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曾康乐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风，刮过湘北平原的田垄，也刮过我童年的窗棂，风里总裹着一股挥之不去的粗糙感——那是红薯丝在齿间反复研磨后留下的涩，是未去皮的大麦熬成青灰色面坨后咽不下的渣，更是空腹时猛然闯进鼻尖的、别人家新煮米饭的香。那香像一根细细的银针，轻轻扎着我年幼的馋虫，也扎着那个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里，每个孩子对“吃”最本能的向往。

七十年代初的中国，刚刚从动荡中缓过气来，农村的日子依旧过得紧巴巴。“粮本”是每家每户的命根子，可我们家的粮本上，总比别人家少印着几行字。父亲是“地主”成分，这个标签像一块沉甸甸的石头，压了他大半辈子，也压得我们家抬不起头。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成分不好就意味着没资格分更多的口粮，没资格获得好的工作，连孩子在村里都要矮人一截。

我刚读小学那会儿，村里人的主食大多是粗粮，可我们家的粗粮，比别人家的还要粗糙几分。红薯是全年出镜率最高的食物，新鲜红薯刚挖回来时，蒸着吃还带着几分清甜，可架不住顿顿吃、天天吃，吃到后来，嘴里发苦，胃里发胀，再闻到红薯的味道就忍不住反胃。母亲心疼我们，把红薯刨成丝，摊在晒谷场上晒干，收起来存着，想吃的时候就抓一把泡软，和着少量的米煮成红薯丝饭。可那晒干的红薯丝硬得像小石子，煮再久也嚼不烂，咽下去的时候，喉咙里像被砂纸磨过，刺得生疼。

更多时候，我们吃的是未去皮的大麦。母亲把大麦淘洗干净，放进大铁锅里熬，熬到最后成了一坨一坨的青灰色面疙瘩，没有任何味道，只有满口的粗糙。我和二弟捧着粗瓷碗，坐在门槛上，用筷子戳着碗里的大麦坨，半天咽不下去。弟弟比我小一岁，正是长身体的年纪，饿极了就对着碗里的大麦坨掉眼泪，问母亲：“娘，我们什么时候能吃米饭啊？”母亲总是红着眼眶，用袖子擦了擦弟弟的脸，又摸了摸我的头，声音沙哑地说：“快了，等秋收了，等队里分粮了，娘就给你们煮白米饭吃” 可秋收过后，队里分的那点大米，母亲总是小心翼翼地存起来，只有逢年过节才舍得拿出来煮一点。我至今记得，每年大年初一的早上，母亲会煮一锅白米饭，配上一小碟猪油，再撒上一点盐，那就是我们一年中最奢侈的一餐。米饭的清香混合着猪油的荤香，让我和弟弟狼吞虎咽，连碗底都舔得干干净净。可这样的美味，一年只有一次。至于肉和蛋，更是想都不敢想的稀罕物。猪肉只有过年才能分到一小块，母亲会把肉切成丁，炒在菜里，我们兄弟俩扒拉着碗里的饭，就为了能吃到一两块肉丁。鸡蛋则是稀罕中的稀罕，村里人家的鸡蛋要么是用来换盐、换煤油，要么是留给家里的老人补身体，像我们这样的孩子，几乎没机会吃到。

父亲是村里少有的高中生，在那个年代，高中生比现在的大学生还稀罕。他原本在村里的小学当民办老师，教书育人是他最大的心愿。民办老师的工资少得可怜，每个月只有几块钱，可父亲依旧干得兢兢业业，他总说，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后来，县里有了民办老师转公立老师的名额，父亲的教学成绩有目共睹，本来是板上钉钉的事，可就因为“地主”成分，上级要求他必须先去参加汨罗江大堤的修建工程，表现良好才能转正。

那时候的水利工程，全靠人力。父亲背着铺盖卷，跟着村里的壮劳力一起去了汨罗江，每天天不亮就上工，顶着烈日挑土、筑堤，天黑了才能休息。工地上的条件极差，住的是简陋的草棚，吃的是掺着沙子的粗粮，父亲本就单薄的身体，在高强度的劳作和恶劣的环境下，渐渐扛不住了。没过多久，他就得了严重的疟疾病，上吐下泻，高烧不退，工地上的医生也束手无策，只能让他回家休养。

