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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尧育飞

杨树达（1885年—1956年），字遇夫，号积微，晚号耐林翁。师从梁启超、叶德辉、胡元仪，1905年赴日留学，1911年武昌起义后归国。曾供职于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清华学校、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学院等学校或机构，并于1950年11月被聘为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学术委员，后为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杨树达在语法学、修辞学、文字学、文献学、史学等领域取得很高的成就。著有《词诠》《高等国文法》《中国修辞学》《马氏文通刊误》《古书句读释例》《古书疑义举例续补》《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中国文字学概要》《文字形义学》《论语疏证》《汉代婚丧礼俗考》等。

杨树达

1937年8月2日，杨树达在日记中写道：“湖大送聘约来。”至此，这位远游北京将近20年的著名学者正式回归家乡，来到湖南大学任教。

时间上溯至40年前的1897年冬天，湖南大学前身之一的时务学堂创办，13岁的杨树达考取入学，成为学堂最年轻的学生。

从时务学堂最年轻学生，到湖南大学著名教授，这40年于杨树达而言好似一场远游。他从湖南走出，回到湖南，不仅是落叶归根，也源于他想把学问带回湖南。

故乡湖南，是理解杨树达学术人生的重要窗口。

时务少年好身手

1938年4月29日下午，杨树达没有课，索性游览岳麓山。

他穿过万寿寺、白鹤泉，游览了张辉瓒墓和蔡锷墓。当天日记写道：“张，留日时同学，蔡则时务同班生也。”人到中年的杨树达，面对英年早逝同学的墓地，难免生出万千感慨，日记中却不见沉重的叹息，只抄录湖南老诗人刘善泽赠予他和曾运乾的诗，诗作颈联云：“输君早定千秋业，老我初添两鬓华。”年华虽易逝，追求功业却始终是近代有志气的湖南人不变的目标。无论功过何如，蔡锷和张辉瓒都已留名史册。追慕朋辈盛业，杨树达难免生发立言不朽的焦虑。

历史证明，杨树达最终实现了立言不朽的宏业。这位时务学堂最年轻的学生，日后同样对同学构成“朋辈压力”。曾任湖南大学教授的钟佩箴，是杨树达时务学堂时期的同学，晚年曾对儿子钟叔河说：“人不可不立志。我碌碌无为，比同学少年，武如蔡艮寅（锷），文如范源濂，作学问如杨树达，搞政法如章世钊，都不啻云泥……汝当以我为戒。”钟佩箴痛自贬抑，意在激励儿子。然在老成的钟佩箴看来，杨树达已与时务学堂最杰出的学生蔡锷、范源濂、章士钊等人一道名垂后世了。早于钟佩箴，著名历史学家谢国桢在《清代书院制度变迁考》中论及时务学堂历史，同样声称著籍者若蔡锷、范源濂、杨树达，于事业、学术皆有所建树。

时务学堂，不仅为少年杨树达奠定了高远的人生目标，也为他打造了有力的人际网络。日后杨树达奔赴北京的教育部任教，是出自时务学堂的教育总长范源濂的援引。1927年12月，范源濂逝世，杨树达亲往天津范家吊唁，后赠以挽联云：“败而死有李君抚生，成而死有蔡君松坡，吾党信多才，非公谁与抗手；不令子为汉之孟博，而令子为宋之希文，造物岂无意，胡为今不假年。”杨树达视革命志士为“吾党”，与在时务学堂受乃师梁启超等人的影响不无关系。梁启超死后，杨树达撰公祭文，终生服膺梁氏之学。

时务学堂，还是陈寅恪与杨树达学术友谊的媒介。杨树达曾赠诗陈寅恪云：“朋交独畏陈夫子，万卷罗胸不肯忘。一别五年萦梦寐，辱知三世岂寻常。”所谓“辱知三世”，说的是陈寅恪祖父陈宝箴甄选时务学堂诸生时，杨树达与乃兄杨树穀联袂与选，而校阅文字的又是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

对时务学堂之种种，杨树达不免怀着深情，特别留心。他读石醉六《六十年的我》，认为：“卷中记徐仁铸、介石及蔡锷入时务学堂，又言谭嗣同为学堂学监，语皆不实。蔡以陈右铭中丞之考试，与余兄弟同入堂，时在光绪二十三年丁酉冬间，徐尚未来湘也。谭为时务创办人之一，何至为学监耶？”邵阳人刘达武编蔡锷年谱，记蔡锷在时务学堂事迹不确，杨树达也要贻书指正。1932年12月12日日记记载刘善泽住在泰豫旅馆，杨树达特别注明“时务学堂故址也”。1933年1月7日，时务学堂同学恳亲会在长沙大吉祥旅社举行，杨树达与同学周季凡等倡议为梁启超“时务学堂故址”题字刻石。可以说，时务学堂，奠定了杨树达学问与人生的气象，而杨树达对时务学堂也莫之或忘。

