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世民

有些年头了。那些名字，那些面孔，都像旧相册里微微卷了角的相片，在记忆的深处，静静地躺着。直到一个名叫“司令部摄影小组”的群，悄然建起，那些熟悉的脸，才又一次，从沉沉的岁月里，浮了上来。他们，好像还是老样子。眼里有光——那是一种只有心里真正装着热爱的人，眼里才会有的光。

我们五个人，是从南京军区司令部底下各个单位，临时凑到一块儿的。像一支小小的“尖兵队”，专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的主题摄影展而集结的。任务明明白白：要拍出有分量的照片。

组长张国庆，在管理局工作。先前我们单位办陈列馆时，他来拍过不少好片子。说起来，他算是我摆弄新闻摄影的半个引路人。人不高，瘦，话不多，待人却极热络。最不一样的，是他双手捧起那台老尼康的时候——那眼神，像忽地被一盏灯点亮了，专注得近乎虔诚。

张怀军在文化站，蔡国灿来自陆航团。最年轻的张智超，是南京政治学院新闻系刚毕业的“红牌”，在宣传处实习。他们几位，都是有名儿的“快门手”。只有我，像个走错了门的人，混在他们中间，心里总有些虚。我的行头也简单：一台单位配的佳能，两卷柯达胶卷，便是全部的家当了。

出发那天，天还没全亮。我们挤在一辆绿皮吉普里，后厢塞满了器材包、三脚架，人挨着人坐着，一路颠簸。起初都拘谨，互相递着烟，却不怎么说话。车子一路颠着，晃着，那层薄薄的陌生，竟像是被颠散了。话匣子一开，说的全是相机、镜头、光圈、快门。他们嘴里蹦出的“区域曝光”“追焦”，我听着，像天书。只好默默抱紧我的佳能，像个新兵抱着他的枪，只是听。心里那份“充数”的惶恐，便一点点，往下沉。

第一站，是射阳的高炮靶场，紧邻着海。车停时，晨雾还没散，乳白色的，浮在营区四周，朦朦胧胧的。我一抬眼，便看见了那高耸的炮管，像一柄出鞘的剑，从流动的雾里直刺出来，静默着，却含着一股逼人的力量。哨位上，立着一个年轻的战士，肩章已被露水打湿了，深了一块颜色，他的目光，却穿过了迷迷蒙蒙的雾，望向一个我看不清的远方。

我心里一动，觉得这画面真好。赶忙举起相机，学他们的样子，眯起一只眼，在取景框里来回比画。可怎么摆弄，都觉得不对——哨兵像站在雾里，太模糊了，哨兵的身影和海平面的线叠在了一处，分不出主次。我手忙脚乱地调着焦距，拨着光圈，额头竟冒了汗。这时候，耳边传来几声极清脆、极利落的“咔嚓”。

我扭头看，他们几个，不知何时早已选好了位置，有的半跪着，有的攀上了车顶。相机在他们手里，仿佛是身体延伸出去的一部分，那样稳当，那样轻快。没有人说话，可那份从容，像一面清澈的镜子，清清楚楚地，照出了我的笨拙。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我和他们之间隔着的，不只是一台相机的距离，而是那成千上万次快门按下后，积淀下来的功夫。是把所有技术都揉成了本能，才能在瞬息之间，捕捉到那个“对的瞬间”。

海，是灰蒙蒙的。风里带着咸腥，扑在脸上，黏黏的。就在这片海与天模糊的交界处，静静地卧着这座训练场。

那炮管，真是粗壮得很。我们此来，便是想用镜头，将它那直刺苍穹的气势，留下来。为了这份“刺”出去的震撼，我们得叫它在画面里，显得格外雄浑，格外迫人——说来也怪，静立在阵地时，它固然威严，却并非不可丈量；是我们在取景框里逼视它，仰望它，将一股心气儿灌了进去，它才终于活成了我们心中那个披云斩雾的巨人。

蔡国灿端着相机，半蹲着身子。他用了一支广角镜头，凑得极近，几乎要贴上那冷冰冰、硬邦邦的钢铁了。越近，那黝黑的炮口，便在视野里张得越开，如同巨兽般沉默的口。为了这一个角度，我们反复地、不厌其烦地，将那沉重的炮管摇上，又摇下。高一点，天便被它挑去一角；低一分，海的深沉，又尽数被它纳入了怀中。

这实在是一件磨人的事。海风不停地吹，吹得人脸上发紧，干涩涩的。我们却只是围着这沉默的铁器，像在进行一场无声的仪式，只为求得一个最完美的构图。那份耐心，近乎固执，是心底里的一点念想，非要它毫厘不差地呈现不可。或许，这便是所谓的“精益求精”吧——非要那光影、那线条、那气势，都严丝合缝地，落在我心中构想的那一处，才肯罢休。

