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曾康乐

在中国人的岁时记忆里，“三节两寿”是刻进骨血的郑重。《清稗类钞》有载：“三节者，元旦、端午、中秋也；两寿者，父母之寿辰也。” 端午的粽香裹着“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为屈原”的家国情怀，中秋的明月照着“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千里归人，二十四节气则如细密的针脚，缝补着农耕文明“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的岁月流转。可纵是这般，在所有的日子里，最牵动人心的，终究还是过年。这年，是旧岁的句点，是新年的序章，是“岁暮纷多思，天涯渺未归”的游子奔赴的团圆，是刻在记忆深处，岁岁常念的往事。那些关于新衣、年猪、春联、年饭、拜年、走亲戚的片段，早已沉淀成岁月的醇酿，一启封，便满是浓得化不开的年味。

裁尺针线里的新年期盼

“儿童强不睡，相守夜欢哗。”苏轼笔下的除夕守岁，写尽了孩童对新年的热切。于儿时的我们而言，这份热切，最先落笔在一身簇新的衣裳上。民谚有云“腊月廿七，新衣穿身上”，那时不比如今，商场里琳琅满目的成衣任人挑选，物质的匮乏，让一件新年衣裳，成了积攒一整年的期盼，是岁末最郑重的念想。

衣裳的源头，是布。记忆里的布，分两种，各有各的温情。一种是母亲亲手织的土布，那台老旧的织布机，是母亲的战场。冬日的夜晚，煤油灯的光晕昏黄而温暖，母亲坐在织布机前，手脚并用，“哐当哐当”的声响，和着窗外的寒风，成了冬夜里最动听的歌谣。这让我想起《木兰辞》中“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的场景，只不过母亲织的不是征袍，而是我们过年的期盼。棉线在她手中穿梭，渐渐织出带着细密格子的土布，或是染成靛蓝色，或是带着草木染的淡青，摸上去厚实又绵软，带着阳光与棉絮的清香。另一种布，则是需要去供销社扯的“洋布”，的确良是那时的稀罕物，光滑的质地，鲜亮的色泽，若是能扯几尺的确良做新衣，足以让孩子在小伙伴面前炫耀许久。还有那蓝白相间的条纹布，也是心头好，做成中山装，穿在身上，俨然一副小大人的模样。

布备好后，便是请裁缝师傅上门。这是腊月里的一件大事，提前几日就要托人捎话，定下师傅上门的日子。裁缝师傅多是男子，记忆里那位师傅，个子高高瘦瘦，说话细声细气，性子温和得像春日的柳丝。他不像村里其他汉子那般粗犷，一双巧手，能将平平无奇的土布，变成最合身的衣裳，颇有“金针玉指缝春色，彩线银针绣年华”的匠心。

师傅上门那天，家里早早扫净了堂屋，八仙桌上铺好厚实的案板，摆上剪刀、皮尺、划粉。我们几个孩子，早早围在桌边，眼睛瞪得溜圆，生怕错过一丝一毫的新奇。师傅先是拿出皮尺，在父亲肩头量一量，在母亲腰间绕一绕，又在我们的胳膊腿上比划，嘴里念念有词，报着“肩宽二尺一，腰围一尺八”的尺寸，随手用划粉在布上划出线条。那划粉的痕迹，像是为新年画下的底稿，每一笔，都勾着我们的欢喜。

裁剪是个细致活，师傅握着剪刀，手腕翻飞，剪刀在布上“咔嚓咔嚓”游走，不一会儿，原本平整的布，就变成了一件件衣裳的雏形。接着便是缝制，缝纫机“哒哒哒”的声响，是那段日子里最悦耳的节奏。师傅脚踩踏板，手推布料，银针在布面穿梭，留下细密的针脚，正如古诗所云“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只不过这里的针脚，承载的是岁末的期盼与匠人的用心。我们凑在一旁，看着布片渐渐变成衣裳，心里的欢喜，快要溢出来。

