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立新

2025年12月11日，因为参加碧泉书院重建开工仪式，得便再至隐山，这是我第十六次到这里。最早一次是1998年。

隐山，又称龙王山、龙穴山，在今湖南省湘潭县排头乡黄荆坪村一公里处。宋代理学名臣、“春秋学”大家胡安国和他的季子——理学湖湘一派思想宗师胡宏的墓葬，均在这里。​

本篇，意在说明以下几个问题。

一、胡安国、胡寅、胡宁、胡宏，父子四人墓地均在湖南，不在福建、湖北。

本来这不是问题，所以提出来，是因为各种地方史志，存有不同记载。

胡安国（1074—1138）墓地在哪里？湖北《当阳县志》，称胡安国墓在湖北当阳。光绪《衡山县志》，称胡安国墓在“衡山紫云乡。”《嘉庆重修一统志》湖南《长沙府志》、光绪《湖南通志》，均称胡安国墓，在“湘潭县西南隐山下。”

以上三种说法，显然后一种正确，胡安国长子胡寅，为其父所作《先公行状》有明确记载，不用考辨。胡安国父母葬在湖北荆门当阳地界，《当阳志》作者误听传闻，导致误书。胡安国曾在紫云峰下生活若干年，《衡山志》作者可能凭借想象而误书。

胡寅（1098—1156）的墓地，史志中只见一种说法，就是《湖南通志》称引《胡氏族谱》的说法，“在永州城东关外。”不知《湖南通志》作者引用的是哪种胡氏族谱。因为各种胡氏族谱记载不同，亦有称胡寅葬在衡阳城东者。《福建安溪胡氏族谱》，则称胡寅葬在湘潭隐山。各种说法不一而足。

有关胡宁（1101—1159）墓地，明代编修的《八闽通志》称，与其堂兄胡宪墓，均在福建建阳县东“北乐里龙潭坑上。”

胡宏（1105—1165）墓，《八闽通志》称，在福建“建阳县北崇文里古楼岭。”《嘉庆重修一统志》福建《建宁府志》，延续《八闽通志》说法。光绪《湖南通志》和《湘潭县志》，均称胡宏墓，在湘潭“县西南隐山下。”

各地方史志，或为误书，或为掠美，致将古代先贤墓地，错记于本省州县内。

古代人这样做，或是因为失误，或是为了表示所在地方历史底蕴丰厚。现在很多地方还在这样做，则是为了争取投资、捐助，争抢文化旅游资源。

胡氏父子四人墓地，其实都在湖南，而不在福建和湖北。真德秀《西山文集》中有祭奠胡氏四父子的文字，足够证明这一点。

宋代主政地方官员，有祭祀辖境内先贤，借此以行教化的责任。真德秀于宋宁宗嘉定十五年到十七年（1222——1224）担任知潭州、湖南安抚使。其人又是著名理学家，自幼读胡氏父子书，对胡安国父子崇敬有加。到任不久，询知胡氏父子在湖南的葬处，立即着手经办祭奠事宜。

“兹叨上命，来镇三湘……”，“故武夷先生文定胡公之墓……”、“昭告于故致堂先生侍郎胡公之墓……”、“故祠部郎中胡公之墓……”、“故五峰先生胡公之墓……”。

真德秀主政湖南，祭奠胡氏四父子墓地，说明胡安国父子四人墓地都在湖南境内，而不在福建建阳，也不在湖北当阳。不需要另外找寻证据。

祭文显示，真德秀不仅祭奠胡氏父子，而且通令禁止在墓地附近砍伐树木，放牧牛羊。真德秀还“访问”胡氏“后人”、“慰其子孙”。《西山文集》相关文章显示，真德秀主政湖南期间，看望过胡大壮，还曾与萧佐、刘庆子等湖湘士人，有过密切交往。萧佐是张栻门生，其父萧复，是胡宏及门弟子，又是胡安国门人黎明的女婿，与胡氏一家联系相当紧密。刘庆子的母亲，是胡大壮女儿，胡大壮是胡宏长子。

由此看来，关于胡安国及其三子墓地的确切位置，是真德秀问询胡宏子孙辈们得知，断无可疑。真德秀对胡氏父子，虽然崇敬有加，但祭祀胡氏父子四人，却是官府作为，是可以算作行政业绩的，不是简单的私人情感付出。

祭文显示，胡寅、胡宁墓地，是真德秀亲往祭祀。而胡安国和胡宏墓地，却是真德秀敦遣“祠官”前往代祭。表明胡寅与胡宁墓地，与其父胡安国墓地，不在同处。

真德秀并未亲往祭奠胡安国、胡宏墓地，主要是因地处偏僻，官事冗繁，往返费时过多，恐怕影响公务——“属拘印韨，谒拜无从。”

