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华生

在传统文化的精神谱系中，山水人文是一种具有超越性的存在。它被历代文人塑造成精神的原乡，审美的至境，一个与世俗功利截然对立的纯粹世界。

历史长廊留下的孤独而高贵的背影，为这种价值观作了注脚。柳宗元谪居永州，于蛮荒之地寻觅小石潭，其笔下的山水清幽冷寂，正是他高洁政治情操与苦闷精神的寄托。在这里，山水是避难所，是倾诉对象，是与浑浊官场绝缘的净土。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将田园山水升华为对抗“尘网”与“樊笼”的精神家园，其“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决绝，正表明在他心中，自然审美与世俗利禄存在着不可调和的鸿沟。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抒发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宏大情怀，固然超越了个人得失，但其所观的“衔远山，吞长江”之浩浩汤汤，依然是士大夫“览物之情”的精英式表达，与市井百姓的日常悲欢相距甚远。

在这些经典叙事中，山水之美与世俗之利被刻意置于天平两端，对前者的沉醉，必然建立在对后者的轻蔑与疏离之上。这种将审美权力与精神境界捆绑于知识精英阶层的取向，固然造就了璀璨夺目的雅文化高峰，却也无形中筑起了一道高墙，将绝大多数普通人隔绝在真正的“审美享受”与“精神家园”之外。

然而，审美趣味与价值取向从不是凝固的化石，它必然随着社会结构的巨变而流淌、演化。当时代从“土农工商”的等级社会步入倡导平等、共享的现代文明，人们对山水人文的理解与利用方式，也必然发生革命性的进步。这进步的核心理念是：优质的文化资源与美妙的审美体验，不应是少数人的专属，而应成为滋润全民心灵的公共财富。市场机制与现代商业，在这一历史性的转变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它们不再是“玷污”山水灵性的铜臭，而可以成为架设于高雅文化与大众需求之间的桥梁，成为有效配置资源、激发文化活力的引擎。其进步性，正体现在“普惠”与“共享”这两个关键词上——它不再追求塑造孤独的审美贵族，而是致力于培育懂得享受美的幸福国民。

正是基于这样一场静水流深却意义深远的变革，我们才能真切理解当下正在三湘大地上生动铺展的“湘超”文旅画卷。球场内山呼海啸的声浪，与古代文人“目送归鸿，手挥五弦”的孤高意境看似格格不入，实则却是同一条文明血脉在不同时代的澎湃心跳。昔日柳宗元需要艰难“伐竹取道”方得窥见的永州山水，今日或许因一张承载着球迷热情的“湘超”票根，便能吸引无数家庭轻松愉悦地前往探访。那张薄薄的票根，仿佛一张新时代的“通关文牒”，它串联起的不仅是赛场与景点，更连接起千百年来始终在场，却一度被分隔的两种山水：一种是作为精英精神镜像的山水，一种是作为人民美好生活背景的山水。

于是，我们看到了一场极富象征意义的融合。国家级非遗“棕包脑”舞蹈，从古老的祭祀场走向了沸腾的绿茵场开幕式。花瑶挑花的纹样在球迷衫上绽放，滩头年画的色彩在赛事视觉中跳动。在“湘超，超好玩”的市集上，铜官窑的釉光与臭豆腐的热气交织弥漫。这不再是简单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而是文化本身在找到一种更具生命力、更贴近人群的存在方式。原来，雅文化与俗生活、精神追求与人间欢愉，完全可以和谐共生，彼此增色。

这股由体育赛事激发的文旅热潮，其深远影响在于它重新定义了“山水”与“人文”的当代关系。山水不再是仅供静观默想的客体，它已成为人们创造集体记忆、体验在地文化的鲜活剧场。当全省数百家酒店变身为“第二现场”，当图书馆因赛事举办主题讲座，当岳麓山下的戏剧节与游客趣味互动时，山水人文便从一幅幅悬挂着的静态画作，变成了可进入、可参与、可沉浸的立体环绕体验。永州一场赛事引爆的百亿流量与百万客流，为古老的潇湘山水注入了前所未有的“人气”，也生动诠释了，文化的生命力，恰恰在于流动与共享。“我见青山多妩媚”的私人喟叹完全可以扩展为“万人同乐山水间”的公共欢庆，这本身就是文明迈向更加包容、更加平等、更加丰盈之境。

古往今来，人对自然之美、文化之根的眷恋与追寻从未止息。变化的，是抵达的方式与共享的广度；今天，文明得以将其最珍贵的遗产，慷慨地馈赠给每一个平凡个体，就是时代赋予山水人文最深刻也最温暖的新篇章。

责编：胡雪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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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