新衣做好，总要先试穿。师傅帮我套上中山装，拉平衣角，又帮我系好扣子，笑着说：“这娃穿上，真精神。”我站在镜子前，看着镜中穿着新衣的自己，土布的衣裳，却透着别样的挺括，仿佛一瞬间，自己就长大了。母亲在一旁，看着我笑，眼里满是欣慰。那时的新衣，没有华丽的装饰，却藏着母亲的辛劳，藏着裁缝师傅的匠心，藏着一个孩子最纯粹的期盼。

等到除夕那天，换上新衣，摸着身上平整的针脚，看着镜子里焕然一新的自己，便觉得，这年，才算真正有了滋味。那件新衣，会被小心穿着，走亲访友时，生怕蹭脏了一点。直到来年腊月，新的衣裳做好，旧的衣裳，才会被叠好，收进箱底，成为又一段关于新年的记忆，沉淀着岁月的温情。

杀猪声里的年俗浓情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王安石的诗句里，藏着过年的热闹。在湘北老家，这份热闹，少不了杀年猪的仪式。民谚有云“腊月廿六，割猪羊”，腊月里，只要听到哪户人家响起鞭炮声，便知道，是要杀年猪了。这是一年里最隆重的“荤事”，是庄户人家对“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的庆贺，是对新年的祈福，更是乡土社会邻里温情的集中彰显。

杀年猪的日子，大多选在小年前后，要挑个晴天，图个吉利。头天晚上，父亲就会和村里的几个壮汉商量好，第二天一早帮忙。天刚蒙蒙亮，院子里就支起了大铁锅，灶膛里的火烧得旺旺的，锅里的水渐渐沸腾，冒着热气，氤氲了整个清晨。母亲则在一旁，准备着盐、花椒，还有接猪血的木盆。木盆里要提前撒上盐和清水，这样接出来的猪血，才会鲜嫩爽滑，这是祖辈传下的经验，藏着对食材的敬畏。

我们几个孩子，既兴奋又害怕，早早爬起来，躲在门后偷看。猪圈里，那头养了一年的肥猪，似乎察觉到了什么，焦躁地哼哼着，在圈里来回踱步。几个壮汉走进猪圈，手里拿着绳索，动作麻利地套住猪的后腿，一声吆喝，几个人合力将猪从猪圈里拖出来。猪的叫声凄厉而响亮，响彻整个村庄，惊飞了树上的麻雀，惊醒了沉睡的街巷。

猪被抬到早已准备好的长条凳上，屠夫师傅走上前，手里握着锋利的杀猪刀。他先是在猪的脖子处摸索片刻，找准位置，然后手起刀落。鲜红的猪血喷涌而出，流进下方的木盆里，母亲站在一旁，手里拿着筷子，不停地搅拌着猪血，防止它凝固。这场景，虽有些许生猛，却藏着最质朴的生存智慧，正如《诗经》中“执豕于牢，酌之用匏”的古早图景，跨越千年，依旧鲜活。我们捂着耳朵，躲在大人身后，透过指缝看着这一幕，心里既紧张，又隐隐有些期待——那喷香的杀猪饭，是冬日里最诱人的念想。

猪血接完，便是烫猪、刮毛。滚烫的热水从锅里舀出来，浇在猪的身上，几个壮汉拿着刮毛刀，麻利地刮着猪毛，不一会儿，原本黑乎乎的猪，就变得白净起来。接着是开膛破肚，取出内脏，大肠小肠要仔细清洗，留着做灌肠；猪肝、猪心、猪肚，都是难得的美味。屠夫师傅会将猪肉按部位分割，猪头留着祭祀，五花肉用来炖油豆腐，瘦肉用来炒蒜苗，排骨用来煲汤，每一部分都物尽其用，不浪费一丝一毫，这是庄稼人的淳朴。

最热闹的，是“吃杀猪饭”。肉刚分割好，院子里就摆上了几张大圆桌，邻居们闻着香味赶来，自带碗筷，围坐在一起，这是无需邀约的默契。母亲和几个婶婶在厨房里忙碌着，大铁锅里，五花肉炖着自家炸的油豆腐，咕嘟咕嘟地冒着泡，香气四溢，顺着风飘出半条街。还有爆炒猪肝、清炖排骨、猪血汤，一道道菜肴被端上桌，满桌的荤腥，是平日里难得的奢侈，是岁末最实在的犒劳。