等父亲拖着病体回到家时，整个人瘦得脱了形，颧骨高高凸起，眼窝深陷，原本乌黑的头发也添了不少白丝。转正的名额自然泡汤了，他依旧是那个拿着微薄工资的民办老师，只是身体再也回不到从前。父亲心里的委屈和不甘，我们都看在眼里，可在那个年代，个人的努力在成分面前，显得那么苍白无力。他常常一个人坐在门槛上，望着远方的田野发呆，手里夹着一支自卷的旱烟，烟雾缭绕中，我能看到他眼里的落寞和无奈。

家里的日子越来越难，母亲除了要操持家务，还要跟着生产队下地干活挣工分，不然连粗粮都分不到。父亲病好后，也一边教书，一边利用课余时间去地里劳作。可即便他们拼尽全力，我们兄弟两个还是常常饿肚子。后来，小弟出生了，家里又多了一张嘴，日子就更难了。

小弟比我小四五岁，皮肤白白嫩嫩的，一双大眼睛忽闪忽闪的，十分惹人疼。可在那个缺吃少穿的年代，再好的孩子也难养。母亲没有奶水，只能用父亲微薄的工资买一点米粉，冲成米糊给小弟吃。那米粉是稀罕物，一小包要花不少钱，母亲每次都只冲一点点，刚好够小弟吃一顿。我和二弟看着小弟小口小口地吃着米糊，嘴里的口水止不住地往下咽，肚子饿得咕咕叫。

那时候，父母经常要去修水库、筑堤坝，有时候一走就是一整天，家里就只剩下我和二弟带着小弟。小弟饿了就会哭，哭得撕心裂肺，我和二弟看着心疼，却又没办法。有一次，小弟又饿哭了，我看着他碗里剩下的小半瓶米糊，实在忍不住，就和二弟商量：“我们就吃一点点，给小弟留大半碗，好不好？”二弟咽了咽口水，点了点头。我们俩小心翼翼地捧着小弟的奶瓶，你一口我一口，很快就把小半瓶米糊吃了个精光。吃完后，我们才意识到闯了祸，看着小弟哭得通红的脸，我急中生智，跑到水缸边，舀了一瓢凉水，倒进小弟的瓶里，假装还是米糊，喂给小弟吃。

小弟太小，不知道那是凉水，还真的一口一口喝了下去。可凉水哪能顶饿，没过多久，他又开始哭，哭得比之前更厉害，声音都嘶哑了。我和二弟吓得手足无措，只能抱着他不停地哄。现在想来，那时候的我们，年纪太小，只懂自己的饥饿，却不懂襁褓中的小弟更需要营养，那份幼稚的自私，至今想来都让我满心愧疚。

小弟的身体越来越差，原本白白嫩嫩的皮肤变得蜡黄蜡黄的，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眼睛也失去了往日的光彩，变得浑浊不堪。母亲看着小弟的样子，心如刀绞，她拼尽了全力想留住这个孩子——四处去求亲告友借粮食，天不亮就上山挖野菜、摘野果，回来仔细淘洗干净煮成汤；父亲也把自己舍不得吃的那点口粮省下来，让母亲给小弟熬成稀粥。可在那个普遍匮乏的年代，这点微薄的营养，根本撑不起一个幼嫩的生命。母亲每天都抱着小弟，一遍遍地哼着不成调的歌谣，用温热的手捂着小弟冰凉的小脚丫，眼里的红血丝就没消过。

有一天早上，母亲像往常一样去叫小弟起床，却发现他小小的身体已经没了温度，呼吸也停止了。母亲抱着小弟的尸体，哭得几乎晕厥，父亲红着眼眶，紧紧攥着拳头，指节都捏得发白，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我们都知道，父母已经拼尽了所有力气，可在时代的艰难面前，那份想让孩子活下去的心愿，还是显得那么沉重。

