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蒋诗雨 通讯员 戴欣宇 蔡艺华

“有人想要高分，有人只想要学分”“一个人的兵荒马乱，几个人的岁月静好”“明明是4个人的作业，最后却变成1个人的‘独角戏’”……

一直以来，“小组作业”是大学课堂中常见的作业形式，然而完成作业的过程中，常常存在分工不均、“搭便车”等矛盾，社交平台上关于“小组作业”的吐槽屡见不鲜，戳中了无数大学生的痛点。

小组作业，本应是培养协作能力的教学设计，正悄然演变为一场关于责任、公平与人际博弈的隐形战场。

“不做组长=不踩雷”

“千万不要做组长。”说起小组作业的分工，湖南师范大学大四学生余杰态度坚决。

在一次必修课调研汇报中，两名同学主动申请加入余杰所在的小组，正好缺人的余杰同意了，并被推选为组长。

看似顺利的开局，却迅速滑向失控——组员频繁“失联”成为常态。约定的讨论时间，总有人缺席；分配的任务，即使设定了截止日期，也要反复催促才能勉强上交。

“好不容易交上来了，发现完成得也非常敷衍，大量使用AI，根本没有深入调查。”余杰无奈说道。

截止日期迫近，余杰只能担起组长的责任，被迫接手“烂摊子”，压力最终落在了最关心作业质量的人身上。

“谁最着急，作业就是谁的。”这句在大学生中流传的调侃，道出了组长角色的困境——名义上拥有组织权力，实际上却沦为“兜底的”。这种角色风险，让有能力的学生也望而却步。“不做组长=不踩雷”也成为了许多学生心照不宣的“潜规则”。

“有人想要高分，有人只想要学分”

组长不易，组员也难。

湖南理工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学生祺祺也碰到过和余杰类似的情况。在一次采访作业中，祺祺和小组另外5人需共同完成采访、撰稿等多项工作。

“分工讨论时一切正常，谁负责采访、谁整理素材、谁撰写初稿，大家都点了头。”祺祺回忆，可一到落实阶段，情况就变了：有两名同学始终处于“划水”状态，要么以“社恐”为由回避采访，要么提交的素材敷衍潦草，完全达不到小组约定的标准。

“和他们沟通，要求再完善一下，他们也一点不情愿，好像课程作业只要完成了、拿了学分就行。”祺祺说，但她和另外三名组员还是想尽可能做好，拿到个漂亮的成绩。

无奈，祺祺和另外三名组员重新补充采访、重写稿件，熬了好几个深夜，好在结果不错，分数可观——而那两位几乎没怎么参与的同学，也获得了同样的分数。

“那种感觉特别不公平。” 祺祺试图描述这种情绪，“就好像你辛辛苦苦跑完一场马拉松，有人坐着观光车跟到终点，最后你们拿到的是同样的奖牌。”

统一目标、沟通协作

让小组作业实现“1+1>2”

本意是培养协作能力、加强学习自主性的小组作业，为何总是闹的不欢而散？湘潭大学化工学院谭老师认为，目标不一致、组内成员能力不均，都是重要原因。

“比如考研学生和不考研学生，两者时间分配和目标不一样，对成绩要求也不同，导致对作业重视程度不同，就会产生矛盾。”谭老师说。

湖南大学研一学生林嘉对此深表认同。她的小组作业总是完成得很顺利，最重要的就是组员们目标都十分一致。

“是想脱颖而出、做出新意，还是稳扎稳打、保证质量，抑或是按部就班、达到基本要求即可？只有组员们目标统一，才能在后续过程中保持工作态度。”林嘉说。

除此之外，小组组队通常是自愿组合，有的成员能力强、有的能力稍弱，还有一些未被选择的学生被迫成组，就容易出现“混”的情况。

对此，林嘉建议，组长应根据成员优势、特点安排不同的角色，尽量公平地分配工作量，在此基础上实现效率和质量的“双赢”。

谭老师告诉记者，为了避免有人“搭便车”，他会在评分规则上做出区分。“组长承担协调和分配任务，分数和作品成绩一致；组员的评分则分为个人成绩和作品成绩，前者占40%，后者占60%。”谭老师说，“如果想‘混’，自己那部分的打分是不会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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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的严老师则另有一个妙招：小组作品汇报完成后，她会随机抽取小组同学提问，这就要求每一位成员都要熟练掌握作业内容，杜绝“浑水摸鱼”。

“其实小组作业中碰到任何问题，最重要的是主动、线下沟通。”林嘉说。她的小组每周至少面对面讨论一次，这种真实的互动能大大减少误解。

小组作业是大学生们绕不开的话题，分工不均、拖延症、态度敷衍都会带来无穷的问题，造成“1+1＜2”的后果，“是一个人的兵荒马乱”还是“一群人的岁月静好”,都需要学生们慢慢摸索。从单打独斗到有效协作，当大学生们在小组作业的纷争与磨合中学会确立目标、合理分工并主动规划，小组作业才能呈现出超越作业本身的意义。

作者：蒋诗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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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