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先生

文/李怀宇

1936年7月，金庸从海宁县袁花中心小学高小毕业。小学时期读的书中，得益最多、记忆最深的是邹韬奋所撰的《萍踪寄语》《萍踪忆语》等世界各地旅行记，以及其主编的《生活周报》。金庸自称本来年轻时想做一个外交官，周游世界。是年秋，金庸考入浙江省立嘉兴初级中学，初一时，喜读学校图书馆丰富的藏书。金庸向池田大作谈到巴金时说：“回忆我在中学之时，男女学生读得最普遍的是两位作家，一是巴金，二是俄国的屠格涅夫。对于我们这一代的青年，巴金先生几乎是我们唯一喜爱而敬佩的当代中国作家。鲁迅先生太深刻而锋锐、太强调严肃的社会主义；周作人意境冲淡而含意深远，非我们年轻人所能引起共鸣；老舍嬉皮笑脸，似乎不太认真；沈从文的文章美得出奇，但他所写的湘西，对于我们江南人似乎充满异国情调；茅盾的革命情怀我们不大了解。”

1963年，金庸写下《谈〈彷徨与抉择〉》长文，留下了珍贵的记忆：“我故乡是浙江海宁的一个小镇，叫做袁花，镇上给日本兵烧得一根柱子也没剩下。我的家当然也是烧得干干净净，衣物财产毁了，倒也没有什么，只是数百年祖宗积下来藏书的毁灭，曾使我父亲和哥哥大哭了几场。当时我还不知道书籍的宝贵，现在想起来，觉得自己也真应当大哭一场才好。”

在家乡的中学里，金庸觉得“沈从文的文章美得出奇，但他所写的湘西，对于我们江南人似乎充满异国情调”。后来在抗战的离乱岁月里，金庸前后在湘西住了两年，“异国情调”渐渐变成“如歌行板”。

“将军后人”沈从文在十三岁时进了当地举办的预备兵技术班。他在班里学不到什么军事知识，却跟一个名叫“滕师傅”的老教头交上了朋友。滕师傅好像是一个从侠义小说中跑出来的人物，真是十八般武艺，样样皆能。少年沈从文对滕师傅敬佩异常。在沈从文看来，湘西有种混合着浪漫情绪与宗教意识的游侠精神。他在《湘西·凤凰》中说：“游侠者精神的浸润，产生过去，且将形成未来。”而金庸在湘西游侠精神的浸润下，记录了过去的民歌，日后又创造了武侠世界里的湘西书写。

金庸在《民歌中的讥刺》中回忆：“抗战时我曾在湘西住过两年，那地方就是沈从文《边城》这部小说中翠翠的故乡，当地汉人苗人没一个不会唱歌，几乎没一个不是出口成歌的歌手，对于他们，唱歌就是言语的一部分。冬天的晚上，我和他们一齐围着从地下挖起来的大树根烤火，一面从火堆里捡起烤热了的红薯吃，一面听他们你歌我和地唱着，我就用铅笔一首首地记录下来，一共记了厚厚的三大册，总数有一千余首。”

《飞狐外传》第六章《紫衣女郎》中的“少停酒菜送上，湖南人吃饭，筷极长，碗极大，辣味甚重，胡斐虽不喜辣，但菜肴每味皆浓，颇有豪迈之风”，描写的是金庸当年入湘的体验。而在《飞狐外传》第十章《七心海棠》中，金庸借王铁匠之口唱起洞庭湖边的情歌：

小妹子待情郎——恩情深，

你莫负了妹子——一段情，

你见了她面时——要待她好，

你不见她面时——天天要十七八遍挂在心！

民歌如酒，而酒也妙。《笑傲江湖》第二回《聆秘》：“大师哥忽然闻到街上酒香扑鼻，一看之下，原来是个叫化子手拿葫芦，一股劲儿的口对葫芦喝酒。大师哥登时酒瘾大发，上前和那化子攀谈，赞他的酒好香，又问那是什么酒。那化子道：‘这是猴儿酒！’大师哥道：‘什么叫猴儿酒？’那化子说道：‘湘西山林中的猴儿会用果子酿酒。猴儿采的果子最鲜最甜，因此酿出来的酒也极好。’这化子在山中遇上了，刚好猴群不在，便偷了三葫芦酒，还捉了一头小猴儿，喏，就是这家伙了。”写的应是金庸当年在湘西的见闻。

在《谈〈彷徨与抉择〉》中，金庸更有详细的回忆：

抗战期间，我曾在湘西农村中住过一段时期，就是沈从文小说《边城》所描写的那个地方。那年春天，农村中发生了天花。我所住地方附近的三个农村，十分之七八的大人和小孩都染上了。农村中没有半点医药设备，短短一个月之内，我所相识的农民死了五十多人，幸而没死的，脸上也都留下了难看的疤痕。我当然知道，只要事先种了牛痘，就可以防止天花的传染，即使在染上之后，如果有适当的医药照料，大多数人也可以保全生命。但这些农村之中，大多数人家是数代没有一张桌子没有一张椅子的，在大雪纷飞的严寒天时中也是没有鞋子袜子穿的，一百人中是难得有一个人识字的，谈得上什么种牛痘和看医生？

那时候和我最好的是一位姓覃的农民朋友。他不识字，然而是唱山歌的好手。他比我稍大几岁，我常跟着他去捉鱼、钓田鸡、打山鸡。那时他正和邻村的一个姑娘在热恋之中。湘西农村中的恋爱很是罗曼蒂克，男的女的隔着一条小溪，躲在茶花后面你一曲我一曲地唱着山歌。这些山歌的调子很少变化，歌词是每个人即兴编造。他和那位姑娘在晓风之中、明月之下，不知已唱了几千几万首山歌，每块岩石、每一株桐树都记住了他俩缠绵的深情的歌声了。忽然之间，他也染上了天花。他母亲、哥哥、妹子，都在这场天花中死了，家中只剩了他一人，只有邻居和那位姑娘帮他煮饭烧水。

