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苏露锋

元世祖忽必烈曾在回应汉族大臣恢复科举的请求时直言：“汉人惟务课赋吟诗，将何用焉？”这句充满轻视的话，道出了元代文人的普遍处境。

南宋遗民谢枋得在《送方伯载归三山序》中记载了当时的社会等级划分：“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儒生被列为第九等，仅高于乞丐，“臭老九”的称呼由此深深刻入历史记忆。这一排序虽源于遗民的愤懑之情，并非官方制度，却真实反映了文人在蒙古统治下的卑微地位。

然而历史的复杂性在于，卑微之处往往隐藏着生机。与宋代文人地位的鼎盛相比，元代文人的境遇堪称跌入谷底。元朝对文人最致命的打击，在于科举制度的长期废止。自蒙古灭金后科举长期停废，直至延祐二年（1315年）恢复，其间已逾八十载；即使元仁宗恢复科举，在此后半个世纪里也仅举行了十六次考试，累计录取进士约千人，每科录取通常不足百人，且蒙古、色目人占据半数名额。加之权贵家族通过世袭垄断重要职位，汉族文人大多只能担任地方低级官吏，难以进入权力核心。

黄公望正是这一代文人的典型代表。他生于南宋咸淳五年（1269年），早年专心科举。1315年科举恢复时，他已年过四十；次年更因张闾案件牵连入狱，仕途理想彻底破灭。这种政治边缘化，成为元代文人的共同命运。他们既难以像唐宋进士那样实现“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跃迁，也不易如遗民那般坚守气节，只能在权力的夹缝中艰难求存。

然而，蒙古统治者对汉文化的轻视，却意外地转化为一种特殊的宽容。他们将诗文视为无用之物，不深究文字背后的“微言大义”，没有像明清那样大兴文字狱，文人由此获得了难得的创作自由。

关汉卿在散曲中豪迈宣称：“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匾、炒不爆、响珰珰一粒铜豌豆。”如此桀骜不驯的言辞，若在明清时期，恐招杀身之祸。而在元代，他畅游大都勾栏，自称“普天下郎君领袖，盖世界浪子班头”。其笔下的窦娥临刑前怒斥：“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这般血泪控诉，得益于市井的包容与统治者的漠视，反而得以广泛流传。

马致远的《汉宫秋》借汉宫哀怨隐晦地抒发兴亡之痛，王实甫的《西厢记》则直接批判礼教束缚，颂扬真挚感情。这类作品在元代能够畅通无阻，到了明代反而屡遭禁毁。元朝统治者的“不屑一顾”，无形中为文人构建了一个保护空间。

仕途的阻断，使得大批文人沉入民间，与市井艺术相互融合碰撞，意外地催生了元曲的黄金时代。文人放下身份，与艺人密切合作，为戏曲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文学深度和人文关怀。关汉卿、白朴、马致远、郑光祖四位大家的作品，既扎根于市井生活，又蕴含超越时代的思考，将中国戏曲推向了艺术高峰。

在思想领域也呈现出新的活力。文人推动的“三教合一”逐渐成为潮流。早在元朝建立前，丘处机就以“欲一天下者，必不嗜杀人”劝诫成吉思汗；许衡、刘因等大儒融合儒释道三家思想，促进了理学在民间的深入传播。

绘画艺术同样在文人政治失意后焕发新生机。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以简淡笔墨开创浅绛山水新境界；吴镇的《渔父图》借助渔夫形象寄托高洁志趣；倪瓒以洒脱的笔触作画，自称“不求形似，聊以写胸中逸气”，其美学观念影响深远。这些作品不仅是艺术精品，更是文人将生命诗意寄托于山水的精神写照。

元末社会动荡，不少文人选择与新兴的明朝政权合作，只因为“新朝再苛酷，亦不至如元之贱儒”。然而历史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明太祖朱元璋以文字罪人，制造空前文祸，其猜忌与残酷，远超元廷。

两相比较，元朝对文人的轻视，反而意外地保留了几分“放逐式的自由”。大都的勾栏瓦舍中，窦娥的冤屈呼喊响彻云霄；富春江边，黄公望的画笔在烟波间自由挥洒。一个是浪子，一个是失意人，同样被正统秩序抛弃，却共同在历史的尘埃中，绽放出不朽的艺术之花。

摘自《廉政瞭望》

作者：苏露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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