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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吴懿

1940年，喜马拉雅山南麓的印度圣地尼克坦，画家徐悲鸿凝视着画布上一幅未竟之作。画面中，一群赤膊的印度男子筋肉虬结，正奋力做出开山劈石的姿态——这幅画，便是后来名垂青史的《愚公移山》。

这不仅是徐悲鸿个人艺术生涯中一次至为复杂而壮阔的探索，更是一次以画笔为武器、为中华民族精神铸像的实践。他将《列子·汤问》中“愚公移山”的古老寓言，转化为抗战时期民族不屈意志的视觉宣言，通过劳动者的健硕体魄与东方美学的意境融合，完成了油画《愚公移山》。

《愚公移山》油画底稿。 46cmx107.5cm 芒果美术馆藏

今年恰逢徐悲鸿诞辰130周年，亦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在此双重纪念的时刻，回望这幅诞生于烽火岁月中的巨制，别具意义。

如今，承载着温度与力量的《愚公移山》油画首稿，正陈列于长沙芒果美术馆。观看画作，我们依旧能触摸那段在尺幅间磅礴涌动的历史，感受那份至今滚烫的“移山”信念与力量。

一封战火中的信，与一幅“伟大之图”

1940年4月，徐悲鸿在一封致朋友舒新城的信中简述：“一月以来将积蕴二十年之《愚公移山》草成，可当得起一伟大之图。日内即去喜马拉雅山，拟以两月之力，写成一丈二大幅中国画，再归写成一幅两丈长之（横）大油画，如能如弟理想完成，敝愿过半矣。尊处当为弟此作印一专册也。”作为《中华书局藏徐悲鸿书札》中的一件重要物证，这封信不仅清晰地记录了徐悲鸿创作三稿《愚公移山》的时间序列，还以“可当得起一伟大之图”之自评高度自信地表达了视《愚公移山》为其时代经典的历史判断。

伟大的艺术创作总是有一定先进性的，不但引领社会思潮，且与时代深切共鸣。徐悲鸿的《愚公移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人民热血抗战的历史阶段创作的。在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多次发表“愚公移山精神”的重要讲话，激励全党和全国人民艰苦奋斗。

同一时代背景，同一文化母题，徐悲鸿以艺术家的敏感自觉充分地契合了毛泽东思想的时代表达，但其创作《愚公移山》的动机并非刻意地对应。徐悲鸿自述创作《愚公移山》是“积蕴二十年”，此言不虚。在此之前，他先后完成《田横五百士》《傒我后》《九方皋》等影响深远的大型历史主题创作。这批创作极富开拓精神，都是以中国古代历史或神话故事为题材，采用欧洲学院派的写实理论和造型方法，尝试融合汇通中西绘画的语言形式，探寻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中国美术现代之路。自留法回国后，徐悲鸿始终坚持着这一中西结合的艺术实践，《愚公移山》自是其蕴积多年的代表之作。现存于徐悲鸿纪念馆的一幅手稿，亦证明徐悲鸿早在1928年—1930年即已开始《愚公移山》的创作构思。

在泰戈尔的国度，铸愚公之力

与其他大型历史主题创作地点皆在国内不同，《愚公移山》是徐悲鸿在印度完成的。徐悲鸿一生有四分之一的时间在国外度过，他热衷于推动中外文化交流，有大量的作品在国外创作和展出。仅在印度，徐悲鸿就创作了上百件作品，印度之行是其艺术生涯中极重要的经历。

1938年6月，徐悲鸿收到印度大文豪泰戈尔的邀请，邀其前往印度国立大学访学办展。在战火纷飞的时局中，徐悲鸿并未能直接成行，而是先辗转于新加坡、马来西亚、缅甸等地，在当地华侨的支持下多次举办筹赈画展，卖画资助国内抗战事业，获得巨大的社会反响。

