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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黄禾

在文学的长河中，巴金先生留下了《家》《春》《秋》《随想录》等不朽经典。2025年是巴金先生逝世二十周年。近日，著名学者林贤治的最新传记作品《巴金：激流一百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

作为中国现代著名作家、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之一，巴金一生跨越了两个世纪，见证了不同时代的动荡与变迁。他自称是“‘五四’的儿子”，毕生不倦地追求着、反抗着、挣扎着、适应着又变化着。作者林贤治从史料出发，全景展现巴金的百年沉浮和他所经历的时代，忠实地记录了一个知识分子作家的艰难奋斗和思想历程。

作为学者和诗人，林贤治的作家传记写作极具个人风格与思想深度。在作品中，他将巴金的文字与人生历程深度融合，并以克制的笔触客观剖析巴金性格和思想中的矛盾性。书中，一百年逶迤道来，政治、历史、文学、生活交相渗透，夹叙夹议，跌宕有致，展现出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真实图景。

一部精神史，再现巴金从“激流”到“随想”的心灵轨迹

不同于以往诸多聚焦巴金生平事迹和文学成就的传记作品，《巴金：激流一百年》虽以时间为轴线，却始终围绕巴金精神世界的关键转折展开，勾勒出一条从激情呐喊到深刻自省的精神轨迹，揭示其思想蜕变与二十世纪中国波澜壮阔历史的深入互动。

本书突破了以往传记对青年巴金思想轨迹研究不足的局面，直面巴金的思想复杂性，将其青年时期的信仰作为贯穿巴金一生的思想主线。林贤治基于史料，论证了巴金从青年时立志成为社会活动家的革命理想，到中年创作中对理想社会的呼唤，再到晚年的忏悔与反思，无不体现着这一思想印记。

此外，林贤治还选择从心理分析和精神分析切入，深入剖析巴金敏感、脆弱、沉郁、多思的心理特质及其对创作的深层影响。巴金青年时期的浪漫激情与英雄主义情结，催生了《灭亡》“激流三部曲”等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作品；而中年后生命能量的变化与时代环境的剧变，使其创作转向《第四病室》《寒夜》的迷惘与沉郁。林贤治看到，从社会批判家到小说家的转变，是巴金创作生涯的重要转折，他的思想始终处于流动与重构之中。

巴金中年至晚年的精神转型，亦是书中最具思想特色的部分。林贤治以细腻的笔触，还原了巴金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的写作历程和精神世界。他通过大量书信、日记等史料的比较、证伪、猜想，还原了巴金在不同时代语境下的真实心境和精神空间。

一个复杂而真实的巴金，受困于时代与家庭的捆绑

从理想主义者到经验主义者；从世界主义者到爱国主义者；从社会批判家到小说家；从大家族的叛逆者到家族的大家长和保护人……在书中，林贤治褪去历史赋予巴金的标签，让读者看到一个充满矛盾却更真实复杂的巴金。

巴金的复杂性，不仅体现在思想的流变中，也体现在他与家庭、亲情、朋友的关系中。作为封建家庭的“叛徒”，他年轻时毅然离家，投身于文学与革命；然而随着岁月流逝，他却又不得不承担起“家长”的责任，照顾亲人、维系家族。这种从“出走”到“回归”的转变，并非出于自愿，而是源于他对“家”的依恋、一种深植于文化血脉中的伦理本能以及时代与命运的双重挤压。林贤治在书中以大量细节呈现了巴金在理智与情感、思想与行动上的矛盾与无奈，这种“挣扎”贯穿了他的一生。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最后几年，他在给朋友的信中仍写道：“我还要挣扎……”

林贤治将巴金拉回到“人”的位置。书中写到了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巴金与吴朗西在文化生活出版社从合作到分裂的全部细节，写到了巴金的沉默与忏悔，写出了他在公众与私人之间的分裂与统一。尤为动人的是林贤治对巴金与妻子萧珊关系的书写。萧珊不仅是他的爱人，更是他精神上的知己与支柱。在艰难时期，正是萧珊的温柔与坚韧，让巴金得以在沉默中感受温暖。萧珊病逝后，巴金陷入长久的悲痛，这种丧失感也成为他晚年反思的重要动因。

一幅精神图景，追溯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

巴金的一生，是中国二十世纪知识分子命运的缩影。他所经历的，不仅是个人命运的起伏，更是整个知识分子群体在时代激流中的共同命运。林贤治在书中写道：“所谓‘命运’，它不是先天的、决定论的，而是个人与时代互动的结果。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则是集体人格与时代互动的结果。”

《巴金：激流一百年》以巴金为轴心，串联起鲁迅、曹禺、沈从文、丁玲、冰心等一代文人的交往与命运。作者不满足于罗列事件，而是深入分析知识分子在不同历史节点上的选择与代价,对他们的不同遭际进行了客观的叙述。在时代的剧烈变革中，他们或抗争或妥协或坚守或迷茫，每一种选择都折射出个人性格与时代环境的深刻交织。

其中，鲁迅对巴金的影响是巨大的。书中多次引用鲁迅的观点，以鲁迅的批判精神为参照，凸显巴金自省精神的独特价值。他回忆自己没有站出来替沈从文讲话时，说：“我不敢，我总觉得自己头上有一把达摩克利斯的宝剑。”他坦言自己欠下的债太多，晚年的一系列挣扎反思，都是他直面历史创伤、自我忏悔、坚守文学良知的体现。可以看到，鲁迅的批判精神、反思精神，是巴金毕生的精神指引，也使他成为鲁迅精神最优秀的承继者。

在书写巴金的过程中，林贤治通过分析巴金思想转变与时代变迁的内在关联，探讨社会变革对知识分子命运的影响，追问文学在动荡时代中的价值与意义。他在引言中强调：“关于巴金，我们不可以相信任何人的结论，包括巴金本人。唯有发掘和累积尽可能多的材料，通过不断地比较、证伪、猜想与反驳，重构巴金以及围绕巴金的全部历史。”

责编：刘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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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湖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