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文峰

当“乡村振兴”的号角穿透层峦叠嶂，在神州大地奏响时代强音，文学该如何为这场深刻的社会变革镌刻真实印记？瞿峰的《舞龙尾巴的人》给出了震撼人心的答案——这部扎根湖南武陵源深处龙尾巴村的纪实文学，以五年治村实践为经纬，用赤子之心剖开乡村治理的复杂肌理，用思想之刃划破田园牧歌的浪漫想象，让我们看见理想在泥土中倔强生长的力量，见证一个村庄从沉寂到腾飞的涅槃之路。它不是粉饰太平的政绩报告，也不是渲染悲情的底层叙事，而是一部充满烟火气、思想力与生命力的乡村振兴“实操手册”。

复杂治理：于荆棘丛中开辟道路

乡村振兴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坦途，而是一场与沉疴积弊的艰难博弈，一场需要智慧、勇气与耐心的漫长跋涉。《舞龙尾巴的人》以惊人的坦诚，记录了这场跋涉中每一个深嵌泥土的脚印，展现了基层治理在荆棘丛中开辟道路的硬核实践。

龙尾巴村的振兴故事，始于一组沉甸甸的数字：60余户欠款、46000元死账。这些陈年旧账像巨石压在村庄发展的脖颈上，更像一道无形的鸿沟，割裂了干群关系。新任村支书瞿峰没有选择绕道而行，而是将“清欠之战”视为重塑基层公信力的“破冰之战”。他深谙乡村治理的复杂性，既拿出“七条清欠规矩”的刚性铁律，对恶意赖账者“强制兑现”，哪怕面对持刀威胁也不退半步；又怀揣“民胞物与”的柔性关怀，对特困户推出“资金注入”“分期抵账”的人性化方案，用真诚化解抵触。这场战役收回的不仅是33668.43元现金与物资，更是村民心中久违的信任与对公平正义的信仰。它深刻揭示：乡村振兴的根基，永远是干群关系的修复与治理公信力的重建，没有信任的土壤，再宏伟的蓝图也无法生根发芽。

“干部干、群众看”曾是许多乡村的治理困境，如何让政策落地生根、让群众主动参与？瞿峰创造的“五挂钩”奖惩机制，给出了充满乡土智慧的答案。他将电视费与禁赌挂钩、学费与成绩挂钩、农业税与守法挂钩、团结奖与和睦挂钩、卫生费与“三包”挂钩，看似“精明”的设计，实则精准拿捏了乡村熟人社会的运行逻辑。村民们从最初质疑“瞿书记像只算得精的狐狸”，到后来养成“不刷牙都觉得不自在”的卫生习惯，从抵触政策到主动遵守，这场转变的背后，是治理者将宏大政策转化为生活细节的高超艺术。政策不再是高高在上的文件，而是渗透进柴米油盐的具体选择；治理不再是干部的“独角戏”，而是村民共同参与的“大合唱”，这种在制度与人情之间找到的平衡点，正是基层治理的精髓所在。

二十多年前，当“农文旅融合”还未成为全国热词，瞿峰已凭借超越时代的远见，为龙尾巴村勾勒出“旅游农业观光园”的蓝图。面对保护生态与发展经济的两难抉择，他拒绝“拆房净景”的简单粗暴，力排众议邀请上海同济大学专家团队，设计出“六分花木三分房，一分水面绕中央”的生态方案，让村庄在发展中保留原汁原味的乡土风貌。更具开创性的是“公司+农户”模式的探索，让农民以土地入股、变身产业工人，同时获得“租金、薪金、股金”三重收益。这种将农民的生活场景转化为人文景观、让农民成为产业主体而非客体的实践，至今仍闪耀着智慧的光芒。它证明：真正的乡村振兴，不是让农民被动接受发展，而是让农民在发展中获得实实在在的利益，成为乡村变革的参与者、受益者与传承者。

村支书形象：行走于神性与人性间的凡人英雄

瞿峰笔下的自己，没有被塑造成完美无瑕的“圣人”，而是一个有血有肉、有喜有忧、有坚有柔的凡人英雄。正是这种不加修饰的真实，让这个形象拥有了直抵人心的力量，成为基层干部的鲜活缩影。