男人们端着酒杯，喝着自家酿的米酒，聊着一年的收成，说着来年的打算，笑声震得屋梁都仿佛在颤动。女人们则一边吃着菜，一边拉着家常，说着谁家的孩子懂事，谁家的庄稼长得好。我们几个孩子，顾不上说话，手里抓着一块红烧肉，吃得满嘴流油，心里满是满足。这场景，恰如白居易笔下“岁盏后推蓝尾酒，春盘先劝胶牙饧”的团圆图景，平凡却温暖。

吃过杀猪饭，剩下的猪肉，一部分会被腌制成腊肉。父亲会将猪肉抹上盐、花椒、八角，放在大缸里腌制几天，然后挂在火塘上方。冬日里，火塘里的烟火日复一日地熏烤着猪肉，将肉熏得油光发亮，带着一股独特的烟火气。等到过年时，取下一块腊肉，蒸着吃，或是炒着吃，那香味，能勾出肚里的馋虫。如今，杀年猪的仪式渐渐简化，甚至许多人家不再养猪，过年的猪肉，都是从市场上买来的。可记忆里，那杀猪的喧闹，那满院的肉香，那邻里围坐的热闹，却成了过年最鲜明的底色，久久难以忘怀。

春联红纸上的岁月印记

“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王安石的诗句，道尽了春联的千年传承。春联古称“桃符”，最早是悬挂在大门两旁的长方形桃木板，用以驱邪祈福，后来逐渐演变为红纸书写的对联，成为过年的点睛之笔，是刻在红纸上的年味，是中国人对新年的美好期许。在老家，贴春联是腊月里的一件大事，民谚有云“腊月廿八，挥毫写春章”，那一抹红，能让整个院子都焕发生机。

早年的春联，没有现成的可买，全靠自家手写。父亲是村里少有的高中生，写得一手好毛笔字，每到腊月，家里的门槛都要被踏破，街坊邻居拿着红纸，来请父亲写春联。父亲从不推辞，总是笑着应下，这不仅是邻里情分，更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

写春联的日子，总要选个晴好的午后。堂屋里，八仙桌上铺着大红纸，砚台里磨着墨，墨香袅袅，沁人心脾。父亲提起毛笔，蘸饱了墨汁，在红纸上挥洒自如，笔走龙蛇间，一个个遒劲有力的字便跃然纸上。我和弟弟在一旁，一个帮着抻纸，一个帮着研墨，看着墨汁在红纸上晕开，心里满是新奇与崇拜。这场景，颇有“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的随性与洒脱，更藏着“笔墨传情，纸砚寄意”的温情。

父亲写的春联，内容多是些吉祥话，却也随着时代变迁而流转。最开始，写得最多的是“翻身不忘共产党，幸福全靠毛泽东”，这是那个年代最真挚的心声，红纸上的字迹，一笔一划，透着对生活的感恩。后来，日子渐渐好起来，春联的内容也丰富了许多，“一元复始，万象更新”写尽时序流转，“迎喜迎春迎富贵，接财接福接平安”道尽美好期盼，“春回大地千山秀，日照神州百业兴”绘尽山河盛景，每一副春联，都藏着对新年的憧憬。

除了大门上的春联，还有“福”字要贴。父亲会特意写几个大大的“福”字，让我们倒着贴在门上，寓意“福到了”。这一习俗由来已久，“福”字倒贴，谐音“福倒（到）”，寄托了人们对福气临门的期盼。那时候，我们总觉得新奇，问父亲为什么要倒着贴，父亲笑着解释，我们似懂非懂，却也乐此不疲地帮忙，指尖沾染的浆糊，是年味的味道。

写好的春联，要先晾干，不能着急张贴，否则墨汁会晕开，坏了品相。等到腊月二十九或是三十，便开始贴春联了。贴春联也是有讲究的，要先把旧的春联撕下来，将门框擦得干干净净，这寓意着“辞旧迎新”。然后熬一碗浆糊，浆糊要熬得稠稠的，这样春联才能贴得牢固，经得起风吹日晒。父亲站在梯子上，手里拿着春联，仔细比划着位置，力求上下对齐、左右对称。我在下面扶着梯子，递着浆糊刷子，心里满是紧张，生怕父亲摔下来。春联贴上门框，父亲用手抚平边角，看着红底黑字的春联在门上舒展，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

