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何柯可

邓建华的名字，确实是从信笺间飘落出来的，带着墨香的规整。

大约是在那已被岁月浸得有些湿漉漉的一九八三年，望城一中与望城六中之间，邮差的车铃响了又远，绿色的邮包里，便常夹着我们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少年的“作品”。后来，这个名字便从信纸上立了起来，成了有温度、有面容的人。至于那具体的“一九八三”，如今想来，竟真像一块沉在河心的青石。水光潋滟时看不真切，水落石出时，上面也必定覆满了时间的青苔与柔波。那时的我们，心里都燃着一把火，觉得遍地是诗情，璀璨得叫人不敢逼视。

文化站的门是厚重的，白日里晒着太阳，夜里沁着露水，不知吞吐过多少戏文鼓乐，木头的纹理里也许还沉淀着一段段高亢或婉转的余音。在这个我们第一次见面的地址，似乎并没有什么惊心动魄的相认，就在信纸右下角上设置的一个蓝色的日期，实时位置共享。两人肩上各挎着一个半旧的黄帆布书包，鼓鼓囊囊的，装的大约是诗稿、小说，还有一颗扑扑乱跳的、急于寻求共鸣的文学心。他站在那里，个子与我相仿，身上是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我先看见的是他的眼睛，那里面有一种少见的光，不是锐利，而是清澈，像我们乡间深潭里映着的第一缕晨曦，干干净净，能照见人影。只一眼，便知道会是一个“知己”。

高中毕业后，我们都经历了高考落榜的阵痛。那是一种被主流轨道抛离的失重感，前路茫茫。在他家里，简陋的书房墙上，挂着一幅朋友手书的《陋室铭》，墨色沉着。彼时我们虽非鸿儒，却也自诩不甘做那无心的“白丁”，常聚在那幅字下，用文学构筑我们抵御迷茫的“陋室”。而最温暖的慰藉，莫过于他母亲端上来的那一碗凉拌生红薯片。刚从土里挖出的红薯，洗净了，切成透光的薄片，拌上自家坛子里的剁辣椒。那味道奇异极了，是泥土生生不息的清甜，与辣椒鲜活泼辣的脆烈，在唇齿间形成了舌尖上的诗文。这土里长出的气息，成了我们那段清贫岁月里最难忘的滋养，也成了他日后文字里挥之不去的、温暖的色版。

友谊的序幕，是由两辆“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旧单车揭开的。从此，茯林茶山的晨曦，格塘波的清冽，何老屋斑驳的粉墙，牛轭堤蜿蜒的土路，九峰山幽深的竹影，谭家大围子升起的炊烟，便成了我们穿梭其间的背景。风里来，雨里去，单车的链条哗啦啦地响，像是为我们青涩的激情打着节拍。我们更穿梭于众多文朋诗友的文字之间。那些文字是粗糙的，也是滚烫的；是幼稚的，也是真诚的。我们传阅、争论、高声朗诵，仿佛每一个字都有千钧之重，都能在生活的荒原上砸出一个坑，长出奇异的苗木来。

我们初次见面的格塘文化站那栋灰扑扑的三层小楼，后来成了我们的“圣地”。在三楼一间堆有戏曲道具带点文化气息的屋子里，我们结识了人生的第一位导师——一位清癯而温和的老师。他语言里有很黏酽的关爱。在他的颔首与指点下，一本叫做《无名星》的油印刊物，带着浓重的油墨香气，怯生生地来到了世上。 “无名星”，多好的名字。我们甘愿是旷野里无名的星辰，彼此照耀，用微弱而固执的光，对抗着年轻的迷茫与四周的沉寂。文学那庞大而华丽的翅膀，仿佛就是从这间陋室、从这册简陋的刊物里，第一次在我们背上簌簌地张开的。虽然稚嫩，却感到了那搏动风云的力量。

一九八五年，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到来。建华兄因才华显露，被聘到长沙团市委，参与创办《长沙青年》杂志，并主持文艺副刊。从乡野到省城，平台转换并未改变他内心的罗盘。在那个文学火热、思潮迭起的年代，他主持的版面对“乡土文学”有一种近乎固执的珍视与爱护。他仿佛一位冷静的淘金者，在纷至沓来的稿海中，总能精准地筛出那些带着露水与泥腥气的文字，给它们一方亮相的园地。我的那组稚嫩的乡村散文诗，便是他以“初升的帆”为题，郑重推出来的。那不仅仅是对一个友人的提携，更是对所来自的那片土地、那种生活状态的一份庄重确认。在他那里，乡土不是落后的标签，而是文学最丰沃、最值得深挖的矿藏。

后来，他到县科技报社和乡政府工作。我每次从城里回村就会去看他，还记得我们在乡政府旁的水库边合影。照片里，我们身后是荡漾的碧波，阳光碎金般洒在水面，风过处，涟漪一圈推着一圈。我总觉得，那水纹不仅漾在水里，也漾在我们心里，将两颗爱诗的心，无形地、柔韧地连接在了一起。

