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曾康乐

再次站到岳阳楼下的江滩上时，江风裹着湿润的水汽，迎面扑来。我眯起眼，望着眼前这片苍茫的烟波，恍惚间，像是看见了《史记》里记载的那个“云在江北、梦在江南”的古泽轮廓——那该是母亲湖最初的模样罢。

她曾经以八百里湖面，从容地揽住湘、资、沅、澧四水的奔涌；长江的洪峰到了她的臂弯里，也得放缓了脚步，变得温顺些。可这会儿我低下头，鞋尖上沾着的，是泛黑的湖泥。这泥，像是从她被裁开的裙摆边缘蹭来的，带着那些年“向湖要田”时留下的、深深浅浅的拓痕。

这汪水啊，于我而言，是舌尖上永远抹不掉的银鱼干香，是童年时在磊石山边枕着入眠的、一阵阵的浪声，也是心口上一道随着岁月起伏、时隐时现的波折。她是母亲，是我所有欢喜与忧愁，扎得最深的那条根。

云梦的骨血：她曾是八百里的温柔

我总觉着，母亲湖的魂魄，是从古老战国的云梦泽里，一点点浸染、沉淀下来的。那时候，她不叫洞庭，楚人唤她作“梦”——那是他们口中最为辽阔神秘的大泽。《周礼·职方》里那句“荆州其泽薮曰云梦”，像一枚久远的封印，轻轻扣在她的命脉上，也藏着她曾经铺展四野、吞吐天地的底气。

是千万年前那场沉默而剧烈的地质运动，在长江中游的南岸，缓缓拗出了这片巨大的盆地。先秦的河网，像母亲手上的纹路，在她的肌理间细细织开，润出了一片片丰腴的沃野。直到那座青翠的小山——君山，如同碧玉簪一般，从波心静静地浮起，这里才有了“洞庭”这个名字。“洞庭之庭，神仙洞府”，这名儿起得真好，给她的辽阔浑厚里，添了几分秀逸与缥缈，像是母亲劳作间隙，拢了拢鬓边散发，别上了一支素雅的簪子。

古人笔下的洞庭湖，是活的，是一幅天开的画图。南朝谢朓写“洞庭张乐地，潇湘帝子游”，把湖光山色都化作了缭绕的仙乐；李白乘舟泛湖，挥笔便是“且就洞庭赊月色，将船买酒白云边”，那清辉遍洒的月光，竟成了可以向湖神赊借的珍宝；最是孟襄阳那句“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短短七个字，道尽了她吞吐云雾、撼动城池的磅礴气势。那气象，是活的，是有呼吸、有脉搏的。

那时的湖，是真的“活”着的。湘江从南边迤逦而来，带着南岳衡山隐约的云气，在长沙的洲渚间温柔地绕一个弯，仿佛把橘子洲头春日的花香，也细细揉碎在了清波里；资水呢，从雪峰山层层的褶皱里奔涌出来，流过安化那漫山遍野的茶山时，便悄悄沾上了一抹茶褐，待到了益阳地界，已然沉淀成一种透亮温润的绿；沅水则像一条沉稳的巨龙，驮着黔东南深山的云雾，从沅陵险峻的峡谷里撞将出来，一路收纳了酉水、辰水诸多支流的喧哗，到得常德，早已是一派坦荡浩荡；至于澧水，总是裹挟着桑植山林里杉木的清香，穿过石门那些幽深的溶洞，把武陵山沁人的凉意，一股脑儿泼进母亲湖的怀抱。

这四条水龙，扑进母亲湖怀抱的瞬间，是我童年最痴迷、怎么也看不厌的景致。磊石山的草坡上，我曾整日趴在带着太阳香的草垛里，呆呆地望着资水入湖的地方。黄的浪头撞进绿的湖水里，激起的白沫，一团团，一簇簇，像极了母亲在秋日晴空下翻晒的棉絮，蓬松而温暖，仿佛能飘满整个湖面。父亲那时指着浩渺的湖水告诉我，你看，东边那片，连着汨罗江、岳阳县的，是东洞庭；南边绕着湘阴的，是南洞庭；西边铺在益阳、常德那头的，是西洞庭。这三片水合在一块儿，才是古人常说的“八百里洞庭”。

