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树达先生

文/孙守让

1948年3月28日，杨树达在日记中记录，报纸上已经公布了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名单，有八十一名著名学者当选为院士，他本人因“继承乾嘉风气，整理古书，研究古文法与古文字学”而荣膺“院士”的称号。4月21日，他收到在京城结识的湖南常德籍好友、同是新晋院士的余嘉锡的来信，告诉他有关院士选举的情况，“兄以声誉卓著，为众望所归，故以二十票顺利通过。而弟则不为人所知，而卒获附骥，盖幸也”。

9月14日，在夫人张家祓和女儿杨德娴、女婿袁久坚的陪同下，杨树达乘坐“达兴号”客轮从长沙出发，经湘江进入洞庭湖，然后顺长江而下，于9月18日抵达南京，暂居于长子杨德洪家中。20日，杨树达到地处鸡鸣寺的中央研究院报到，并会见了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傅斯年、劳榦、董同龢等人。23日上午十点，中央研究院成立二十周年暨首届院士会议的开幕式在“中研院”礼堂举行。在大会上，最年长的院士张元济呼吁：“我们要保全我们的国家，要和平；我们要复兴我们的民族，要和平；我们为国家为民族要研究种种的学术，更要和平。”他的讲话引起了与会者的共鸣，获得了阵阵掌声，杨树达更是举双手赞成。这次南京之行，杨树达会见了陈垣、余嘉锡、柳诒徵、萨本栋等老友和周法高、丁声树、夏鼐、王力等年轻一代学人，游览了南京名胜中山陵、玄武湖、莫愁湖，参访了中央博物院、国学图书馆、紫金山天文台等文化科研机构。9月25日，会议闭幕，杨树达随即离开南京。

11月初，杨树达准备入粤执教，便吩咐侄儿杨伯峻购买火车票。当时，杨伯峻应中山大学之聘担任中文系讲师，也准备赴粤，叔侄正好可以同行。11月3日十时，他们从长沙上火车，4日上午十一点三十分抵达广州，然后雇车到达中山大学，住在文明路平山堂中山大学教员宿舍。

杨树达的课程安排在每周的周二和周五，周二是训诂学，周五是文字学。他居住在平山堂，上课的地方在石牌，两个地方相距较远，学校安排通勤车辆接送老师上下班。杨树达日记记载，1月15日，“晨趁（乘）车到石牌试训诂学”；1月19日午饭后，他休息了一会，然后乘车“赴石牌考试古文字学，四时车归”：杨树达在这两天分别参加了学生的训诂学和古文字学期末考试的监考工作。1月23日，早晨起床后，他开始阅卷。在阅卷的过程中，他惊讶地发现有不少雷同卷，训诂学有六份，古文字学有四份。他反思过，他当时监考还是非常严格的，但是这些学生居然在他眼皮底下作弊，他心中产生一种被学生捉弄的不平，不禁感叹学风不正，校风不严，世风日下。

杨树达和王力都是语言学家，曾先后师从梁启超，本来就有同门之谊。1932年，王力从法国留学归来，担任清华大学教授，和杨树达又是同事关系。商承祚教授是著名的古文字学家，1927年进入中山大学史语所担任教授，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先后在北平女子师范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任教，其间曾和杨树达共事，彼此研究领域相同，交往频繁。杨树达第二次执教中山大学的时候，商承祚已在当年8月再度在此执教。11月21日，商承祚搬到平山堂居住，和杨树达往来就更加方便了。至于王季思教授，则是杨树达的新相识，1948年暑假后才来中山大学任教，后来成为著名的文学史家和戏曲研究家。

陈寅恪教授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受校长陈序经的邀请，于1949年1月19日抵达岭南大学任教。陈先生和杨树达曾在清华大学共事十一年，两人交往密切，情谊深厚。陈先生非常赞赏杨树达的《汉书》研究，称他为“汉圣”“一代儒宗”，杨树达则“朋交独畏陈夫子，万卷罗胸不肯忘”，对陈先生的学问推崇备至。1月24日，杨树达再次乘车到岭南大学专程拜访陈寅恪。他先抵达容庚处，然后偕同容庚一起拜访陈寅恪，衷心感谢他两次为其书作序：1942年为《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续稿》写序，1948年为《论语疏证》写序。当时，陈寅恪虽然双目失明，但是他“容貌丰腴，精神健旺”。