文学之路，筚路蓝缕。我后来有幸协助他出版了第一本作品集《守望家园》。书名是他自己定的。四个字，道尽一生心迹。封面题词，特意请了湘籍书法名家莫立唐先生，以苍劲如斧劈的笔法题写，“守望”二字，斧凿刀刻般楔入故乡的泥土里。这仅仅是一个开始。此后，他笔耕不辍，长篇小说《床前明月》《乡村候鸟》振翅而出，十四部专著，垒起他精神守望的城邦。他的近作，散见于《中国作家》《人民日报》等大刊名报，从《小说选刊》《散文选刊》的专业认可，到《北京文学》《湖南文学》的地域深耕，乃至《散文·海外版》《文学译丛》远播，其文脉之广，可见一斑。作品入选各类年选、进入多个省市中高考试卷，多次获《百花园》年度优秀原创作品奖等荣誉，都是时间给予虔诚者最公正的回响。

近日，我读到他几篇怀念母亲的文章。文字鲜活至极，母亲形象、旧日情景，带着故土深厚营养，扑面而来。那已不是一般的叙事抒情，那是用文字进行的考古与招魂。我忽然觉得，他的写作，真如古语所说的“入木三分”，但于他而言，更是在故乡的山水之间，“入水六尺，入土一丈”。他让文字像香樟树的根须，深深扎进记忆与土地深处，去汲取那最原始、最强大的生命力。

这便是建华兄，一位资深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这个身份于他，不是浮名，而是对他数十年如一日“守一份文字的虔诚”的最正式加冕。他心田里栽种的，永远是金灿灿的稻谷一样的文字。他的文字，就像晒谷场上的稻粒，在正午最烈的日头下，晒干所有虚浮的水分；收进粮仓后，抓一把放在齿间，能嚼得“嘣脆的响”，那才是他端奉出来实在的、有筋骨的收成。

他的文章有这般筋骨，源头却在一副软心肠。他写东西时，心里头总是软糯糯的，看不得别个受苦，又巴望世间更好——这份温热的心肠，是飘在生活尘埃之上的。但奇妙也就奇妙在这里：一下笔，那个心软的人就变了，他伏到纸面上去，一个字一个字地焐热，一句一句地打磨，把一身的热望与悲悯，都严谨地、克制地揉进每一个字的筋骨里。人是恭恭敬敬的，伏在文字下面，像学生对典籍，像农人对土地。

他极少参与钓鱼、打牌、跳舞之类的消遣，即便喝酒，也浅尝辄止，我从未见他颠三倒四、失却方寸。声名之于他，仿佛是身外多余，他关上了一扇面向市声的窗。并非厌世，只是将最宝贵的时间与心神，留给最值得的事物。他的生活，有一种自律的、洁净的秩序感。这份秩序感，也体现在他对生命的态度上。记得他的孩子曾为要不要二孩而犹豫，他听后，只平静而笃定地说：“要知道，这可是上天送来的礼物啊。” 在他那里，生命本身便是最高的文学，不容轻慢，唯有接纳与歌颂。于是，我们能看到他俯身为孙子写的儿歌，字字童真，被作曲家谱上曲调，在无数幼儿园里清脆传唱；也能读到他那些被选入教材与试卷的篇章，严谨而丰沛，滋养着一代代学子的心灵。

如今，我们早已被时间的洪流冲散到不同的堤岸，各自在生活的泥泞或坦途上跋涉。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单车，怕已朽作尘土；《无名星》的油印本，或许也蜷在某个箱底，成为一页页泛黄的记忆。但有些东西，并未消散。每每提笔，感到浮躁或虚妄时，我便会想起建华兄那双清澈的眼睛，想起他的文字被晒得干、嚼得响的巴适，想起那碗凉拌红薯片的甜辣，想起那水库边连接着我们诗心的涟漪。

原来，我们守护的，从来不止是几行文字，一种爱好。我们守护的，是那份初次从信笺间认出同道时的悸动，是穿梭在风雨乡路上对世间的热望，是将生命本身视为神圣文本的庄重，是如同守护母亲做的凉拌红薯片与黑狗坡草叶露珠那般，守护内心最初的那点“甜”与“亮”，并以此轻视一切浮华与虚无。

这，便是一份文字的虔诚了。它让我们在尘埃里行走，却总记得仰望星辰；它让我们咀嚼生活的琐碎，却坚信能从中尝出“嘣脆的响”。这份虔诚，与建华兄有关，与一九八三年的青苔有关，与《陋室铭》下的心事有关，与老屋深巷里深情的回望有关，更与每一个在荒芜中仍坚持播种文字稻谷、并誓将根须扎入水土深处的人有关。它很小，小如一颗无名的星；它又很大，大到足以照亮我们的一生，并让那光芒，通过纸页、通过歌声、通过课堂，抵达更远的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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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