“八百里”，不是文人笔下的虚数。明清两代的地方志里，白纸黑字地记着：洞庭湖“周回八百里，纳四水，吞长江”。枯水时节，湖洲纵横，港汊密布，仿佛大地袒露的筋骨；丰水季节，则烟波浩渺，横无际涯，站在君山之巅极目远眺，真真是“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分不清哪里是水，哪里是天。

城陵矶，是她与长江静静对话的那扇窗。那时的城陵矶，还不是如今这般起重机林立、集装箱堆积的繁忙码头，它只是江与湖深情咬合的一处“咽喉”。母亲湖在这里，把四水汇聚的丰盈，徐徐吐入长江干流；也在这里，张开胸怀，将长江汹涌而来的洪峰，温柔地揽进自己的臂弯。村里的老人们总说起1954年那场大水，长江的浪头蛮横地漫过荆江大堤，是母亲湖，默默吞下了二十多亿立方米的洪水，才保得下游万千百姓屋里的灯火，没有熄灭。她是长江中游最慷慨的天然水库，是调节江河脾性的“调温器”，连那些溯流洄游的青鱼、草鱼，都认得她潮汐的节律。

我七岁那年的春天，跟着父亲，踩过东洞庭湖刚露出水面的滩涂去捡螺蚌。那时的磊石山，有一半还浸在清凌凌的湖水裏，滩涂上长着齐腰深的荻草，风一来，碧浪与白穗一同起伏，时常能惊起几只雪白的鹳鸟，扑棱棱飞向远天。父亲蹲在湿软的泥滩里，手指在沁凉的湖泥中摸索，摸出一捧捧青壳的螺蚌。他指尖沾着黑泥，对我说：“这湖啊，是咱们湖南人的娘。她给咱的，有时候比地里长的还多，还实在。”那日的夕阳，是橘红色的，软软地铺在湖面上，把一湖的清水都染成了温润的蜜色。我把捡来的螺蚌用草茎串成沉甸甸的项链，挂在汗津津的脖子上，光着脚丫，踩在被太阳晒得温热的软泥里。听着浪声一下，又一下，耐心地拍打着岸边的石头，我以为这湖给的甜，会跟着这绵长的浪声，一直漫到天尽头，漫到我一辈子的梦里去。

那时的我，哪里懂得什么“生态”，什么“平衡”。我只知道这湖好，好得让人心里踏实，好得让你在江风扑面的那一刻，会忍不住深深吸气，想把脸，把整个胸膛，都埋进她那湿润而博大的水汽里去。

被裁的裙摆：她的波折里藏着疼

磊石山边那浑厚又清亮的浪声，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稀疏、变得微弱了呢？细想起来，该是1970年代中后期了。

那年的冬天，格外干冷。高音喇叭尖锐的声音，突兀地划破了湖边一贯的宁静，在空旷的滩涂上反复回响：“向湖要田，向滩要粮，再造一个米粮仓！”父亲攥紧我的手，急匆匆往山坡上跑。站在高处望去，我看见成百上千的民工，像密集的蚁群，扛着磨得发亮的锄头，挑着沉甸甸的土筐，喊着整齐的号子，朝着湖心深处走去——他们要在我们捡螺蚌的高台子那边，筑起一道长长的大堤，把磊石山外那片丰茂的湖面，生生围起来，圈成他们想象中的“良田”。

后来我才渐渐明白，这已不是母亲湖第一次被裁剪、被束缚了。南宋时人口渐增，湖边就开始有了零星的围垦，像给华丽的裙裾镶上小小的补丁；明清之际，“江西填湖广”的大移民潮，让更多人在湖洲上搭起茅棚，定居下来，围起小小的垸堤，向湖水讨要一小块立足之地；而真正伤及筋骨的大规模“裁剪”，是1949年之后那三十年间的事。

从“以粮为纲”到“农业学大寨”，“向湖泊要粮食，向沼泽要耕地”的口号，像一阵又一阵燥热的风，刮遍了整个湖区。母亲湖那身曾经“浩浩汤汤”的衣裙，被一寸寸地缝补、收紧，变得局促而褴褛。1949年，她尚有4350平方公里的广阔腰身；到1958年“大跃进”的浪潮过后，便缩减到了3141平方公里；等到1978年，我站在磊石山上眺望时，她只剩下2691平方公里的骨架了，不到建国初期的三分之二。湖面瘦了，湖水也仿佛浅了、急了。

