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斯和费正清的“鼠喻”

苏露锋 2026-02-11 16:00:09

李斯的影视形象

文/苏露锋

战国末年，楚国小吏李斯在厕所里看到老鼠吃脏东西，一见人和狗就惊惶逃窜；而在官仓中，老鼠吃着堆积的粟米，安居大屋，不受人与犬惊扰。于是他感叹：“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这一叹，奠定了他的人生哲学——“老鼠哲学”。

李斯认为人的才干命运并非天生注定，而取决于所处环境与平台。这一思想在战国末世具有冲破阶层束缚的进取意义，但其内核终究是功利与实用主义的。他不甘为“厕鼠”，于是辞去小吏之职，西入秦国，最终辅佐秦始皇统一六国，位极人臣，成为盘踞帝国最大粮仓的“仓鼠”。

然而，“老鼠哲学”本质上是功利而短视的。为保全权势，李斯与赵高合谋篡改遗诏，立胡亥为帝，最终招致身死族灭、腰斩于咸阳的结局，秦朝也因此加速崩溃。他的命运恰成为自身“鼠论”的悲凉注脚：精于择处，却困于私利；长于谋身，短于谋国——他虽进入了最好的“仓”，却未能避免与“仓”一同倾覆的悲剧。

个体命运的“仓鼠梦”一旦扩展为阶层行为，便演化为费正清所洞察的集体“捕鼠特权”迷思。

两千多年后，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提出一个著名困惑：“中国商人阶级为什么不能摆脱对官场的依赖，而建立一支工业的或经营企业的独立力量？”他在《美国与中国》一书中以一个精妙比喻概括其观察：“中国的传统不是制造一个更好的捕鼠机，而是从官方取得捕鼠的特权。”这意味着中国古代商人并非依靠技术创新或效率提升赢得市场，而是致力于获取官方的垄断经营权与庇护，从而安稳享有“捕鼠”特权。

明清盐商制度即为明证：他们通过缴纳巨额银两获得食盐专卖的“引票”，垄断区域贸易，不事生产创新，仅凭特权牟取暴利。同样，清代广州十三行凭朝廷特许获取外贸垄断权，不以提升商业效率或产品质量参与国际竞争，而是依靠官府赋予的特权地位担任中间人，从中榨取巨额利益。

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在《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一书中指出，中国古代社会中政府权力过大，使富有的非统治者缺乏安全感，始终活在对权力任意剥夺的恐惧之中。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王毅在《中国皇权制度研究》中同样强调：“托庇于官僚政治之下，是制度环境对于中国商人生存出路的根本性规定。”

这种权力依附根植于制度安排。如钱穆所概括，中国古代政治一大趋势即为“抑商”，即抑制商人势力以维护农耕本位与中央集权。因此，“捕鼠特权”的诱惑远大于“制造更好捕鼠机”的动力——因缺乏特权，再好的“捕鼠机”亦难以运转，甚至易被夺走。

李斯的“鼠论”与费正清的“捕鼠论”，跨越两千余年，领域不同，却在精神内核上形成深刻映照。

前者是一种个人生存策略，强调环境对命运的决定性，鼓励借助权势进入更优平台，在阶层固化时代具有现实进取意义，但缺乏道德约束与长远视野，易陷入极端功利主义；后者则揭示出中国古代商人阶层乃至工商业发展的集体行为模式与结构困境，说明为何中国古代虽具繁华集市与庞大内需，却未能自发孕育工业革命与现代资本主义——智慧与资本倾向于寻租而非创造。

李斯的“鼠论”与其个人悲剧，费正清的“捕鼠论”与其对商人阶层的洞察，皆具深远启示。二者跨越千年相互呼应，深刻揭示制度环境对个体与群体命运的根本性塑造。

摘自《廉政瞭望》

作者：苏露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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