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吴军

我一直觉得，我的母亲是最懂得食物语言的。

那语言不是用嘴讲的，是用手。儿时，一到腊月，母亲的手一沾上温水，发上雪白的面，我们整个村的风，就忽然有了方向，都朝着我家那冒着青烟的烟囱去了。风里夹杂着左邻炸丸子的油香，右舍炖猪肉的酱香，但这些，都比不上母亲手下那块面团的香气。那是一种沉默的、笃定的香，像土地从冬天深处洋溢出的美好气息。

母亲的围裙是褪了色的蓝，上面深深浅浅，染着往年的油星子，像一幅我怎么也看不懂的小小的图画。她揉面的样子，像是在给一个胖娃娃做推拿，推过去，拉回来，手腕带着一种好听的、柔韧的劲儿。面团在她的掌心底下“噗、噗”地响，那声音厚实、安稳，让趴在案板边观看的我，心里也跟着踏实起来。面粉的细尘在午后的光柱里飞，金灿灿的，落在她乌黑的发鬓上，像提早落下的霜，母亲也不拂，就那么微微笑着揉面，仿佛手里捧着的，不是一团等候变化的面，而是我们一整个即将到来的、圆滚滚的好年。

年夜饭的玄机，藏在那些瓶瓶罐罐里。

厨房的墙根，摆着一溜粗陶坛子，平日里灰头土脸，一到年关，便成了母亲“点兵点将”的宝物。揭开坛口的红布，一股复杂而醇厚的气味就冲了出来，那是时光被腌透了的味道。腊八蒜是翠玉般的绿，咬下去，酸里头窜出一丝直冲天灵盖的辣，旋即又化成温暾的甜，糖渍的橘皮丝金红透亮，是封存了一秋的阳光，预备着在年糕上化开。母亲取这些腌货时，神情是郑重的，像是在开启一封封家书，里面写满了春夏秋冬的诉说。

最不能少的，是饺子。除夕的饺子，母亲总是要包进几枚洗得发亮的硬币，说是谁吃到了，来年就有福气。为了这渺茫的福气，我和妹妹总是要把肚子撑得滚圆。有一年，那枚硬币竟被我咽了下去，卡在喉咙里，咳得满脸通红。母亲急急地拍我的背，父亲在一旁朗声大笑：“这小子，连福气都这般心急，要一口吞了去！”母亲也笑了，眼角弯出细细的皱纹，像饺子边那些精巧的褶子。那夜的慌乱与笑声，后来竟成了比谁能吃到硬币更清晰的“福气”。

天擦黑，真正的食物语言才正式开始讲述。

八仙桌被擦得映出人影，平日里舍不得点的两支红烛，在窗台上静静地燃烧着，火苗一跳一跳，把每个人的脸都照得暖融融、红扑扑的。父亲抿一口烫好的酒，喉咙里发出满足的“嗬”声，那声音，仿佛打开了某个开关，桌上顿时热闹了起来。

母亲不说话，只是不停地布菜，她的眼睛亮亮的，像烛光跌了进去，她总是能知道谁爱吃哪一口：她给父亲夹一块肥瘦相间的红烧肉，那肉炖得透亮，颤巍巍地落在米饭上；给我舀一勺嫩黄的鸡蛋羹，上面缀着几点碧绿的葱花；给我的妹妹耐心地剔去鱼肚子上的刺。母亲的筷子是我们年夜饭桌上无声的指挥棒，指到哪儿，暖意就跟到哪儿。

那时我不懂，只觉得满桌的菜，是世上最好吃的东西，长大后我读了些杂书，看到《红楼梦》里写的乌庄头送给贾府的年货单子，山珍海味列了几大篇，可贾府那顿年夜饭，字里行间总是透着一种隔膜的、仪式般的冷清。又看到丰子恺先生忆及故乡过年，念念不忘的，不过是母亲屋里那盆暖烘烘的“炭火盆”和盆边煨着的年糕。我方才有些明白，年夜饭的魂魄，从来不在肴馔的贵贱，而在那一屋子无拘无束的热气里，在母亲那双看过来时、让你觉得自己是块宝的眼睛里。

夜渐渐深了，我们小孩儿在院子里疯跑，尖声笑着。回屋时，桌上的杯盘还未撤下，母亲正就着烛光，将剩下的菜肴仔细地归拢起来。烛光把她的身影放得很大、很稳，妥妥地贴在墙上。那一刻，我忽然觉得，母亲不只是在收拾一顿饭，她是在收拾这一整年的辛劳，收拾所有琐碎的、温热的、只属于我们这个家的光阴，她把它们都收拢好了，稳稳地，放进我们接下来每一个寻常的日子里。

后来，母亲的头发真像那年落在她鬓角的面粉，白了，那顿西场村的年夜饭，也早已散席。可是，每逢岁末，我总是觉得鼻尖萦绕着那复杂而温暖的香气，它不是来自吃年夜饭时某一道具体的菜，而是母亲在腊月的寒气里，用一双手，慢慢调和了烟火、时光与期待，所熬出的最浓厚的年味。

那味道，是起点，也是归宿，它让我懂得，无论走出去多远，总有一桌母亲做的年夜饭在等着我，那里没有宏大的叙事，只有一碗握在手心里的饭弥漫出的永远熨帖的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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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岳阳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