小弟走的时候，还不到两岁。他是在那个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里，没能扛过去的小生命，也是父母心头永远的痛。我永远忘不了小弟瘦得只剩骨头的模样，忘不了他哭哑的嗓子，忘不了母亲抱着他时绝望的泪水。这件事成了我一辈子都揭不开的疤，每当想起小弟，我就会深深责怪当年幼稚的自己，如果那时候我能懂事一点，如果我能把米糊让给小弟，如果我能多帮着照看他，是不是就能多给父母分担一点？可世界上没有如果，小弟的离去，让我更早地读懂了父母的艰辛，也让我把那份愧疚，化作了后来对家人的珍惜。

父亲和母亲也因为小弟的离去，变得更加沉默寡言。但他们没有被苦难压垮，反而把更多的疼爱和责任放在了我和二弟身上。母亲常常在夜里把小弟穿过的衣服叠了又叠，然后悄悄起身去检查我和二弟的被子有没有盖好；父亲则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工作和劳作中，他说：“再难，也要让剩下的孩子好好活着，好好读书。” 我知道，小弟的离去，在他们心里留下了永远的伤口，但他们把伤口藏起来，用更坚实的肩膀，为我们撑起了一片遮风挡雨的天地。

在那样艰难的童年里，唯一的光亮，来自那碗带着荷包蛋的面。那是我八岁生日那天，母亲特意请假，带我去了外婆家。外婆家的日子比我们家稍微好过一点，因为外公是村里的老党员，成分好，能分到更多的口粮。那天，外婆看到我们来了，高兴得合不拢嘴，忙里忙外地张罗着。母亲坐在灶门口，帮外婆烧火，我则坐在小板凳上，看着外婆在厨房里忙碌。

没过多久，外婆就端出了一碗热面，放在我面前。粗瓷碗里，面条白白嫩嫩的，上面飘着一层淡淡的油花，蒸汽裹着油香和面香，扑面而来，让我瞬间口水直流。我迫不及待地拿起筷子，埋着头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面条煮得软硬适中，带着淡淡的麦香，配上外婆自制的咸菜，味道好极了。吃到一半，我突然咬到一块软嫩的东西，不像面条，也不像咸菜。我疑惑地拨开面条，定睛一看，原来是一个荷包蛋！ 那是一个白色包裹着金黄的荷包蛋，蛋白煎得微微发焦，包裹着里面橙黄色的蛋黄，看起来就无比诱人。我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吃到完整的荷包蛋，心里又惊又喜。我小心翼翼地咬了一小口，蛋黄瞬间流了出来，浓郁的蛋香混合着油香，在嘴里弥漫开来，那味道，比过年的白米饭还要香，比猪肉还要鲜。我舍不得大口吞咽，一点点地品尝着，眼泪却不知不觉地流了下来。

就在我沉浸在荷包蛋的美味中时，我无意间瞥见了母亲的碗。母亲的碗里，只有白白的面条和一点咸菜，没有荷包蛋，甚至连油花都很少。我愣住了，疑惑地问母亲：“娘，你怎么不吃荷包蛋啊？”母亲抬起头，脸上带着温柔的笑容，摸了摸我的头，说：“娘不饿，也不爱吃鸡蛋，你快吃吧，今天是你生日，特意给你煮的。”可我分明看到，母亲的喉咙动了动，眼神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渴望。我转头看向外婆，外婆叹了口气，悄悄告诉我：“傻孩子，你家里就只有这一个鸡蛋，你娘特意带来的，说今天是你生日，一定要让你吃上个鸡蛋。你娘舍不得吃，都留给你了。” 我听了外婆的话，眼泪流得更凶了。我终于明白，母亲不是不爱吃鸡蛋，也不是不饿，而是她把家里仅有的、最珍贵的东西，都留给了我。那个年代，一个鸡蛋的价值不言而喻，它可以换盐，可以换煤油，可以在关键时刻救急。可母亲，却把这来之不易的鸡蛋，做成了荷包蛋，给我庆生。

