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凯希

走上从教之路，于我而言，算是偶然的。我家八姊妹，除了最大的哥哥和最小的我，中间就六个姐姐。父亲在乡镇企业上班，在我不满十岁那年就早早过世。从此，一家大小、柴米油盐，就靠母亲张罗。其中的艰辛，是很难想象的。

最愁人的是我的学费。上学期还好，母亲把姐夫和亲友们给我的压岁钱积下来，再加上学校给的困难减免，问题不是很大。但下学期不同了，没有了“固定来源”，就只能有一点交一点，一个学期的学费，往往要分几次才能交清，有时甚至拖到期末。记得我高中读了一年寄宿，学费连同寄宿费就十几块钱，但家里实在拿不出，我开始有了不去上学的念头。眼看要熬到头了，所有的期待却被眼前的困难浇灭，母亲很不心甘。她把哥哥嫂嫂、姐姐姐夫们召集起来，一起商量合计，他们把家里唯一的希望都寄托给了我，你一块、我两块地才帮我凑齐了学费。很多这样的细节，让我刻骨铭心，至今难以忘怀。

1983年，正值普通高中学制从两年向三年转轨过渡，我好不容易在宁乡十三中两年就读期满，就算是高中毕业了。那年头，农村里高中毕业生还算稀缺货，想起我会写会算，有人便提议我去当村干部，我觉得很有面子，于是被叫到村里搞了一段时间的林权证清理，后来又到乡政府搞过第一代居民身份证信息誊写。看我字写得好、做事也靠谱，村支书执意推荐我到村里小学去代课，但又担心我个子小，怕唬不住学生，便要我先去试试。这样，我心怀忐忑地踏进了村小学的大门。那年，我不满十八岁。

学校还是我读书时候的学校，不同的是，我的身份由学生变成了老师。这里有九个老师，近两百名和我年龄相差无几的学生。校长是从外地调过来的，姓唐，个子高大，胖乎乎的，长点络腮胡子，看上去蛮和善。他是学校里唯一一个吃“国家粮”的老师。其他多数还是我读书时教过我的几位“赤脚老师”，他们都土生土长在村里，即便有些调整，也就在附近的几所村小学里转。但在我的眼里，他们一定是有两把“刷子”的，相对而言，我却还得从头起步。

要当一个合格的老师，要“治服”村里这些顽劣的孩子，绝非简单的事。我有些惶恐，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因为，这或许是我改变命运的一次机会。那个年代，小学教师、尤其是农村小学教师专业化程度不高，语文、算术、唱歌、图画、军体，等等，什么课都要教，挑的简直就是“杂货担”。

为了让我尽快适应，校长特意叮嘱全体老师，要想办法带好我这个小徒弟。我也抓住机会跟老师们学，从课堂教学到学生管理，从沟通技巧到处事方法，不放过每一个环节。白天，我跟老师们学写教案，熟悉备课的基本要素和规范；有时也走进老师的课堂，感受上课的基本套路和程序。放学以后，我便跟老师们一起做家访，一起写石灰字、出门板报。到了晚上，我利用“单身汉”的优势，长期住在学校，和几个轮流住校的老师一起聊天、打球、下跳子棋，日子过得很充实，也很开心。

一段时间以后，校长便安排我正式上阵，给孩子们上一堂语文课。我选择的是《乌鸦喝水》这篇课文，但记不清是哪个年级的教材了。准备了一个礼拜的时间，我把老师讲的和自己学的、悟的一并用上来，密密麻麻写了四五页备课纸。上课那天，校长特意调了课，安排学校所有语文老师都来听课，大家搬着小木凳，拿着小本子，齐刷刷地在教室后面坐了一排。孩子们也很兴奋，早早做好课前准备，安安静静地坐在课桌上等着我上课。

走上讲台，我有些紧张，但很快稳定情绪，开始了我的第一次讲课。依稀记得，这堂课我就做了三件事。第一件事是让孩子们自己读，看看有哪些字不认识，然后再教他们认字。第二件事是让孩子们讲，把“乌鸦喝水”的故事用自己的话讲出来，看看有哪些句子不理解，然后再跟他们讲解。第三件事是让孩子们讨论，看看读了课文有哪些启示，然后再帮他们提炼。讨论过程中，孩子们一个共同结论，就是遇到困难要想办法。而当我问及乌鸦想的这个办法为什么管用时，大家都绕来绕去，始终讲不清。我把事先准备的装水的瓶子和几颗小石子拿出来，一边演示一遍讲，瓶子里能装的东西是有限的，把石头扔进去，石头就挤占了本来装水的空间，石头扔多了，空间就会不够，瓶里的水自然就会涨上来、甚至溢出来。这时候，我发现坐在后排的老师们都在窃窃交流，孩子们也都在会心地笑。下课后，校长把我和几个听课的老师叫到一起评课。

出乎意料的是，大家对我和我的课都评价很高，说我还算大方、有点教师“范”，也有说我粉笔字写得好、板书工整的。大家都认为我上课的方法比较独特，颇有新意，不仅让孩子们“知其然”，更让孩子们在“知其所以然”。我很庆幸自己没有“扮式样”，也感恩这段时间校长和老师们的用心指导。后来，村支书到学校了解我的情况，大家都讲我的好，称赞我天生是个教书的“料”。这样，我顺理成章地成为了这个学校的新成员。再后来，再后来，直到现在，我一直就在教育系统摸爬滚打，在教育和培养学生的同时，也成长和成就了自己。我常常想，人的一生，其实就是一场现场直播，没有彩排，也不可以重来。“醉后方知酒味浓”。选择从教之路,我始终无怨无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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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科教新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