“绝不搜刮百姓、绝不权钱交易、绝不乱搞男女关系”——这“三个绝不”不是挂在墙上的口号，而是融入瞿峰血液的信仰底线。他个人捐赠的款项远超工资收入，却从不张扬；坚持用群众打分作为工资报酬的依据，一分钱也不多拿；面对威胁与诱惑，始终坚守“正人先正己”的原则，带头偿还亲属的欠款。这种近乎“愚直”的清廉，源于他对权力的清醒认知：“群众是镜子，群众是戒尺，群众的眼睛是最亮的。”在功利主义盛行的当下，这种纯粹的信仰显得尤为珍贵，它不是高调的宣誓，而是体现在每一件小事中的本能选择，是共产党人精神底色在基层的生动映照。

基层工作千头万绪，综治、防火、计生“三难”与经济发展常常相互掣肘，“一票否决”制更让许多干部畏缩不前。瞿峰却创造性地提出“十指弹钢琴”工作法，在政策刚性与治理弹性之间游刃有余。他既严肃对待“三难”问题，组建“护林防火应急队”、创新“计育专干”制度，将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又始终紧抓经济发展主线，把主要精力投入招商引资与产业培育。更令人敬佩的是，他在反思“一票否决”制弊端的基础上，大胆设立“告状报销路费”制度，主动邀请群众监督工作，用开放的心态接纳批评。这种既敢于担当又善于创新、既坚守原则又灵活变通的治理智慧，展现了一位优秀基层干部的政治素养与责任担当。

瞿峰毫不掩饰自己的脆弱与真情，让“村支书”的身份回归“人”的本质。面对母亲“好马不吃回头草”的痛斥，他也曾动摇；为清欠难题彻夜难眠、如坐针毡时，他也曾焦虑；成功引进1.5亿元投资后，他也曾躲起来唱通宵卡拉OK，释放压抑已久的狂喜。这些真实的情绪瞬间，让我们看到一个卸下“干部”光环的普通人，有着与常人一样的喜怒哀乐。尤其动人的是他与四舅（小学校长）的情感纽带——从最初借住校舍、吃“百家饭”的外来干部，到用实实在在的政绩赢得长辈“灿烂笑容”的认可，这种在亲情与责任间的挣扎与坚守，让理想主义落地为具体的人性温度，也让这个人物形象更加立体丰满。

叙事风格：泥土中生长出的诗意复调

《舞龙尾巴的人》最独特的魅力，在于它创造了一种“村支书复调叙事”——方言的质朴、公文的严谨、日记的私密、赋体的磅礴、顺口溜的诙谐，五重声音交织共鸣，奏响了乡村变革的时代交响，让纪实文学既有泥土的厚重，又有诗意的灵动。

“戳指模印”“封印”“火烧牛皮——回头卷”“踩地雷”“哑炮”……这些方言土语如龙尾巴村的泥土般质朴无华，却充满生命的质感与张力。瞿峰用“农民的钱是命，城里人的命是钱”道出城乡差距的本质，用“干部干、群众看，不如带着群众一起干”总结治理心得，用“只要心里有百分之一的希望，就能撬动百分之九十九的荒山”抒发理想情怀。这种“土得掉渣”的表达非但不粗俗，反而因其原生态的真实，成为记录乡村变迁最有力的语言。它避开了空洞的理论说教，用村民听得懂、记得住的话语，将复杂的治理逻辑转化为生动的生活实践，让文本充满烟火气与感染力。

书中无数细节如刀刻般深刻，拥有刺穿读者心灵防线的力量。彭秀英一家“总收入负1807元”的账本，直白呈现了乡村的贫困现状；村民杨深从“冷眼旁观”到默默还款的转变，见证了信任重建的艰难过程；芮鸣秋专家“被草汁虫屎染黄的衬衫”，彰显了知识分子扎根基层的奉献精神；“百年心愿碑”落成时，万人合唱《我的中国心》的场景，让“泪水那正向无极的力量，总是朝向心灵柔弱的一面”。这些具体可感的细节，没有刻意煽情，却因真实性而极具冲击力，让读者仿佛身临其境，触摸到乡村振兴的脉搏，感受到土地与人民的深沉力量。

