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中的何介钧。（资料图片）

文|徐虹雨

“父亲在城头山洒下的汗水，已结成丰硕的果实。父亲永远记得城头山，而城头山也会记得曾经有一个姓何的总是干劲十足的考古学家，在这片土地上取得了最灿烂的发现。父亲是幸运的，提起城头山，就会提起他。一座城，一个人，永远同在。”

何颖在我的采访本上缓缓写下这段话。她是何介钧的女儿，如今在湖南省文物局工作。她与父亲的考古工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曾带着记者前往父亲所在的考古工地拍摄，也曾围绕一些重大遗址的发掘成果撰写文章。

何颖的笔尖划过纸面，仿佛也划开了时光的帷幕，让我得以窥见那位将生命献给考古学的长者。

12月1日， 我来到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原名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2022年更名），见到了第一任所长何介钧留下的城头山考古发掘手稿。我轻轻翻开字迹有些模糊的手稿，翻开他与一座城的故事。

一

何介钧选择考古职业，十分偶然，他从小的梦想是成为一名作家。爱看书的他，将课余时间花费在学校图书馆。他最爱看小说，各种题材的中外小说都爱看，并因长时间泡在图书馆落得“图书馆馆长”的雅号。有时，上课时，他也看小说，老师发现了，用教鞭指着他说：“何介钧，回答这个问题。”他站起来，竟然每次都能答对。老师摇摇头，说：“拿你没有办法。”

16岁时，他参加高考，报的第一志愿是北京大学历史系。班主任老师见此，问他为何报历史系而不报中文系。他笑着说：“我要读历史系，将来写历史小说。”

那年，他如愿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分到考古专业。

“考古？！就是挖宝吧！”带着这般天真想象，他走进了考古的天地。

真正从事考古工作后，他才深知其中滋味。面朝黄土背朝天，重复劳作，埋头苦干，就跟农民一样。农民撒把种子在农田里，多少都能有收获，但考古不同，在一些考古工地忙碌多日可能一无所获。

1991年，澧县孙家岗遗址，村民挖池塘挖出了玉器，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决定对孙家岗遗址进行发掘，领队便是何介钧。发掘进行到第一个星期时，他发现墓葬的分布密度远低于预期，出土器物的数量与规格也未能达到前期勘探的判断，整个团队的情绪都有些低落。天空又开始下雪，澧阳平原异常寒冷。

何介钧决定提前结束孙家岗遗址的发掘，澧县的文化专干曹传松找到何介钧，建议对城头山遗址进行试掘。

曹传松于1979年夏无意间发现了城头山古城遗址，及时给湖南省博物馆打电话告知这一发现，接电话的人正是何介钧。几天后，何介钧便一路颠簸，来到城头山。

高岗上杂草丛生，没有一条像样的路，何介钧、曹传松两人只得在荆棘丛里前行，时而低头弯腰，用手铲刮土查看，时而在随身携带的本子上记录数据。

何介钧与曹传松在城头山进行考古发掘。（资料图片）

一个水塘引起了他们的注意。水塘，被当地村民用来养鱼。它很有可能是与古城配套的一项工程。他们沿着高岗外围走到水塘尽头，脚下出现一片稻田。那是南岳村生产队队长邹先民家的一片稻田。曹传松找到邹先民问情况。听了邹先民的介绍，曹传松又沿着水塘走了一圈，看了看东面与南面的情况，他判断这个水塘极有可能就是保护古城址的护城河，这里很可能就是一座古城遗址。

何介钧也赞同此地为古城址的推断，但是考古需要证据，不能靠推断下结论。

由于各种原因，该遗址一直没有发掘。

直到1991年，何介钧将孙家岗遗址结余的700元发掘费交给曹传松，同意他进行小规模试掘。

湖南师范大学副教授单先进一并参与到试掘中，他和曹传松背着锄头来到高岗。经过认真勘查，他们选择西南城墙作为第一考古试掘现场。 

当地人在西南城墙附近烧砖、建房，挖出了一条东西走向，贯穿城墙内外的大沟，这个大沟剖面恰好可以作为考古探沟的基础。

这一试掘，便掘出了199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城头山古城址作为屈家岭文化城址，成为当时中国最古老的城，距今5000多年。