贴完春联，还要挂上红灯笼。红灯笼是父亲亲手扎的，竹篾做骨架，红绸布做灯罩，里面点上蜡烛，晚上点亮，红光摇曳，映得院子里暖意融融。红灯笼自古便是吉祥的象征，“灯”与“丁”谐音，寓意“人丁兴旺”，更添了几分年味的厚重。

后来，日子越过越好，供销社里有了印好的春联，红彤彤的纸上，印着烫金的字迹，漂亮得很。再后来，超市里的春联琳琅满目，各种图案，各种字体，任人挑选。父亲也不再手写春联了，可每年贴春联时，他总会站在一旁，看着我们忙碌，嘴里念叨着当年写春联的光景。如今，春联的样式越来越精美，可我总觉得，少了些什么。少了那砚台里的墨香，少了那红纸上的笔走龙蛇，少了那一家人齐心协力的温馨。那手写的春联，虽不似印刷品那般精致，却藏着岁月的温度，藏着父亲的深情，藏着一代人的记忆，更藏着中华传统文化的根脉。

年饭香里的团圆滋味

在老家，过年最核心的仪式，莫过于吃年饭。《荆楚岁时记》有载：“岁暮，家家具肴蔌，以迎新年。”湘北的年饭，更讲究一个“早”字，有“谁家年饭吃得早，谁家来年收成好”的说法。为了抢这个“早”，家家户户都会起个大早，凌晨四五点，村里的灶台就陆续升起了炊烟，与天边的启明星交相辉映，构成了岁末最动人的图景。

年饭的菜肴，有着严格的讲究，总要凑齐十个菜，取“十全十美”的寓意，这是对新年最诚挚的期许。头天晚上，母亲就会开始忙碌，将五花肉切成大块，和油豆腐一起放进砂锅里，用小火慢炖。那油豆腐是自家炸的，泡在肉汤里，吸饱了肉香，变得软糯入味。还有鸡、鱼、笋子、皮粉、青菜，都是年饭的常客，各有寓意：鸡要选自家养的土鸡，炖得酥烂，寓意“吉庆有余”；鱼则要选一条大鲤鱼，寓意“年年有余”，通常不会吃完，要留到第二天，图个好彩头；笋子寓意“节节高升”，青菜寓意“清吉平安”，每一道菜，都藏着对新年的祝福。

凌晨五点，天还没亮，星星还在天上眨着眼睛，家里的堂屋就已经灯火通明。父亲和母亲在厨房里忙碌着，我和弟弟则在一旁帮忙烧火。灶膛里的火，烧得旺旺的，映得厨房红彤彤的，也映得每个人的脸上暖意融融。锅里的菜，滋滋作响，香气弥漫在整个屋里，勾得人垂涎欲滴。那香气，是肉香、菜香与烟火气的融合，是家的味道，是年的味道。

菜陆续上桌，八仙桌上摆满了碗碟，红的红烧肉，黄的炒鸡蛋，绿的青菜，白的豆腐，五颜六色，煞是好看。开饭前，要先祭拜祖宗，这是老家雷打不动的规矩，是对先辈的缅怀与敬畏。父亲端着一个托盘，里面放着每样菜的一小部分，还有酒杯和碗筷。他走到大门口，将托盘放在桌上，点上三炷高香，插在香炉里。香烟袅袅升起，父亲对着大门外的方向，恭恭敬敬地作揖，拜天拜地，最后拜祖宗，嘴里念念有词，祈求祖宗保佑家人平安，来年风调雨顺。这场景，虽简单却庄重，传承着“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的古训。

祭拜完后，便是放鞭炮。父亲点燃一串长长的鞭炮，噼里啪啦的声响，打破了清晨的宁静，也宣告着年饭的开始。鞭炮声自古便是驱邪祈福的象征，“爆竹声中一岁除”，在喧闹的声响里，旧岁的烦恼被驱散，新年的希望被唤醒。鞭炮声里，我们一家人围坐在八仙桌旁，开始吃年饭。