瞿峰创造性地将古典诗词、赋体融入纪实叙事，让泥土中的故事绽放出诗意的光芒。每到动情之处、深思之时，他便以诗词歌赋抒怀：写村庄美景，有“风景赋”的磅礴大气；记时代盛事，有“香港回归词”的婉丽深情；谈村务治理，有“村务公开账目明”的朴实直白；绘发展蓝图，有“绿水青山绘宏图”的豪情壮志。这些抒情段落非但不显得突兀，反而成为理性叙事中的情感高潮，与质朴的方言、严谨的公文形成鲜明对比，构成了独具特色的复调风格。这种“能文能武”的表达，既彰显了中国乡村干部的文化自信，也让纪实文学摆脱了单调的叙事模式，呈现出刚柔并济、张弛有度的美学特质。

文本价值：中国基层治理的微观样本

《舞龙尾巴的人》远超个人回忆录的范畴，它是一部解码中国基层治理逻辑的“田野调查报告”，是理解乡村振兴战略的珍贵微观样本，为新时代乡村治理提供了可借鉴、可复制的实践经验。

书中深刻揭示了政策落地过程中的“水土不服”难题：“一票否决”制可能催生“多做多错、少做少错”的懒政心态；“平均主义扶贫”可能滋生“等靠要”的懒汉思想；僵化的条例可能筑起阻碍发展的“风火墙”。瞿峰的破解之道，在于在“政策—人情—制度”的张力中寻找创造性平衡：用“五挂钩”机制将宏观政策转化为村民可接受的生活规则；用“村民代表大会戳指模印”的方式实现民主授权，让制度获得群众认同；用《斧头不是砍伐证》《睡觉不是结婚证》等“乡土教材”，将抽象的法律条文转化为具体的生活常识。这种扎根乡土、因地制宜的治理智慧，正是中国基层治理的精髓所在，为破解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难题提供了鲜活范例。

“村看村、户看户，农民看干部”——瞿峰用五年实践验证了这一朴素真理，构建了“党建—发展—民生”的良性循环。他将党建视为乡村振兴的“发动机”，通过“党员联系户”制度，让党员在禁赌、卫生整治、扶贫帮困中“冲锋在前”；通过“乡土党课”，重塑党员“先吃苦、后享受”的先锋模范形象；通过村务公开、民主监督，让党组织成为群众信赖的“主心骨”。这种“以党建促发展、以发展惠民生、以民生固党建”的闭环逻辑，有效破解了“党建与经济两张皮”的难题，证明真正的党建引领，不是空洞的政治口号，而是要落脚于具体的发展实践与民生改善，让党员干部成为乡村振兴的“领头雁”，让党组织成为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战斗堡垒”。

龙尾巴村的实践，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最生动的在地化诠释。瞿峰没有停留在理念宣传，而是通过具体实践让村民真切感受到生态保护的价值：种植黄精、桂花、茶叶等经济作物，实现生态与经济效益的双赢；打造旅游农业观光园，让绿水青山成为吸引游客的“聚宝盆”；提出“守护好绿水青山，就是守护老百姓的饭碗”，让生态保护内化为村民的自觉行动。这种将生态理念转化为经济收益、将环境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的“龙尾巴方案”，为生态脆弱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可操作的路径，证明乡村振兴不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粗放式发展，而是要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和谐共生，让绿水青山真正成为滋养乡村、惠及百姓的“金山银山”。

文学意义与治理启示：一部乡村中国的“新史记”

在当代乡村纪实文学谱系中，《舞龙尾巴的人》占据着独特坐标。它既不同于聚焦苦难的“底层叙事”，也迥异于歌功颂德的“政绩报告”，而是以“在场者”的勇气与“思想者”的深度，书写了一部属于这个时代的“乡村新史记”，为乡村振兴提供了深刻的文学启示与治理借鉴。

将其置于更广阔的文本网络中，其独特性愈发清晰：与《摆脱贫困》相比，后者给出了“弱鸟先飞”“滴水穿石”的理论框架，前者则提供了“牙刷+电视费+奖学金”的具体实操，把抽象的理论转化为可触摸、可复制的实践细节，让“滴水”变成“自来水”，让政策理论有了生活的温度；与电视剧《山海情》互文，后者以“吊庄移民”完成空间迁徙式的脱贫，前者以“旅游农业园”实现产业转型式的振兴，一个“搬人”，一个“搬产业”，共同构成了乡村振兴的“双螺旋”结构，展现了中国乡村脱贫致富的多元路径；与《大国村官》等系列文本相比，多数作品聚焦“能人带动”的传奇叙事，而本书则聚焦“制度带动”的长效机制，从“一个人救活一个村”到“一套机制激活一个村”，为“后能人时代”的乡村治理提供了可传承的制度遗产。