绍述湘学实证一脉

尽管爱得深沉，但对时务学堂诸公，杨树达未必没有微词。如对熊希龄，杨树达1934年5月19日日记云：“此公少年时办时务学堂，余时年十二三，见其举止不庄凝，心乃疑其不寿，今亦竟过六十。然身居高位，绝无遗爱在人，感其德者，皆琐琐姻娅。湖湘老辈奖学好士之风，于此公身体中殆不能发现一骭毛，宜吾湘人才之不振也。”杨树达之不满于熊希龄，乃在熊希龄身居高位，不无偏私，没有发扬湖南老辈提携后进的优良传统。

在杨树达自身，实在深受湖南老辈的教诲与厚爱。恩师叶德辉逝世后，杨树达两次作《哭郋园诗》凭吊，其一云：“爱才若命由天性，说项逢人信古风。记得后堂丝竹日，通儒座上有成童。”此诗杨树达自注说，叶德辉父亲六十大寿时，叶德辉执小门生礼请王先谦上座，又请王先谦的熟人作陪，意思不仅在尊师，还有意将十六七岁的杨树达引荐给王先谦，陪侍诸老。师门三代，此日融融。杨树达感慨道：“余生平两见葵翁，此为第一次。稍长，颇能读葵翁书，其因缘实始以此。”1914年，王先谦居长沙凉塘乡，杨树达亲往拜谒，见王先谦“犹孳孳著述不少懈”，不禁叹服“前辈好学之勤”。

《杨树达日记》，浙江古籍出版社。资料图​

少年时期受到叶德辉等老辈的提携和教导之恩，杨树达铭感终身。1928年8月6日，距叶德辉遇难一年零四个月后，杨树达回到长沙老家，听闻叶德辉儿子叶启倬述说叶德辉遇难经过，杨树达为之郁抑难安。1928年8月10日，杨树达“到郋园师家拜师灵”。此后，杨树达一旦读到叶德辉的诗作，早年的温情回忆便不自觉涌上心头。如1944年2月13日日记载：“晨翻阅郋园师《诗文钞》，《还吴集·怀人诗》中先后二首及余，其中绝句一首注言余息交游，终日阒然。余少壮时痴憨之状如此，亦可笑也。”

对湖南人，杨树达怀有深情，但对湖南人的某些作派，未必许可。杨树达1939年5月21日日记回忆钱玄同所言云：“君治学语必有证，不如湖南前辈之所为。而做人则完全湖南风度也。邵西做人脱尽湖南气，而为文字喜作大言，全是湖南派头也。”可见，杨树达以做骨鲠的湖南人而骄傲，对肆意放言的湖南治学风格则不以为然。

杨树达试图重塑实证的湖南学脉，其1944年6月1日日记云：“太炎先生尝云：‘三王不通小学。’谓介甫、船山、湘绮也。三人中湘士居其二。余昔在北京，曾与星笠谈及此，余谓此时吾辈二人皆游于外，他日仍当归里教授，培植乡里后进，雪太炎所言之耻。星亦谓然。”因为章太炎说王夫之、王闿运都不通“小学”，杨树达深以为耻，故与好友曾运乾（星笠）慨然发愿专力于传统“小学”研究，期以为湖南雪耻。

晚年杨树达曾有诗云：“生平耽述作，幸不谬通人。”自注云：“先辈如梁任公、章太炎二先生，并世闻人如张君孟劬、陈君寅恪、胡君适之、郭君鼎堂，于余所著书皆有过奖之词，虽西方人治汉学者，如瑞典之高本汉君、苏俄之阿利克君亦然，至好如余季豫、曾星笠二君，又阿好不待论矣。”后杨树达在民国时期荣膺“部聘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担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可说在学术上为湖南人争得荣誉，也达成了早先与曾运乾为湘学雪耻的誓言。

稍传所学于乡里

在1937年8月2日湖南大学聘书送达之前，杨树达已与湖南大学结下不解之缘。

1932年12月20日，杨树达在湖南大学演讲《说文形声字声类有假借之说》，“诸生颇为动容”，时在台下听讲的曾国荃玄孙女曾宪楷对此印象颇深。两年后，已在燕京大学读研究生的曾宪楷在火车上偶遇杨树达，一见即识。此期北方局势不宁，湖大窥得消息，已有邀请杨树达担任教授之议。1933年1月17日，时任湖南大学教授的骆鸿凯便对杨树达表达了“如因北方事不往清华，则湖大当请讲授”，而杨树达在考虑之后，最终并未答应。

湖南人对杨树达的学问终是敬佩，请他回湘教书的热情始终不减。1936年底，湖南大学的学生就要求黄士衡校长礼聘杨树达、周鲠生、皮宗石三人为湖大教授。不久，皮宗石回到湖南大学担任校长。时值1937年抗战爆发前夕，杨树达回到长沙，曹典球等湘中耆宿再度邀请杨树达到湖南大学任教。起初杨树达担心和时任湖南大学校长的皮宗石心存芥蒂，未敢应允。后经曹典球等人斡旋，告知皮宗石已无成见。杨树达因此颇为心动，5月21日日记载：“家居讲学，一可以奉衰亲，二可以传所学，亦未为不可，但不知清华能允与否耳。”不久之后，皮宗石亲来走访，请杨树达留湘任教。杨树达遂下定决心，到湖南大学任教。这年八月，挚友曾运乾也接到湖南大学聘书，两人从此开始在湖南培植乡里后进的教学生涯。