那时的年饭，没有大鱼大肉的奢华，却有着最朴素的美味。五花肉炖油豆腐，是每年过年的必选菜，也是我的最爱。夹起一块油豆腐，咬上一口，满嘴的肉香，肥而不腻；再夹一块五花肉，入口即化，唇齿留香。母亲总会把最好的那块肉夹给我和弟弟，自己则吃着青菜，眼神里满是慈爱。父亲很少说话，只是不停地给我们夹菜，偶尔喝上一口米酒，脸上带着满足的笑容。

清晨的风，从门缝里钻进来，带着一丝寒意，可屋里却暖融融的。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着饭，聊着天，说着一年里的趣事，说着新年的愿望。窗外的天，渐渐亮了起来，阳光透过窗棂，照在桌上的菜肴上，也照在我们的脸上，温暖而明亮。年饭其实吃不了多少，更多的是一种仪式，一种团圆的象征。正如杜甫诗云“岁夜高堂列明烛，美酒一杯声一曲”，团圆的温情，早已胜过了菜肴的美味。

那些菜肴的味道，早已刻进了记忆里，无论走多远，无论吃过多少山珍海味，都比不上那年饭的滋味。那滋味里，有母亲的手艺，有父亲的关爱，有一家人的团圆，有过年最浓的情。

拜年脚步里的邻里温情

大年初一的清晨，天刚蒙蒙亮，村里就响起了此起彼伏的拜年声。“新年好！”“恭喜发财！”的问候，像春风一样，吹遍了村庄的每一个角落。拜年习俗最早行于明朝京都，“朝官往来，不管认识与否都要互拜，百姓则各拜亲友”，历经数百年传承，早已成为维系亲情、友情的重要纽带。

拜年，是孩子们最期盼的环节。穿上崭新的衣裳，提着一个布袋子，和小伙伴们一起，挨家挨户地拜年。古时拜年，“原为晚辈向长辈拜贺新年，包括向长辈叩头行礼，祝福长辈健康长寿、新年如意等内容”，而我们儿时的拜年，更多的是纯粹的欢喜与热闹。那时的拜年，没有红包，只有糖块和饼干。每到一户人家，主人家都会笑着迎出来，从屋里拿出糖块和饼干，塞进我们的布袋子里。布袋子渐渐鼓起来，心里的欢喜，也渐渐满了起来。

印象最深的，是隔壁的王大爷家。王大爷是个孤寡老人，每年拜年，我们都会先去他家。王大爷看到我们，总会笑得合不拢嘴，从床头的箱子里，拿出珍藏了许久的水果糖，那糖纸花花绿绿的，在当时是稀罕物。王大爷会把糖塞进我们手里，摸着我们的头说：“娃们新年好，快长大，有出息。”我们接过糖，脆生生地喊着“王大爷新年好”，然后蹦蹦跳跳地去下一家。那甜甜的糖味，是童年最珍贵的滋味，也是邻里温情的见证。

拜年的队伍，越走越长，村里的孩子们都聚在了一起，说说笑笑，吵吵闹闹。东家的糖，西家的饼，布袋子里的东西越来越多，我们的脚步却越来越轻快。大人们也会互相拜年，手里提着一壶酒，或是一包点心，走到邻居家，喝上一杯茶，聊上几句家常，浓浓的乡情，在拜年的脚步里流淌。正如古诗所云“共庆新年笑语哗，红岩士女赠梅花”，拜年的意义，不在于礼物的贵重，而在于那份真挚的问候与牵挂。

后来，日子渐渐好起来，拜年的礼物也变了样。不再是糖块和饼干，而是变成了红包。红包古称“压岁钱”，饱含着长辈对晚辈的祈福求安。我参加工作后，每年过年回家，也会给村里的孩子们发红包。看着孩子们接过红包时脸上的笑容，仿佛看到了当年的自己。那些红包，金额不大，却藏着一份心意，一份对孩子们的祝福。