书中人物与事件的“非虚构”属性，赋予文本一种震撼人心的崇高美学。瞿峰不是在“创作”故事，而是在“记录”历史，每一个细节、每一组数字、每一次冲突，都是真实发生过的乡村实践。这种真实性让文本超越了一般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成为记录中国乡村巨变的“信史”。正如书中所言：“真实的故事最有力量，因为它发生在你我身边，关乎每一个普通人的命运。”这种不加修饰的真实，让读者在感动之余，更能感受到乡村振兴的艰巨性与必然性，也让文本拥有了穿越时空的生命力。

该书提供的治理密码具体而可操作：从“清欠”的“七步工作法”到“村务公开”的“阳光行政”，从“乡土教材”的教育创新到“旅游农业”的产业路径，从“党员联系户”的组织模式到“五挂钩”的激励机制，这些经验虽根植于龙尾巴村的土壤，但其核心逻辑——“以人民为中心、以问题为导向、以创新为动力”——具有普遍意义。它证明：乡村振兴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答案”，但有立足本土的“中国方法”；没有一劳永逸的“万能钥匙”，但有破解难题的“开锁原理”。对于广大基层工作者而言，这本书既是一本实践指南，也是一本精神手册，让人们看到基层治理的智慧与力量。

更重要的是，瞿峰重新定义了乡村的“诗与远方”。在他的笔下，“诗与远方”不是文人墨客的浪漫想象，而是“抗金岩的日出”“龙尾溪的潺潺流水”“村民脸上的笑容”“孩子们琅琅的读书声”。这种将宏大叙事落地为具体生活美学的能力，正是中国乡村文学最稀缺的品质。它启示我们：乡村振兴的终极目标，不是把乡村变成城市的复制品，而是让每一个普通农民都能在自己的土地上找到“诗意栖居”的家园，让乡村不仅成为承载乡愁的精神原乡，更成为令人向往的生活热土。

合上书卷，耳畔仿佛仍回响着龙尾巴村的晨钟暮鼓，眼前仿佛浮现着瞿峰在抗金岩下眺望的身影——左手拎着装满文件的公文包，右手握着劈山开路的砍柴刀，身后是郁郁葱葱的山林，身前是炊烟袅袅的村庄。《舞龙尾巴的人》不仅是一部书，更是一座丰碑，铭记着一个村庄的涅槃重生，一位村支书的信仰坚守，以及一个民族在乡土重建中迸发的磅礴力量。

对于作家而言，这本书证明乡村纪实文学不必陷入悲情叙事的窠臼，也无需戴上美颜滤镜的伪装，只要深入泥土，把“政策文件”翻译成“烟火日常”，把“国家大事”转化为“村民故事”，就能让宏大叙事长出“汗毛”，让文学作品拥有打动人心的力量；对于“三农”工作者而言，这本书揭示了乡村振兴的核心逻辑：不是靠“项目雨”的短期刺激，而是靠“制度滴灌”的长效滋养，先给村庄“立法权”，再给农民“市场权”，最后让“绿水青山”自己长出“金山银山”；对于普通读者而言，这本书是一次心灵的旅程，让我们看到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有这样一群扎根泥土的理想主义者，他们用汗水浇灌希望，用智慧破解难题，用坚守书写传奇。

当越来越多的“舞龙尾巴的人”在广袤大地上涌现，当理想主义在现实的土壤中倔强生长，中国乡村的未来，必将如龙尾巴村的清晨——“阳光刺破薄雾，洒在蜿蜒山径，每一片叶子都呼吸着希望，每一朵花都绽放着梦想”。这或许就是《舞龙尾巴的人》留给我们的最大启示：乡村振兴的道路上，最珍贵的不是完美的蓝图，而是那些在泥土中行走、在困境中坚守、在平凡中创造非凡的“舞龙人”。他们的故事，就是中国乡村最真实的叙事，最动人的诗篇。

作者：李文峰

责编：上官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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