1992年10月29日，何介钧率领考古队正式进驻城头山，进行集中考古发掘，发掘时间持续到2002年。

随着考古发掘的不断推进，城头山古城的筑城历史记录再次刷新，距今6000多年，是迄今中国最古老的城；还发现了距今6500多年前的人工栽培水稻田，是迄今中国最古老的人工栽培水稻田之一。城头山古城，入选了199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从1991年发掘城头山的古城墙，到1997年他们才终于将这段古城墙弄明白，不仅弄清楚城墙的年龄，还弄清楚城分四次夯筑的时间段。曹传松回忆：“刚开始，我们谁也没有想到这座城分四次夯筑，在考古发掘的过程中，也便曾得出并不准确的结论，也曾忽略了对一些遗迹的研究。”

严谨的何介钧将当时的一些失误认真地记录了下来。“但因当时未能意识到城头山古城有多个时期的筑城遗迹，因此误将整个墙体视作同一时期。”“对于古城址的大面积发掘，作为我们来讲是第一次，没有经验是可想而知的。城址文化堆积厚、地层复杂、遗迹极多，即使有数十年田野工作经验的人也常遇到难解决的难题。”

翻阅这些文字，我似乎看见一个认真的学者就站在这些文字背后，跨越时空，与我相遇。

二

何介钧在城头山考古发掘期间，都借住在当地村民方先林的家。

出门，向左，直行，过公路路口，沿着一条乡村小道直行。500米左右，便是城头山城墙剖面展示馆。这里，也曾是1991年城头山考古试掘的第一考古现场。

乡村小道的左边，是一排村居。城头山考古发掘期间，考古人员们便三三两两借住在这些村民家中。李诚东的家，住过封剑平；严贵生的家，住过郭伟民；严钦苍家，住过曹传松；滕水生家，住过赵亚峰……

方先林将家里最好的卧室——朝南向阳的房间腾了出来，铺上干净的棉絮、床单。那间房，原是给儿子方芳准备的婚房。

方先林的爱人周用清忙负责给考古队做饭。

何介钧的生活极其简单，最爱吃油炸小鱼，晚饭后，看看新闻联播，冬天泡泡脚，就在灯下工作。方先林一家也从不去打扰。

有时，屋里来了考古人员，一起夜谈考古发掘事宜，平日沉默的何介钧滔滔不绝。

冬天冷，方先林在堂屋烧一盆火。何介钧便和来客一边烤火一边谈考古。夜深了，炭火睁大好奇的眼睛，听着他们的交谈，还不时“噼啪”作响，如同为那些关于远古的对话鼓掌。

考古改变了这座村庄。方先林被聘为文物业余保护员，方芳学习探铲钻探和文物修复，还被何介钧推介去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进修。当地村民中，还有不少端起了旅游饭碗，在城头山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工作。有的当保安，有的开旅游观光车，有的做保洁员，有的成为讲解员。

城头山全景图。 （澧县县委宣传部供图）

2002年，城头山集中考古发掘结束，何介钧便不再在城头山常住,有时回城头山，也总是脚步匆匆。有时，曹传松回到城头山，见到方先林，也不忘捎个话：“何所长还蛮想过来看你们。”

但重逢终未实现。

前不久，我回到城头山，来到方先林家。

“这都过去20多年了。突然就发现他没有再来了，他还好吗？”周用清问我。

我不知道如何告诉她，何介钧已于2020年离世。

临走，周用清泪眼婆娑：“何所长在我们家烤火时，就说要写一部书，要写一本改写历史的书。不知他写完了没有？”

我告诉她，这本书就是城头山的考古发掘报告，已经出出版了。这本书，也是他留在大地上的最后一篇“毕业论文”。这篇“毕业论文”，他花费了5年时间完成。

2002年，他正式退休，全心整理城头山的考古发掘报告。澧县、津市、石门等地一些考古工作者过来协助，大家集中在石门文物考古工作站办公。

在编写的过程中，发现有些地方不太清楚，何介钧便会返回城头山遗址，补充发掘，认真核对。

2002年大年初三，大家在家安心过年，负责发掘报告绘图的谭远辉接到何介钧从长沙打来的电话：“你抽时间再回城头山，看看南门的解剖沟，看看壕沟和几期城墙的叠压关系。”大年初四，谭远辉便和曹传松回到工地认真分析。当天，两人没有形成一致的学术意见，便决定等何介钧再来工地核实。春节刚过，何介钧就从长沙赶了过来，谭远辉和曹传松也从各自家里赶往城头山。三人回到考古工地再次分析地层。