如今，村里的年轻人大多外出打工，过年回来，匆匆忙忙，拜年的脚步也变得匆忙。很多时候，只是打个电话，或是发个微信，道一声新年好。可记忆里，那些提着布袋子，挨家挨户拜年的日子，那些糖块的甜，那些邻里的笑，却成了过年最温暖的底色，永远留在了岁月里。

走亲戚路上的年味绵长

“初一崽，初二郎”，这句老家的俗语，道尽了走亲戚的规矩。大年初一，是在自家过，陪陪父母；大年初二，女婿就要带着妻儿，回丈母娘家拜年，这一天也俗称“迎婿日”。这走亲戚的习俗，是过年的延续，是亲情的纽带，将散落四方的亲人，紧紧连在一起。

初二一早，父亲就会收拾好礼物，无非是几瓶酒，几包点心，还有自家熏的腊肉。母亲则会给外婆准备一身新衣裳，或是一双新鞋。礼物虽不贵重，却藏着满满的心意。我们一家人，提着礼物，踏上走亲戚的路。外婆家在邻村，不算太远，步行半个多小时就能到。路上，总能碰到许多走亲戚的人，大家笑着打招呼，互道新年好。田野里，麦苗青青，油菜花开出了嫩黄的花，空气里，弥漫着泥土和青草的清香。我们走在田埂上，唱着歌，跳着舞，心里满是期待。那田埂上的脚步，是奔向亲情的脚步，轻快而急切。

到了外婆家，外婆早已在门口等候。看到我们，外婆的眼睛笑成了一条缝，拉着我的手，嘘寒问暖，“冷不冷？路上累不累？”一连串的问候，温暖了整个寒冬。舅舅和舅妈在厨房里忙碌着，不一会儿，一桌丰盛的饭菜就端上了桌。有外婆亲手做的腊鱼腊肉，有舅舅钓的鱼，有舅妈炒的青菜，满满一桌，都是家的味道。

饭桌上，大人们喝着酒，聊着天，说着一年里的辛苦，说着新年的打算。外婆则不停地给我夹菜，嘴里念叨着：“多吃点，看你又瘦了。”我吃着菜，看着外婆的笑脸，心里暖暖的。这场景，正如王维笔下“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的牵挂，只不过这里是亲人团聚的温馨。

走亲戚的日子，总是过得很快。吃完午饭，聊上一会儿天，就要回家了。外婆总会塞给我一些零花钱，还有一些糖块和饼干，让我带回家。我们提着外婆给的东西，依依不舍地告别。走在回家的路上，夕阳西下，将我们的影子拉得长长的。

走亲戚的日子，要持续到初五初六。去舅舅家，去姨妈家，去姑姑家，每一家，都有不一样的风景，不一样的味道。那些走亲戚的路，有泥泞的田埂，有平坦的大路，有欢声笑语，有温情脉脉。初三开始，人们便会按亲疏远近的顺序拜访其他亲戚，在相聚中分享生活点滴，交流近况，让浓浓的亲情在空气中弥漫。等到初六初七，外出打工的人们，就要收拾行囊，踏上离家的路。年，就在这走亲戚的脚步里，渐渐落幕。可那些走亲戚的时光，那些亲人的笑脸，那些浓浓的亲情，却成了新年里最珍贵的回忆。

岁月流转，时光变迁。如今，裁缝师傅的缝纫机声，早已被商场里的喧嚣取代；杀年猪的喧闹，也渐渐被超市里的冷鲜肉淹没；手写的春联，变成了印刷精美的成品；年饭的菜肴，越来越丰盛，却少了些当年的滋味；拜年的脚步，变得匆忙，走亲戚的路，也渐渐被汽车的鸣笛声替代。

可那些关于过年的往事，却从未褪色。它们藏在新衣的针脚里，藏在腊肉的烟火里，藏在春联的墨香里，藏在年饭的滋味里，藏在拜年的问候里，藏在走亲戚的脚步里。它们是刻在骨子里的乡愁，是“每逢佳节倍思亲”的牵挂，是中国人永远的年味，是岁月赠予我们的，最珍贵的礼物。

（曾康乐，中共党员，高级经济师，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中南大学法学院在职研究生毕业。曾担任某央企驻湖南分公司负责人。发表小说、散文、论文百余篇）

作者：曾康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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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