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伯骥

自从把几十年的胶片电影收藏向社会开放后，我常常需要面对参观者说些什么，我也就梳理了一份《我的那个馆》的解说流程，其中也包括了我对胶片电影的历史回忆，胶片电影的创制意义，以及胶片电影的视觉价值和当代电影市场异变分析等等。

我对电影的爱，应是从儿时开始。而儿时的所有回忆，又与长沙分不开，因而凡有关电影的回忆，总也绕不过这座城。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如果不包括厂矿企业俱乐部的话，长沙城区的电影院应该不会超过十家。我就读的湖南幼师附小，位于蔡锷北路，而离学校最近的电影院，是中山路上的新华电影院，这是当时长沙城里最有名、最大型、最豪华的电影院。

那时中小学生的课余娱乐，看电影是主要项目之一，学校差不多每周都要组织学生看场电影。每次我们都是提早来到电影院前坪，期盼着一辆黄色的长江牌双轮摩托车的到来。这时我们会自觉闪开一条车道，看着跑片员把一盒面盆大小的胶片迅速放入楼下传送带，徐徐送进二楼放映室，此时同学们自觉排起长队，因为上一场观众要出来了，我们要入场了。

我们的学生场，与其他场次不同的是，每场都是挤得满满的，有着楼上楼下二层的新华电影院，好像可以容纳近千人。当场内灯光暗下来，放映室射出一束长长白光，放映机发出沙沙响声，我们安静了。但是，只要是到了片尾时，八路军增援部队要全歼鬼子，或公安人员快要抓住特务了，全场学生就会集体跺脚，跺得楼板震天响，那架势绝不亚于今天粉丝们的火爆气场。在我馆里的胶片展柜上，收藏着一部国产电影《跟踪追击》，那是一部我公安人员与台湾特务智斗的故事片，当年我不知看过多少回，也不知跺过多少次脚。

直至今天，我始终认为长沙是座最有电影情感的城市，岳麓山下也是最有电影情怀的地方。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长沙姑娘王人美以一部电影《渔光曲》名震全国，也开启了长沙观众在百年中国电影史中的热情与担当。

历史到了今天，长沙成了娱乐名城，湖南卫视和各种夜场，文和友和各类夜档，把长沙打造成了一个优质休闲高地。但是，就电影文化消费而言，却已不具领先优势了。相比其他娱乐受众，虽不是全国的尾巴，但不是龙头，已是事实。

我仍认为，在互联网时代，人们之所以还会去影院消费，其主要原因有二。其一，相比当前最热门的移动类视频工具而言，电影仍有大型化、综合化和约定化的优势，让人感到视觉震撼及观影品质的愉悦。其二，在都市化生活圈日益坚挺之时，电影院的开放式消费，不但给人们带来烟火气息，也给人们带来了社会互动及亲子互动环境。

随着当前城市电影院线快速步入小型化和豪华化，越来越多的包厢式和高科技观影场走入观众视野。不言而喻，观影成本也自然上去了，而消费的升级却让一些观影者犹豫了。加之从本世纪开始，电影告别了胶片时代，与所有视觉载体同源，不但制作工具雷同，而且播放也是数字化，且只有观看环境和大小的差异了。

横观当前受众的视频环境，在互联网屏幕上，各种视讯被网民热捧和热传，这应与现代传播环境和受众心态环境异变有关。因此，对此有管理责任的部门，怎样去应对这个新时代命题，是当务之急。

然而，让观众更多走入影院，这无论对社会文化生活的丰富，社会文化品质的传播，以及对地域文化产业的发展，都有较大的促进意义。作为视觉文化的长期从业者，我个人认为，电影文化的未来，无论民间还是官方，都要尽点责，出点力。如今政府有不少文化扶植资金，应该少去源头补贴项目，这常常会有肉包子打狗之嫌，建议直接补助票房，把福利真正给到人民。此外，作为文化宣传部门，是否也在工作上创点新，频繁开展有特点的影片宣传活动，或主题电影周，观众阅评活动，把全市观影环境搞得热热闹闹，红红火火，好歹也不愧于这座娱乐城市的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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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