真德秀虽未明说胡宏的墓地，与其父胡安国墓地同在一处，但通常情况下，宋人都有一子葬于其父其侧。照此惯例，胡安国墓地附近，应有一子葬在其侧。既然胡寅、胡宁墓地，不与其父墓地在一处，那就只能是胡宏了。因此胡宏墓地在隐山，当无异议。而光绪《重修一统志》湖南《永州府志》，称说胡宏墓地，“在零陵县东关外”，显然是将“胡寅”，错写成了“胡宏”。

二、胡安国为何葬在隐山？

胡寅《先公行状》明确记载，其父胡安国，于去世当年（绍兴八年）九月一日，“葬于潭州湘潭县龙穴山。”前面已经说过，隐山在南宋时期，又称龙穴山（因山体底部，有深长山洞，土人旧称有龙王卧居其中）、龙王山、西山（因在湘潭县西的缘故），胡寅《斐然集》和胡宏《五峰集》中的不少诗、文，都可证实上述说法。​

胡安国、胡宏父子墓地，为什么葬在隐山？

古人重风水，隐山地处偏僻，风水应该不错。这是胡安国、胡宏父子葬于隐山的第一个理由。

第二个理由，是胡安国的夫人王氏，先已葬在这里。据胡寅《悼亡别记》，“癸酉岁，……家君度【或为“渡”字之误】洞庭而南，寓居湘潭。……明年，……冬十月一日，先令人疾革，……捐馆舍。”明确交代，胡安国夫人、胡寅兄弟的“先令人”，于建炎四年（1130）十月一日去世。《亡室张氏墓志铭》又称，胡寅前妻张季蘭去世后，于当年（绍兴七年1137）十一月七日，“葬于潭州湘潭县龙穴山先妣王令人之右。”说明胡安国去世（1138四月十三）前，其夫人“令人王氏”，已先葬在隐山。而胡寅前妻，也陪侍“先令人”葬在这里。胡安国葬在这里，既得风水之宜，又免去了迁转亡妻祔墓的周折。

还有第三，这条理由似乎更重要，就是慈云禅寺就在附近，寺内住持僧法瓒长老，跟胡氏父子交谊深重，可以帮助看守墓园。来往祭祀时，还可于寺中休歇。

慈云寺住持僧法瓒和尚，与胡氏父子交往时间既长，情谊也异常深重。

建炎三年（1129）冬，胡氏一家初来湘潭碧泉，正值寒冬季节，“急雪堆户，冬郁湿薪”。正处艰困之时，法讃忽来看望，可能还送来一些米面，帮助胡氏一家度越难关。

作为理学名家，胡氏父子虽然坚定反佛，但对法瓒的恩惠，却是感怀至深。

法瓒当时不是慈云寺的住持僧，只是草衣寺较有名望的僧人。后来才“移锡”慈云寺，成为住持长老。宋代出家为僧，需要政府发放度牒。和尚成为寺院住持，也不仅需要内部僧众推举，还要得到地方官府批准。法瓒能够成为慈云寺住持，得利于胡寅向荆湖南路安抚司的举荐。法瓒因此与胡氏父子关系更加亲密。

胡安国夫人王氏，还有胡寅前妻张氏，所以葬在隐山慈云寺对面，一方面可能有风水的考量，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与法瓒长老关系亲密，平时可以帮助照看。

胡安国去世后，法瓒更加精心看护胡氏坟墓，禁防樵牧，草树得以葱茏茂盛。

绍兴十八年（1148），法讃圆寂。胡寅特作祭文，表达伤悼和感激。

三、胡基瓒老人带引我来到胡安国、胡宏父子墓前

1998年10月5日，中秋节那天，我第一次来到隐山。

88岁的老人胡基瓒，带引我来到胡安国、胡宏父子墓地。老人家住湘潭县花石镇合云村，自称是胡宏第22代后裔。老人60岁的儿子胡盛弼一同前往。他们的名字当时就引起了我的注意。经历反右、砸烂封资修、文革等数十年政治运动，全国上下，传统文化遭受粉碎性破坏，但老人父子的名字，却取得那般雅致，满含古典的意味，数代之间一定仍有人读古书，文化底蕴不浅，殊不容易。​

是学生朋友胡菊香，帮我找见胡基瓒老人。菊香也是胡宏的后裔，现在早已是大学老师。当年她在湘潭大学读西洋哲学的研究生，跟我指导的研究生蒋浩是好友，由此跟我熟悉，很快成为朋友。那段时间，我见到姓胡的就问人家是不是胡安国后代，想着或许可以得见胡氏《族谱》，找寻胡安国墓地之类。问到菊香，算是找对了人。她回家打探消息，通过自己的姑父，打听到合云村的胡基瓒老人。