彼时的杨树达肯定不能逆料，他后半生的教育事业将永久定格于湖南。尽管其间不无波折，如1938年7月17日日记载：“佩弦来书，邀余返清华服务，聘书不日寄来。余去岁到湖大固缘亲病，亦因倦游，欲在里中稍传所学于乡里后进，然而时局日紧，九江、南昌危在旦夕，又生平积蓄尽在新居，一旦停职，则将成饿莩。欲往则违宿志，欲留则危险实多，此中忐忑不宁，真无可如何也。”1938年的湖南，局势危急，朱自清来信邀请杨树达重回清华大学任教。杨树达对此颇感踌躇：去昆明的清华大学任教则违背了“稍传所学于乡里后进”的志愿，但留在湖南，则面临生存的危险。几番思量，杨树达毅然决定留在湖南。

抗战期间，迁至四川乐山的武汉大学也屡屡来书礼聘杨树达，但杨树达并未答应。及至抗战结束后，武汉大学再度来请，杨树达1945年9月17日日记云：“今战局已解，而余欲离湖大，心又有不能恝然者，以与余归教乡里子弟之意相反也。若至武大，则湘生往游甚便，故余今复书，谓可去，但不必勉强耳。”后因与武大教务长皮宗石关系不睦，杨树达最终并未前往。

通观杨树达日记，可见“教乡里子弟之意”始终萦绕杨树达心间。可以推想：若非这深重的乡谊，杨树达恐难终老湖南。

“湘人”的身份意识

前些年，美国历史学家裴士锋(Stephen R. Platt)著《湖南人与现代中国》，阐明湖南人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引领作用。而早在90年前的1935年7月14日，杨树达演讲《清代湖南文化史略》，已推阐这一历史现象的文化根由。杨树达那次演讲的主旨为：“一论乾嘉间汉学，湘人未大受影响；二论外患之影响，湘人感觉最敏，故考求洋务以湘人为最先，魏、郭、曾氏父子；三论湘人讲宋学兼讲经济，体用并进，故洪杨之役，戡定必假手于湘人。”杨树达此论可谓高屋建瓴。

杨树达对湖南的文化传统有相当的关切。他关心《全唐诗》中收录若干湖南人，也为《续修四库全书提要》撰写湘人文集提要。在翻阅王重民所编《清文集篇目索引》，杨树达随即拈出其中所收湘人文集24家。文学研究非杨树达本行，但湘人的文学成绩，他时时留意。

《杨树达日记》，浙江古籍出版社。资料图

事实上，湘人是杨树达惯常使用的词语和身份标签。新结识的人如系湖南籍，日记便要冠以“湘人”二字。对优秀的湖南人，他往往以“吾湘”表达亲昵之情。若行为不轨者是湖南人，杨树达便痛骂其人为“湘人之耻”。

杨树达以湘人自居，对湘人在全国文化版图中占据重要位置也有特别的追求。如1943年教育部颁发第二届部聘教授时，杨树达12月17日日记记载法律方面戴修瓒当选，经济学方面刘秉麟入选，遂感叹：“湘籍占二人：戴、刘秉麟。去年部聘，法律胡元义、经济杨端六皆湘籍，今年又然。此二科四部聘皆湘人矣。”他由衷地为湖南学人取得的成就而自豪。

然而对于湖南学术之不足，杨树达也不吝批评。1947年10月18日日记载：“阅报，载中央研究院评议会推举院士候选人百五十人，余与季豫皆在其列，湘人凡十人余及季豫外，为金岳霖、李剑农、蒋廷黻、何廉、周鲠生、杨端六、张孝骞、曾昭抡，人文组八人，生物、数理二组各一人，湘人对于物质科学不努力可以概见，殊可叹也。”当中央研究院院士评选结果公布后，杨树达不仅关心自己当选，更留意湖南人所占的比例。1948年10月1日日记载：“录院士籍贯表……湘六人中，人文组占四人，数理、生物二组各止一人，湘省科学家之落后亦可见矣。”杨树达没有满足于湖南人在人文领域取得的成就，而热望于湖南人在科学方面取得更大成绩。

从各方面而言，杨树达的学问不局限于湖南一隅，他并非地方性学者，而是全国闻名的大学者，但他学术成绩的定位，放在湖南文脉传统中独树一帜，有其特别的价值。陈寅恪序杨树达《小学金石论丛续稿》称：“百年来湖湘人士多以功名自见于世，而先生设教三十年，寂寞勤苦，著书高数尺，为海内外学术之林所传诵，不假时会毫末之助，自致于立言不朽之域”，论世知人，此可谓允当其实。

学界的杨树达，有其不可磨灭的永久价值；湖南的杨树达，有其始终常新的地域价值。谨以此文，纪念杨树达先生诞辰140周年。

（作者系湖南大学中国古代非虚构文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责编：刘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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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湖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