后来，那张由无数次细微调整得来的照片，被命名为《射天狼》。

它入选了展览。

人们只看到画面上，炮管雄峙，指向苍茫，却未必知道，为了这一个瞬间的定格，我们曾在那空旷的海边，与风，与海，与这沉默的铁，较量了，也对话了那样久。

后来那些天，我们辗转于各个单位。我慢慢发觉，我那套拍新闻的急就章法子，在这里是多么不够用。在飞行大队，我看见他们为等一束恰到好处的光、一个稍纵即逝的表情，能静静地站上大半天。他们要的，不只是“清楚”，而是一种情绪，一种能穿透薄薄的相纸、直抵人心的东西。

大家集合在机场，等待着飞行员登机飞上天空的那一刻。

飞行员在等待出发，已然整装待发。谁都知道，脚下这一步迈出去，便是万丈高空。风会变得陌生，云会变成陆地。尤其是要高空跳伞，这一跳，从来都是高风险的课目，与危险相伴。可他们脸上，没有畏惧。

他们那种平静，让我心头一紧。你不觉得他们高大吗？在我心里，他们是顶天立地的。

大家都想拍出这份高大，拍出那种特有的场面。

就在那训练场的硬地上，几个人都不管不顾地仰面躺下，迷彩服顷刻沾满了沙土。取景框里，天，成了他们唯一的背景。用最低的角度，去仰望他们。镜头由下往上，他们的身形，便真的如山一般，稳稳地，立在我眼前。

那一瞬，我不再觉得他们只是在“待发”——他们更像是在积蓄一种力量，一种沉默的、向天空而去的勇气。

它不只是一张照片。

它是一个姿势，一种仰望，一段在尘土里完成的、对崇高的致敬。

这让我对那小小的胶卷，生出一种敬畏。一卷，只有三十六张，按一次，便少一次。不像现在的数码相机，随拍随删，轻巧得像一场游戏。那时候每一次举起相机，都得看准、想清，然后果断按下。食指搭在冰凉的快门上，像压着某种沉甸甸的重量——你没有权利浪费任何一次机会。夜里，我们在招待所昏黄的灯光下，把拍完的胶卷轻轻倒出，贴上标签，那动作，小心得像在收拾一颗颗珍贵的子弹。那黑黢黢的胶卷筒里，封着我们一整天的奔波、等待和盼望。而在冲洗出来之前，一切，都是未知。那种等着谜底揭晓的、混合着焦虑与期待的心情，后来的摄影人，怕是很难再懂了。

巡回拍摄的最后一晚，我们落脚在徐州二总站的招待所。明天要拍的，多半是那里的女兵。我下意识地摸着胸前的佳能相机，冰凉的机身，早已被手心的温度焐得温热。

这一路，我看得实在不少。我见过雷达兵在无边的寂寞里，如何日复一日地坚守；也见过女兵们走在队列里，那整肃而轻盈的身影，像一幅流动的画卷，一首无声的诗；更见过飞行员冲向天际时，那义无反顾的飒爽。

看着…看着，心里某个结忽然就松开了。我是不是够“专业”，我那几张照片最终能不能入选，这些先前顶在乎的事，一下子竟变得很轻，很远了。

要紧的是什么呢？是这一路上，我确确实实地、透过这小小的、方方的取景框，屏息凝神地，凝视着这支军队的肌理，触到了它温热的血脉。我的镜头诚然是笨拙的，像一个初学走路的孩子，走得磕磕绊绊。但它朝向的地方，它所记录的那些面孔与身影，却没有错。

回到单位，我把胶卷交上去，心反倒静了下来。后来展览开幕，大厅里挂满了照片。我一张一张看过去，我们组那几个人的作品，光影讲究，意境也深，引来不少围观与称赞。而我，也有三张照片入了展，一张是送医下乡，第二张是铁甲雄风，第三张是现地导调。照片放得不大，构图也说不上多巧，但画面干净，清晰，透出一种无言的庄严。

我在那张照片前站了很久。没有失落，反倒有种踏实的暖意。三十六分之一的机会，我抓住了这一次，对我，已是命运的慷慨。它告诉我，真诚地注视，本身就有它的重量。就像那段捧着胶卷相机的日子，那快门声里的郑重与期盼，早已和那些影像一起，被我心底的感光板牢牢留住，再也洗不掉了。

群里的消息，偶尔还会亮起，像夜深时分的萤火。

蔡国灿的名字后面，早已缀上“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的头衔，作品屡获大奖，成了圈里响当当的人物。张智超走得更高、更远，进了中央电视台军事节目中心和东方时空担任纪录片编导，在镜头后面积攒了整整十年的光阴；而后一个华丽的转身，创办了自己的两家媒体公司，将摄影与摄像都玩转在股掌之间。张国庆退休了，日子清闲下来，可那台相机依然是他最亲密的老友，从未离手。张怀军呢，还留在部队里，像一棵沉默的树，低调如昔。

只有我，悄悄地转换了航道，埋首于青灯下的文字里，用另一种方式，打磨着属于我的、安静而漫长的时光。

只是偶尔，在某个安静得能听见灰尘飘落的午后，我还会想起那台佳能相机，想起食指搭在快门上的，那一点分量——那不只是金属的冰凉触感，而是一整个时代，轻轻压在指尖上的重量。

责编：王相辉

一审：吴天琦

二审：徐典波

三审：姜鸿丽

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