三大本，我们在一教学楼东边一楼面南教室上课。易先生教学认真，关爱学生，培养我们的学习兴趣。由于生活的环境影响，我对考古文博有浓厚的兴趣，经常向易先生请教。他对我很关心，得到他的指点，我如沐春风。后来，他在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考古学概论》。这本书有绪论、中国考古学简史、田野考古略说等内容。书名由苏秉琦先生题写。

按他在后记写道：“我从实践中学习，边讲边改，六易寒暑，四易其稿，写成上、中、下三编的《考古学通论》稿。上编总论基本概念和方法、技术。”“中编以生产工具的发展为纲，分为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三章。”“下编则从纵的方面安排了通论墓葬、城址和古建筑、货币、铜镜、陶瓷等五章。”“湘潭大学在1983年12月邀请部分兄弟院校和科研单位座谈了这个稿子时，一些同志建议我将上编部分修改后单独发行出版，以应高等院校学生、文物考古干部及有关方面同志的学习和参考之需。于是进行了第四次修改，终于以这个样子和大家见面。”“这个《考古学概论》虽然改了书名，但还是维持了原来《考古学通论》上编的体例，即分为绪论、考古学简史和田野考古略说三章，只是内容作了较大幅度的修改，准备出版后收集意见，再度修订后与中、下编仍合并为《考古学通论》。”

1983年4月2日，易先生给北京大学苏秉琦先生去信，将《通论》稿件寄送苏先生审阅，征求意见。

1983年6月10日，易先生又去信给苏先生，邀请他来湖南开会指导。

1983年10月28日去信，邀请苏先生来湘潭。湘潭大学还于1983年11月10日专门去信函邀请苏先生来湘潭宾馆参会。

1983年11月12日，易先生又去信，在信中介绍了《通论》的主导思想、考古学理论、本书体制及具体问题。

1983年12月5日，易先生去信邀请苏先生作书面发言。因身体原因，苏先生未能出席。

1983年苏秉琦给易先生致函赞扬易先生的著作“做出了积极的努力，是难能可贵的”。

1984年1月5日，易先生写信向苏先生汇报会议情况，并恳请苏先生题写《考古学概论》书名。

1983年1月29日，易先生致信苏先生询问苏先生专著出版情况，并邀请苏先生参加湖南省考古学会会议。

1984年2月10日，易先生向苏先生汇报湖南教育出版社已同意出版事宜。

1985年1月15日，易先生致信苏先生谈《考古学概论》进展情况及职称事宜。

1985年8月22日，易先生致信职称评聘情况及“六五”科研成果奖励。

1985年12月24日，易先生向苏先生写信请求对《考古学概论》作个正式鉴定。12月28日苏秉琦先生对《考古学概论》作了高度评价：“一是社会承认肯定；二是学术界迫切需要；三是有开拓意义。希望湘潭大学能从这个学科分支办出自己的特色。”

易先生为人谦虚，文字中表达了对苏先生的敬重。苏先生也对易先生十分关心，亲笔为《考古学概论》题写了书名，成为考古佳话。

二、培养研究生及青年教师

1985年9月22日致信苏先生，请北京大学严文明、俞伟超先生为学生上课。

1985年12月22日致信苏先生，汇报招研究生的情况。他招收了4个研究生，第一年安排基础课，开先秦史、先秦文献选读、民族学及概率论初步与统计数学四门课，共四五十个学时；第二年计划开考古学理论与实践和考古论著选读两门；第三年就是实习、搜索论文材料和论文撰写。其间，在头两年还应补修逻辑、史料学及历史地理及选修第二外语和计算机（上机）。“这个方案与忠培同志往返函商拟定，他建议实习应提前，论文应早选。第二年（1986下半年—1987上半年的课曾蒙您俯允为他们讲授。”

易先生当时带了3名研究生到北京苏秉琦家中求助。面对远道而来的求学者，苏秉琦热情很高，连续四五天，每天下午讲几个小时的课，不畏辛苦。易先生事后才知道，那时苏先生患上了带状疱疹，疼痛难忍，但丝毫也没有透露出来。他们对学生的关心爱护，尽了全部心力。