2002年，何介钧想弄清楚护城河到底分几次开挖，护城河到底有多深，何介钧、曹传松、谭远辉又回到城头山，在古城的东北边开了一条跨护城河的探沟，在新的探沟里分析护城河的剖面。何介钧对谭远辉说：“整理考古发掘报告，这是一项十分严谨的工作。不清楚的地方，我们一定要到现场核实。做考古学问，偷不得懒，不能给后人留下错误。”

2004年冬天,天气很冷,谭远辉有事请教何介钧,找到三楼的资料室,资料室没有取暖设备，何介钧的手冻得红紫，在那里查资料、改书稿。谭远辉看了十分心疼，忍不住说:“何所长,您怎么不去空调房里弄呢？这里这么冷。”何介钧嘿嘿笑道:“还好。”

2007年1月，何介钧终于完成《澧县城头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该报告共计百万余字，分四册详细介绍城头山考古发掘情况、出土文物、研究价值等。

多年后，曹传松将一叠4大本《澧县城头山——新时期时代遗址发掘报告》，一本一本，十分虔诚地从书房里搬到我眼前。百万字的书籍，有着城头山6000多年文化的厚重，也有着何介钧12年考古发掘、5年埋头编写的辛劳。

我怀着虔诚与敬仰，翻开其中的一本，我的手指似乎触碰到了何介钧的指纹，感应到了什么，不由眼眶湿润。

2025年8月，我重返石门文物考古工作站，回访何介钧曾经整理考古发掘报告的地方。站长李福平曾参与城头山出土文物的绘图，她推开二楼一扇旧门说：“这里就是。”

这间小屋简单而安静，一张木桌靠窗摆放，桌上摆放着一盏台灯。就是在这里，何介钧一笔一画写完了四大本城头山考古发掘报告。

何介钧离开石门文物考古工作站后，他十分器重的后辈谭远辉每次来站里，都特意住进这间房。

谭远辉会坐在何介钧伏案疾书的那张木桌前，轻轻拧亮那盏旧台灯。

灯光洒落的刹那，定会有一种看不见的接力——那是一份执着与热望的传递，是一种静默却坚定的精神传承，从那盏灯、那张桌、那间屋，悄然流入又一个考古人的心中，也流入——我的文字里。

三

在何介钧参与城头山考古发掘的过程中，何颖曾多次前往澧县，参观父亲的考古发掘成果。

第一次，是1992年，何颖还是一个学生。城头山经过1991年的试掘后，进行正式的发掘期。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推出研学活动，组织考古人的子女来到工地，近距离熟悉父母的工作。何颖跟随着队伍看发掘出来的一段城墙，看工地上忙碌的父亲。那时她对考古还充满孩童式的好奇。

第二次，是1998年，那时，何颖已经参加工作，在湖南省文物局从事宣教工作。

那是一个冬天，下大雨，真不是一个参观的好天气。何介钧却兴致勃勃，一定要带着女儿去看城头山的古城墙。

没有像样的公路，就是乡村的土泥巴路。大雨将路面弄得更加泥泞不堪，雨水、泥水交织，何颖的鞋子、裤子到处是泥巴，泥巴将裤子黏在一起，硬硬的，湿湿的，弄得何颖十分难受。她几次想提出不想看了，但是看父亲那样执着与骄傲，她将话又一次次咽了回去。

深一脚、浅一脚，他们终于抵达城墙，何介钧饶有兴致地讲解城墙的叠压关系、打破现象、哪个灰坑里发现了陶片确定那段城墙的夯筑年代。何颖听得一头雾水，身上又满是雨水和泥水，心情也变得阴沉起来。

终于，参观结束了，何介钧带着何颖回到租住处——村主任方先林家。方先林家烧着一盆火，供大伙取暖。

何颖使劲脱下鞋子，用力将鞋底、鞋四周厚厚的泥巴刮掉，坐在火坑旁烤鞋子、衣服。红旺旺的火，才将何颖被泥浆粘在一起的裤管和皱巴巴的心情烘暖舒展。

她将这段经历写进了那年12月15日的日记——

城头山是简陋而荒凉的，特别是在这样苦寒的时分。到吃晚饭的时候，分住在村里各处的考古所工作人员都过来了，我看到一张张熟悉的脸，突然对“考古”有了新的认识，也对“考古人”充满了敬意。

何介钧（中）与参与城头山考古发掘的曹毅（左）等人合影。曹毅是曹传松的儿子。张双北 摄

第三次，依然是1998年。何介钧第一次邀请女儿到城头山看发掘的成果，本想在她面前好好展示一番，却不料坏天气搅乱了好兴致，何介钧便想着再等好天气、出了好成果再次邀请。不久，他们就在墓葬区发掘出了一个完整的骨架，骨架脖子处还有两个玉璜。玉璜，显示出墓主的身份特殊，何介钧便再次邀请：“你不来看看呀？”电视台的记者正好要前去采访，何颖便一同前往。