杨树达密切关注着国内形势的变化，其1948年12月15日日记记载，“报载北平被围，炮弹落清华，伤厨工一人，汽车停驶，师生皆徒步入城”。杨树达的二子杨德骧是西南联大毕业生，当时在北平一家生产水泥的企业担任工程师，四子杨德豫正在清华大学学习，因此他非常关注北平时局的变化。1949年1月19日，他在报纸上看到北平和平解放的消息，感到非常欣慰，“文化古城能得保全，则国家之幸也”。3月18日，他听说和平解放后的“北平纪律甚佳，学校大都一切如故”。3月28日，他接到杨德骧从北平的来信，了解到人民解放军接管后，北平的情况一切都好，“二月俸折得小米八百五十斤，每斤值人民券十元伍角”，他非常高兴。

受时局的影响，5月12日，杨树达决定返乡。5月13日下午一时，杨树达携家人乘坐火车离开广州，5月15日中午抵达长沙。

6月11日，他很早就起床，将中山大学中文系学生撰写的读书报告批阅完毕。他当年在湖南大学没有教学任务，所以还算清闲，于是利用这段空当继续进行学术研究。每天早晨起床就开始读书、撰写文章，早餐后小憩一会，就继续读书和研究。

6月19日，他在访友途中遇到了湖南大学教授陈友古，陈友古告诉他，有人在香港遇到了章士钊先生，章先生“极道毛泽东之贤明”。章先生早年曾出资两万元支持毛泽东组织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一直和毛泽东私交颇好。其实，杨树达和毛泽东也很早就认识，1913年，在湖南省立第四师范读书的毛泽东曾经听过杨树达的“国文法”课；1919年，湖南爆发“驱张运动”，作为教师代表的杨树达曾与学生代表毛泽东一道赴北京请愿。他和章士钊先生一样，对毛泽东有着很深的感情。

8月5日，解放军进入长沙城。第二天，杨树达的两个女儿来到他的住所，非常高兴地告诉他，他一直念叨着的三子杨德鑫有了消息。自从1938年杨德鑫离家赴陕北已经十二年了，他随解放军一路战斗，从湖北通城行军到湖南平江，然后进入长沙城。8月8日，杨德鑫来到父亲面前，杨树达仔细端详着儿子，发现儿子略显瘦削，顿时心中充满了爱怜之情。儿子告诉父亲说，他现在是解放军的团级干部，这些年奔走战斗在陕西、山西、山东、河南、安徽、江苏等省，同敌人殊死战斗，多次面临死亡的威胁。听到儿子的这番叙说，他内心充满了自豪。9月5日，他又得到四子杨德豫的消息：北京解放后，杨德豫还有一年就能够在清华毕业，但是他毅然决然参加解放军，投入解放战争。6月22日，他来信告诉父亲，他在4月下旬随部队南下，6月中旬抵达鄂东地区，两个月的时间步行了六千多公里。9月14日，杨树达又一次收到杨德豫从粤赣边境寄来的信。儿子告诉父亲，这些天他们行军达到五千多里，精神愉悦，身体健康。看到这些消息，杨树达为孩子们的正确选择感到骄傲和自豪！

在繁忙的读书、研究之余，杨树达开始阅读进步书刊，并参加一些进步组织的活动。他虽然和郭沫若在学术上有一些分歧，但还是非常认同郭沫若的政治理念。7月30日，他阅读了郭沫若的《苏俄旅行记》，而且还是一口气读完的；8月22日，杨树达在一位老师的家里借来《毛泽东之人生观》《唯物辩证法》两本书，然后兴趣盎然、废寝忘食地阅读。8月25日，他参加“同志会”，会上大家畅所欲言，一起交流学习的收获和体会。9月12日，他开始阅读毛泽东的著作《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和艾思奇的《思想方法论》。9月20日，他用很快的速度读完了两本宣传小册子《二万五千里长征》和《中国革命与共产党》。侄儿杨伯峻1926年在北大读书的时候就加入了共产党，1949年，他担任民盟湖南党支部宣传部部长，同时兼任民盟党支部主办的《民主报》社长。杨树达经常阅读这份报纸，也经常为该报写稿。

1949年9月21日，为新中国成立做准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当时的报纸对会议的报道非常详细。看到这些消息，杨树达心情激动，精神振奋，在日记中他深情地写道：“辛亥以后，国事扰攘将四十年。国民望治之心至切，终归失望而已。共产党军纪严明，行动稳健切实。衰暮之身，或可及见升平乎？”9月25日，《民主报》为庆祝新政协的召开向他约稿，他撰写了《实事求是》一文。文章说，清代皖派学者戴震标举“实事求是”，并且切实实行之，终于推动清代学术走向繁荣，取得了远逾汉唐的成就；现在共产党在治军和治理国家方面也提倡“实事求是”，“成功绝无疑义”……

作者：孙守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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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书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