这天我去看他，带了几斤米和一只鸡去。刚坐下不久（坐在草织的圆垫上，没有凳子的），县里来了催钱粮的税吏。我朋友的田早在七八年前就卖了给人，但那买田的有钱人设法不转钱粮户册，每年的钱粮仍是要我朋友家缴纳，长期来交涉和哀求都没有用。这一次钱粮当然缴不出，那税吏就要收“草鞋钱”——他从县里走了几十里路，草鞋走烂了，不缴钱粮就得给草鞋钱，他好买了草鞋，过几天再来。

税吏所收的“草鞋钱”，其实就是迟交钱粮的利息，这次付了草鞋钱，过得十天半月，他又会来征收钱粮。别人的田地要你纳税，那当然是非常的不公平。我当时气愤地向那税吏交涉，他却说这不管他事，县里的粮簿上记着的是我那朋友的名字。

后来我的朋友病好了，一个英俊的青年变成了满脸痘疤。他一头牛和三口猪都卖了，用来埋葬他母亲、哥哥和妹子，从此成为赤贫。小说和戏剧中的女主角都忠于爱情，不计较情郎的贫富，但现实生活中却并不都是这样。我朋友的姑娘不久就嫁了别人。田野间和山坡上仍旧飘扬着醉人如酒的恋歌，可是永远和我朋友无份了。他成日痴痴呆呆，对什么都失却了兴趣。我想同他一起到县政府去交涉，改了粮册上名字，他也一样不关心了，只说：“没有用的，命中注定的。”他一生之中再也没了幸福，或许，他还是死了的好。

这位不识字、唱山歌的朋友，成了日后金庸小说创作中的原型之一。“不识字”的主角，往往有“大智慧”。朋友的姑娘嫁了别人的故事，金庸也写了好几个，可惜结局往往让人意难平。“命中注定”的人物故事，倒是人间常态，只是金庸喜欢给人物加上一点喜剧的结局，算是对现实与命运的无力抗争，平添“成人童话”的色彩。

金庸也目睹了另一种意义上的人间惨事：

湘西有许多苗人，千百年前就被汉人赶到了贫瘠的山里。汉人的官吏和土豪恶霸常常欺侮他们，每过十年八年，苗人忍无可忍，便会爆发一次武装反击。我在湘西时，最近一次的汉苗冲突过去还不久，农村中流传着各种各样汉苗互相杀戮的事迹。汉人有新式枪械，人数又多，每次冲突自然总是苗人失败。我在乡下的市集上看到苗人和汉人交易，苗人总是很少说话，对于轻薄汉人的侮辱和嘲笑只是默默忍受，交易上吃了亏，也不敢有什么争执。有一晚天下大雪，我在一家农民家里作客，听到一个保长喝醉了酒，口齿模糊地吹嘘他如何手执快枪冲入苗寨，如何奸淫苗人的姑娘、抢劫他们的财物。火堆旁的听众大都是贫穷的农民，但他们都觉得，欺侮苗人是很应该的，他这样做不是不道德，反而是个英雄。我忍不住向那保长挺撞了几句，说：“如果别人这样欺侮你的女儿，你心中怎样？”他大怒之下，从此和我成了仇人。

日后,金庸在小说中写不同帮派、族群之间的冲突，倒是数不胜数。那个大怒之下和金庸成了仇人的保长，常常在小说中受到侠客的修理。现实中无法惩恶扬善，小说中可以快意恩仇，这便成了他写作的力量之一。

沈从文喜欢强调自己的农村背景，自称“乡下人”：“我实在是个乡下人，说乡下人我毫无骄傲，也不在自贬。乡下人照例有根深蒂固永远是乡巴佬的性情，爱憎和哀乐自有它独特的式样，与城市中人截然不同！他保守，顽固，爱土地，也不缺少机警，却不甚懂诡诈。他对一切事照例十分认真，似乎太认真了，这认真处某一时就不免成为‘傻头傻脑’。”而金庸的小说《连城诀》的主角狄云就是一个傻头傻脑的“乡下人”。

《连城诀》开头《乡下人进城》，说“那是湘西沅陵南郊的麻溪铺乡下”，这故事铺排开来，却是人间惨事，一件又接一件，几乎让人喘不过气来。《人淡如菊》一节倒是印证了“小说和戏剧中的女主角都忠于爱情”，却以无比凄美的悲剧收场。正当书中人物陷入无尽黑暗之中，金庸大笔一挥，还是加了一个光明的尾巴：“她满脸欢笑，向他飞奔过来，又笑又叫：‘我等了你这么久！我知道你终于会回来的。你如不来，我要在这里等你十年，你十年不来，我到江湖上找你一百年！’”

这怎么可能？如此黑暗的世界，这般惨淡的人生，结局竟是如此光明、这般欢乐。

沈从文《边城》的结尾是：“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也许明天回来！”这是一个开放性的结局，回不回来，有无限的可能、不尽的遐想。

金庸设计《连城诀》的结局，是在向沈从文致敬呢，还是给“没有用的，命中注定的”朋友以人生的希望？

相比之下，《雪山飞狐》的结局留给读者无尽的悠思：“胡斐到底能不能平安归来和她相会？他这一刀到底劈下去还是不劈？”

作者：李怀宇

责编：罗嘉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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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书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