在那年12月27日的日记里，何颖写道：

周二晚上，爸爸一句：“你不来看看呀？”严肃得让我打不了反口。于是，我到处打电话请假、联络，终于下了决心。第二天中午，同曹叔叔、张双北姨到达城头山工地。那时，爸爸他们还没下班，而当我站在门口时，看见爸爸他们朝村长家走来，大家都笑：“何所长一看到何颖啊，一脸笑蜜了！”确实是真的。

这一次城头山之行，虽依然是冬季，但是温暖的阳光、父亲的高兴，都给了何颖好心情。她还在城头山住了下来。

清早，何颖被一声声鸡鸣唤醒。她推开农舍房门，一缕初阳照在脸上。天气真好，是冬天里难得的暖阳日。农田里，栽种的棉花绽开着毛茸茸的棉团，一大片一大片，被阳光晒得暖暖的，让人见之更感温暖。

澧阳平原，以着祥和温暖的田园牧歌迎接着何颖。

何颖跟着父亲，一脚踩在阳光里，去看城头山的护城河。当时护城河并没有贯通，一些河段淤积，有的是鱼塘，有的是稻田。

何介钧便耐心地给女儿讲解。

阳光，在护城河的河波里轻轻荡漾，也在何介钧的眼睛里荡漾。

何颖笑了，笑父亲对城头山考古的痴迷，以及他一说起城头山就滔滔不绝的兴奋。

阳光，也荡漾在何颖的微笑里。

这三次访问，从孩童的好奇，到青年的不耐烦，再到理解与共鸣，何颖完成了一个女儿对父亲事业的认识历程。

年少时梦想成为作家的何介钧，没能拿起笔写作，而是拿起探铲在大地上写作。女儿何颖则拿起笔，为如父亲一样的考古人写作。

她在《与长城考古队同行的一天》里写道：“在这荆棘密布、荒无人烟的大山之中，像骆驼一样背负着沉重的考古器材，只为找寻那一段段久被湮没的文明遗迹，要忍受蛇虫的袭击，要忍受毒日的暴晒，要忍受精疲力竭爬上山顶后却没有任何发现的失落，面对这样一份极为艰苦的工作，我们的考古队员们却毫无怨言，我感受到的是他们对考古事业的深深热爱。”她写的是参与湘西南长城考古发掘的队员们，又何尝不是在写他的父亲呢？

她在《张谷英村的早春二月》里写道：“因为成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去年张谷英村单是门票收入就有20万元，村里用部分门票收入替群众代交了国家税费的三分之二。大家是打心眼儿里晓得了保护大屋的重要，也打心眼儿里欢迎客人来。”她写的，又何尝不是父亲所从事的文物考古与保护工作给乡村带来的改变呢？

她在《沅陵吴阳墓考古纪事》里写道：“有人说，考古工作的魅力就在于它的过程。当你带着心中的推测与预想去探索一个谜底，而千百年前人们留下的线索一个个证实你的推想时，那种满足感简直无法表述。”她写的，又何尝不是父亲对考古魅力的解读呢？

她还保存了一份手稿，那是她与父亲共同完成的作品，是关于沅陵吴阳墓考古的考古思考。父亲是发掘者，用手铲将作品写在大地上；何颖用笔，将作品定格在记忆里。

2002年，城头山集中考古发掘工作结束。

2005年，何介钧退休。

2020年，去世。

在这期间，何颖也曾多次回到城头山。

当年参与城头山考古发掘的考古人，也会时常对她说起她父亲在城头山的那段经历。当他们记忆犹新地介绍自己是哪一年在城头山参与发掘，是租住在哪个农户家，是和哪些人是一个探方的，这种感觉，就像是讲起老家的故事、念叨老家的人一样，让人备感亲切。

何颖站在城头山遗址上，城墙轮廓依然清晰，护城河贯通成环。这片土地见证了她的父亲如何用力叩开一扇通往远古的大门。与父亲冒雨参观古城墙的画面，迎着暖阳漫步护城河边的场景，便又如在眼前。

一座城，一个人，永远同在。

想父亲了，就来城头山。

本文原载于2025年12月16日《湖南日报》7版

责编：粟宇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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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湖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