1983年7月1日他致信苏先生，介绍陈向阳老师到北大“进修考古一年，再在考古后实习半年”。青年教师陈向阳在北大进修考古，得到了苏秉琦先生的关照。

1983年8月15日致信苏先生：“陈向阳由北京绕道宁汉等地归来，他向我详谈了您接见他的情况，像您这样的高龄和威信，还俯允来指导我这样的小会，真是对后学的关爱和最大的支持，使我深受感动和鼓舞，但也觉有不安。”

三、办好学科专业

湘大历史系曾开办文博专业，还与省文化厅办了文博培训班，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反响，培养了一批文博人才。易先生还带学生到石门皂市挖掘商周遗址。1981年冬,他带领我们80历史班和省第一期考古培训班学员参加了石门皂市遗址的考古挖掘。美丽的渫水，留下了我们青春的记忆。我们在探方中学习考古知识，记录、描图、划线，他认真指导。我们每天要到河边洗陶片，并记录。课余他到我们的宿舍为我们辅导英语。他语言流畅，发音准确，让我印象深刻。我与吴国华、杨更喜同学在28号探方，我发现了一枚青铜鱼钩。当时有何介钧、金则恭、袁家荣、盛定国等老师指导。我发现的青铜鱼钩后来记录在何介钧、王文建先生的论文中。我们考古的成果丰硕，《考古学报》1992年第2期发表了何介钧、王文建的《湖南石门皂市商代遗存》。

易先生后来又招收了考古研究生。他很重视学科专业建设及年轻人的成长。

1986年元月8日易先生给苏先生写信，探讨了办好学科专业的问题。

“希望湘大历史系的这个学科分支办出自己的特色。”“我认为体现了一个长者的热肠，对我固然是一个鞭策，对湘大也理应起促进作用。”

“我曾屡次建言办一个文物方面的专业，湘大越早办越能办出自己的特色。”

1986年7月12日他又致信苏先生：“希望听到形制学以及关于区系体系方面的教诲。”

1988年4月29日，易先生已身患肺癌，肿块已有鸭蛋大了，但他给苏先生写信，介绍北大严文明来医院看他。

“我深感建立考古学理论的任务是不是可以说历史性地落到了我们中国考古工作者头上。”易先生开辟了考古方法论研究生方向。“原想是想让一届一届毕业生的成绩向您汇报，争取在五、六届研究生的共同奋斗下，能够勾画出一个初步考古学理论的轮廓来。”

1988年12月12日致信苏先生：“我还想再继续做点工作才去见马克思呢！因此，我自己还是蛮有信心的，也对您释念。”易先生虽然病重了，但还是经常思考学科专业建设的发展。

1989年4月28日，这是易先生最后给苏先生的信。“学会五月十九日在长沙召开，您会来亲自主持吗？湖南天气无常，阴历四月仍间或小寒，湘谚有云‘四月八，冻死鸭’，故望来时多带一件呢制服之类，以备不虞。开会期间，正是我遵医嘱应去住院的时候，因此可能无缘与会，但如有可能，当尽量争取来会看您。”

“天时乍暖还凉，请我师多保重，专请铎安。”

易漫白教授对祖国的深沉热爱，化作了教书育人与学科建设的不竭动力，如果不是他生病，他完全可以开辟一个文博新的领域。我曾经向他表示想考他的研究生，他非常高兴。他要我把历史系书架上的考古文博书籍学习一遍，我读了不少书籍。很可惜，因他的去世，我没有实现自己的愿望。但我一直对易先生表示崇敬，很感恩易先生。

易先生为文博事业的贡献影响深远。他带的研究生如王亚藜、郑曙斌、姜捷、冯孟钦、郭伟民、阎友兵、周崇云等，易先生都很关心，用心培养。他们毕业后在全国各地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他带的学生遍及全国，湖南省文博队伍中不少是中坚力量。现在国家非常重视文化建设，建设文化强国意义深远。可以告慰的是我们与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设有国家革命文物协同研究中心，成为教育部、国家文物局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平台，我们将继续努力，办出特色。

 （刘建平，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 湘潭大学国家革命文物协同研究中心湘潭大学主任，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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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