徐悲鸿致舒新城信札。中华书局藏

直至1939年12月6日，徐悲鸿抵达印度圣地尼克坦。泰戈尔对徐悲鸿寄予了文化使者的厚望，期望他的到访促进中印两国文化交流，共建东方文化之精神。彼时的印度，正在反抗英国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彼时的中国，则正在顽强抵抗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古老的文化背景和相似的现实处境，让泰戈尔和徐悲鸿得到了高度的精神共鸣，两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1940年2月，徐悲鸿在印度国际大学开始油画《愚公移山》的首稿创作。创作前期，徐悲鸿以在校学生和职员为人物模特，进行了大量的人物动态写生。现存徐悲鸿纪念馆的一幅速写稿上题记：“圣地尼克坦做素菜之厨师也，真有规模。辰二月初十，悲鸿写。”徐悲鸿尤为欣赏这位模特魁梧壮硕的形体，为他画了多个角度的手稿。为了表现劳动中的力量感，徐悲鸿直接去除了人体衣物，将肌肉线条直接呈现于画面。20世纪初的亚洲处于半封闭半开放状态，人体艺术绘画尚处禁区。当社会大众初次看到这些赤裸大汉迎面而来时，其观感无不震撼！徐悲鸿的学生艾中信曾问他为什么会采用印度人物裸体，徐悲鸿解释：“艺术思想但求表达一个意思，不管哪国人都是老百姓……这张画是在印度国际大学画的，以印度人为模特儿，这样大的画，不作人物写生画不好……不画人体表现不出那股劲。”

三改画稿，“移山”意志不朽

《愚公移山》的创作过程极为复杂，徐悲鸿先后完成了三稿不同版本，每一稿都体现了他对作品的重新思考。

《愚公移山》的第二稿为中国画，创作日期为1940年4月—6月间，当时徐悲鸿在印度大吉岭山区采风。该中国画稿尺幅为144cm×421cm，接近长卷形制。卷首仅画半截小腿，让画面空间往外延伸，暗示画面之外还有更多劳动人物的存在，紧扣寓言中“子子孙孙无穷匮也”的表述。而这半截小腿，在油画小稿中并未画出来，同处位置仅刷了寥寥几笔底色，这种明显的未完成感则充分证实油画小稿非正稿，实为底稿。另值得注意的是，在《愚公移山》的中国画稿里，花卉、竹林、山岚等传统中国山水画的元素的运用，皆表征画面场景为中国场域，故事发生地在中国。此前油画底稿所描绘的空间并没有如此明显的地域性。

1940年8月—9月间，徐悲鸿回印度国立大学完成《愚公移山》油画正稿，尺幅为213cm×462cm。该作接近真人等高，堪称巨制，景深辽阔，空间广袤，地平线分明，这样低矮浓厚的云层从远端铺陈而来的景象常见于高原地区，徐悲鸿在印度大吉岭写生后的地理印象已出现在这稿油画里。印度的人文风物滋养了徐悲鸿的艺术，他曾在致朋友王少陵的信中说：“以工作论，印度最好，但国内催归殊急，弟拟由南洋再举行一两次展览方归国……”家庭羁绊、国事忧怀，徐悲鸿数易其稿，创作《愚公移山》的经历着实艰辛。

1940年11月，徐悲鸿辞别泰戈尔，结束为期近一年的印度行旅。这段旅程，徐悲鸿进行了大量的艺术创作和频繁的交流活动，造就了《愚公移山》不朽名篇的问世，兑现了泰戈尔赋予他“文化交流使者”的重任，为中印两个文明古国提供了宝贵的艺术实践经验，用艺术守护了东方文明。

如今，油画正稿与中国画稿一起藏于北京市徐悲鸿纪念馆，而油画首稿《愚公移山》则藏于芒果美术馆。三稿完成后，意犹未尽的徐悲鸿曾有过将《愚公移山》制成大型瓷板壁画的恢宏计划，但无奈因当时经费、工艺等条件所限而搁置。现在中国国家博物馆西大厅主墙面，雕塑家曾成钢以中国画稿《愚公移山》为原本，将其制作成长36米、高12米的大型花岗岩浮雕，亦算是实现了徐悲鸿的未竟之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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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湖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