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中“马”的千年流变

  《文萃报》   2026-02-13 15:52:17

​早在《诗经》里,马就已经是重要的文化符号了。《鲁颂·駉》通篇写马,“駉駉牡马,在坰之野”的放牧场景,读起来就像能看见广阔田野里的马群悠闲踱步。诗里细致分类了16种马匹,每种都有专属的名字和用途——赤色的马用于祭祀,黑色的马用于战事。周人把马融进了礼制文明的骨血里,马的繁盛,就是国家强盛的缩影。

到了汉代,马成了帝王豪情的寄托。汉武帝刘彻的《西极天马歌》,把西域汗血宝马奉为“天马”,诗里的马不再是凡间牲畜,而是“承云气而驰”的神物。汉武帝写天马,其实是在写自己——渴望威加海内、令四夷宾服的雄心,全藏在“天马徕,从西极”的诗句里。

但真正让马在诗歌里“奔腾起来”的,是唐代。唐人爱马,是刻在骨子里的风尚。

唐太宗李世民本身就是“马上皇帝”,他的《咏饮马》“骏骨饮长泾,奔流洒络缨”透出一股英姿勃发的清新——这是亲历战场的人,才能写出的马的力量感。盛唐时,咏马诗迎来黄金时代,李白、杜甫、高适、岑参都写过咏马佳作。李白的马是“龙马”,自带神话色彩;其主人是“五陵豪”,代表长安少年游侠。秋霜般锋利的宝剑、落日映照的珠袍,与花雪毛色的骏马共同构成华丽炫目的画面。这种夸张浪漫的笔法,正是李白诗歌气质的体现——马在他笔下是自由精神与生命活力的图腾。值得注意的是,李白将“龙马”这一传说形象引入了诗中。《周礼·夏官》有“马八尺以上为龙”的说法,将骏马神化为龙,体现了唐人喜欢夸张的审美倾向。这种马背上的豪情,与唐代开放进取的时代精神一脉相承。

杜甫则从民生视角写马:“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兵车行》),以马嘶车响渲染战争悲怆。杜甫一生写了16首咏马诗,首首不同,被后人誉为“最善咏马”的诗人。青年时的杜甫写“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满是建功立业的豪情;晚年的他写“东郊瘦马使我伤”,又借瘦马抒发怀才不遇的悲悯,马成了他人生轨迹的“活镜像”。

中唐的李贺,这位被称为“诗鬼”的诗人,短短27年生命里写了23首《马诗》,或赞美、或讽刺、或悲伤、或惋惜,风格迥异。他写的不是马,是自己——怀才不遇的苦闷、渴望被赏识的期待,全通过马的意象喷薄而出,把马的象征意义推向了前所未有的哲思高度。晚唐国力渐衰,咏马诗也多了几分消沉,但杜牧等人的作品仍不失光彩。

到了宋代,马意象又有了新拓展:辛弃疾、陆游笔下的战马,承载着收复中原的壮志;柳永、苏轼词中的宝马雕车,记录着都市的繁华与个人的感怀。

元曲里马致远一句“古道西风瘦马”,把羁旅游子的孤独写尽,《天净沙·秋思》仅凭5句28字,被后世誉为“秋思之祖”“小令绝唱”。也让马成了中国文学里最经典的“漂泊符号”。

《文萃报》3531期综合自百家号育见未晚、轻羽禅心、《中国艺术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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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文萃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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