带我前往胡安国、胡宏父子的墓地的路上，胡基瓒老人拄着拐杖，在儿子的帮助下，慢慢行走，我在一边帮扶，一边跟老人说话。老人每走几步，就得用手帕擦擦鼻涕，他正患感冒，但情绪却很饱满，眼中始终含着笑意。二十七八年过去了，现在我还能回想起他当时的情态。来到胡氏父子的墓前时，我兴奋得难以描述，对老人充满说不出的感激。心想可能自己是学界第一个找到胡安国、胡宏父子墓地的人。

其实不是。在那数年以后，日本学者高畑常信将他著述的《宋代湖南学の研究》寄赠给我。翻阅时发现，在我来此五年前，他就已经到过这里了。高畑常信是东京学艺大学教授，宋代湖南学的研究专家，跟我研究的目标一致。他不止到过胡氏父子墓前，后来我去过的宁乡张栻父子墓地、桂林石刻中张栻的遗迹等，他都在我之前若干年去过了。所拍照片都放在了书中。日本学者为学的务实求真态度和身体力行精神，实在令我感佩，感佩到有些惊诧的程度。

后来我又去胡基瓒老人家，老人把珍藏的《族谱》拿出来。说“珍藏”，一点都不过分。老人告诉我，当年全国大搞“破旧立新”政治运动，所有“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都被当成封建遗毒，凡能见到的，几乎全被砸毁、销毁。红卫兵到他家搜查过几次，几本旧书都被抢走、撕毁。因为胡基瓒的老母患有严重风湿，把这份族谱垫在床底防潮，所以没被搜走，因此得以幸存。这份《湘潭隐山湧田胡氏六房八修族谱》，与一般的各种姓氏《族谱》有很大不同。

历来研究者都知道，《族谱》这类东西，百无一真，可信度极低。但这份胡氏族谱，经过我与相关可信史料对证，却有不菲的史料价值，是我所见到的十余种《胡氏族谱》中，有参考价值的两种之一。尽管其中同样存在很多差错。

老人把这份珍藏的《族谱》借给我，我拿回学校复印了大半部分，然后再去他家还给他。

跟老人聊天，听老人说话，感觉既温暖又亲切。我给了老人一百元钱，他没拒绝，笑着感谢我。其实我更感谢他。后来工作忙，2000年后我就再没去过老人家。现如今，老人如果还在，应该有一百一、二十岁了。

四、胡安国、胡宏父子墓地中存在的问题。

胡基瓒老人告诉我，隐山的胡安国、胡宏父子墓，是1982年，附近胡氏后裔集资，在原址上重新修建的。

我后来感觉，存在两个明显错误。

隐山胡安国、胡宏父子，同在一冢之内，不符合宋代礼法。应如宁乡县官山的张浚、张栻父子墓地那样，分为两个各自独立的墓穴。也就是说，应该是距离较近的两座坟丘，一为胡安国与夫人合冢之墓，一为胡宏与其妻合冢之墓。这是隐山胡氏墓的第一个错误。

第二个明显错误，是将一位“刘氏”，当成胡安国夫人，书写在墓碑上。与胡安国同冢的祔墓者，是胡宁、胡宏的亲生母亲王氏。胡寅《先公行状》有明确记载，称“令人王氏祔焉。”不知什么时候，被胡氏后人弄错了。

除上述两个明显错误外，胡氏父子墓碑上的“秉春秋大笔，葬天下隐山”字样，也应是一个不小的问题。不会是胡安国下葬时所书，而应是1982年重修时，加在墓碑上的。墓碑上不宜刻书这类文字。

很可能是明代修建的隐山“胡氏父子三贤祠”中的联语。三贤祠被毁之后，胡氏后人将记忆中的这句联语，转刻在了表墓的石碑上。

隐山慈云寺、隐山胡氏父子三贤祠，都曾在1958年大跃进时，遭受严重损坏，建筑所用石块、木质梁柱等，都被凿、拆下来，拿去修建水库之类。这是我十数次在隐山做访古调查时，村民们所告知的情况。就在近旁的胡氏父子墓碑，也一定不会幸免。文革中，毁坏更加彻底，慈云寺和三贤祠踪迹全无了。1999年，我曾在附近农田和荒草中，拍摄到一块石狮残骸，年长的村民告诉我，是三贤祠的遗物。

我想胡安国墓碑原本的写法，应该是：“朝请郎、宝文阁直学士、给事中兼侍讲、谥文定、胡公之墓”，或者“宝文阁直学士、谥文定、胡公之墓”，还可能更简单：“直宝文阁文定胡公之墓”。而胡宏的墓碑，似应为：“五峰先生胡公之墓”。

“秉春秋大笔，葬天下隐山”。这句联语，应该是明代弘治年间敕建三贤祠时，胡氏后人所拟，湘潭县地方官同意之后，刻在祠堂里面的。

胡基瓒老人一定是1982年附近胡氏重修祖墓的主要参与者之一，如果当年向他问询，至少会了解到上述错误和问题的一些线索。遗憾我当时因为找见胡氏父子墓地，陷于过度兴奋中，没有来得及考虑上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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