我拿着筷子，再也吃不下去了。我把荷包蛋往母亲碗里推，说：“娘，我不吃了，你吃吧，你干活累，需要补补身体。”母亲却把碗推了回来，假装生气地说：“快吃！娘说了，娘不爱吃。你正在长身体，要多吃点好东西，将来才有出息。”说着，她拿起筷子，夹了一小撮面条，放进嘴里，慢慢咀嚼着，眼神里满是欣慰。

我知道，母亲是舍不得吃，她想让我多吃一点，多补充一点营养。在那个匮乏的年代，父母对子女的爱，就是这样朴素而深沉。他们宁愿自己受苦受累，宁愿自己饿肚子，也要把最好的东西留给孩子；他们宁愿自己受委屈，受歧视，也要拼尽全力，让孩子能过得好一点。父亲当年沉默的背影，不是因为他懦弱，而是因为他想把所有委屈都自己扛；母亲用最粗糙的食材为我们撑起三餐，不是因为她不懂得精致，而是因为她想把所有能省下来的东西，都留给我们成长。

那天，我最终还是把那个荷包蛋吃了下去，可每一口，都带着母亲的爱，带着外婆的疼，也带着那个年代的艰辛。那碗面，那个荷包蛋，成了我童年记忆中最温暖、最珍贵的片段，它像一束光，照亮了我艰难的童年，也支撑着我走过了无数风雨岁月。

如今，几十年过去了，时代变了，日子好了。曾经稀缺的白米饭，成了餐桌上的日常；曾经稀罕的肉和蛋，想吃就能吃到；山珍海味、大鱼大肉，也早已不是什么稀罕物。我也从当年那个饿肚子的孩子，长成了能独当一面的大人，有了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孩子。我常常会给我的孩子煮荷包蛋面，看着他们狼吞虎咽的样子，我就会想起当年的那碗面，想起母亲温柔的笑容，想起父母当年为我们操劳的模样。

可无论现在的食物多么丰盛，无论厨艺多么精湛，我再也没有吃出当年那碗面的味道。那碗面里，有红薯丝的涩，有大麦坨的粗，有小弟离去的痛，有父母的坚守，更有母亲那沉甸甸的、毫无保留的爱。那是那个特殊年代里，最朴素、最真挚的情感，是用金钱买不到，用时光换不来的。

父亲早已离我而去，母亲今年正月初七也离开我们了。他们一辈子操劳，一辈子受苦，没吃过多少好东西，没享过多少福。父亲到死，终于摆脱了“地主”成分的阴影，可身体早已被岁月和劳作拖垮；母亲到死，都还在惦记着没能留住的小弟，惦记着我们兄弟几个过得好不好。他们把最好的年华，最好的爱，都给了我们，自己却默默承受了所有的苦难。

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总会想起上世纪七十年代的风，想起那难以下咽的红薯丝和大麦坨，想起小弟小小的模样，想起父亲坚毅的背影，想起母亲眼角的泪水，更想起那碗带着荷包蛋的面。那碗面，不仅仅是一碗面，它是一段岁月的见证，是一份母爱的沉淀，是我一生都难以忘怀的记忆。

如今，我也成了父母，我终于懂得了当年父亲的坚守，懂得了母亲的艰辛。他们在那样艰难的年代里，用自己瘦弱的肩膀，为我们撑起了一片天；用自己朴素的方式，给了我们最深沉的爱。那碗荷包蛋的面，就像一颗种子，在我心里生根发芽，让我懂得了珍惜，懂得了感恩，懂得了什么是真正的爱。

难忘那碗荷包蛋的面，难忘那个年代的艰辛与坚守，更难忘父母那穿越岁月、永不褪色的爱。这份爱，将永远陪伴着我，指引着我，让我在人生的道路上，无论遇到多少风雨，都能勇敢前行。

（曾康乐，中共党员，高级经济师，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中南大学法学院在职研究生毕业。曾担任某央企驻湖南分公司负责人。发表小说、散文、论文百余篇）

作者：曾康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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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