湘阴县的横岭湖，成了母亲湖身上一道最深、最疼的伤疤。1978年的秋冬，近十万民工从益阳、岳阳的各个乡镇汇聚而来，在那百里的堤线上摆开了战场。白天，红旗在寒风中猎猎作响，人头攒动；夜里，马灯和火把连成一片晃动的光河，灯火通明。口号声压过了往日的风声、浪声：“抢晴天，战阴天，麻风细雨是好天！”他们用最原始的锄头挖，用磨破肩膀的扁担挑，硬生生把三十七万亩郁郁葱葱的芦苇荡，翻垦成了光秃秃的耕地。庆功宴上摆了一百碗油亮亮的红烧肉，人人都咧嘴笑着，说：“这下好了，咱湖区又多了一个大粮仓。”

可母亲的“报复”，来得沉默而又猛烈。转年，1979年的6月27日，资水毫无征兆地暴涨，浑浊的洪水像发怒的巨兽。新筑的围堤，在自然的力量面前，脆弱得像孩童垒起的沙堡，顷刻间土崩瓦解。洪水怒吼着漫过刚刚插下嫩秧的田地，冲垮了湖边低矮的民房和那座冒着黑烟的纸厂。二十三条鲜活的人命，连同他们对新生活的憧憬，一起沉在了那一片浑浊的黄汤里。后来听说，那个纸厂的老厂长，趴在残存的堤坝边，哭得撕心裂肺，声音嘶哑得几乎听不清字句：“这湖……这湖是惹不起的啊……我们……我们这是在作孽啊……”

离我们老家不远的那个高台子大堤，不过是那场轰轰烈烈的“围垦运动”里，一道不起眼的小小褶皱。民工们把滩涂上世代生长的荻草芦苇连根掘起，把湖底沉积了千百年的黑泥一担担挑上来，夯成一道三米多高的土坝。就是这道坝，硬生生把磊石山边那片开阔的水面，挤成了一条憋屈的、缓缓流动的窄河。

从幕阜山区迁来的移民们，背着简单的行囊，带着苞谷种子和吱呀作响的竹床，在这片新“创造”的土地上安了家。他们种下棉花，栽下稻秧，也点种着高粱、玉米，还有萝卜白菜。可湖底的泥，终究是冷的，带着挥之不去的咸涩。秧苗总是蔫蔫地泛着黄，棉花结出的桃儿又小又瘪，收成远不如他们山里那贫瘠的坡地。有位从平江山里迁来的王阿婆，常常独自坐在堤坝上，望着被堤坝阻隔的、远处那线残存的水光，默默地抹眼泪。她总喃喃地说：“这水是活的呀，你们把它生生捆起来，它会疼的……它疼狠了，是要报复的……”

疼的，又何止是水呢？大片湖面被侵占，湖泊天然的调蓄功能被粗暴地破坏。母亲湖吞吐洪峰的能力，大幅下降，只剩下鼎盛时期的三成左右。长江的洪峰再次咆哮而来时，她那被捆缚的胸膛，已经装不下那么多的苦水了。于是，湖区的洪涝灾害，变得一年比一年频繁，一年比一年凶猛。1980年夏天，我亲眼看见，城陵矶港口能驶入的船越来越小，原来那能容百舸争流的宽阔湖面，如今成了逼仄的水道，大一点的船只，连调头都显得艰难。那年夏天，大水终究还是漫过了高台子那单薄的堤脚，新栽的棉花全数泡在了黄汤里，王阿婆家那张竹床，孤零零地漂在水面上，随波起伏，像一片断了根、失了魂的荻草叶子。

祖父那时已经老了，他蹲在尚未完全溃塌的堤埂上，吧嗒吧嗒地抽着旱烟。辛辣的烟圈一圈圈散开，模糊了他沟壑纵横的脸，也裹住了他那句沉甸甸的话：“咱们这是在喝娘的血啊……这么喝下去，早晚……早晚是要遭报应的。”

那时的我，已经开始懂得什么是“忧愁”了。放学回家，路过高台子大堤，看见昔日波光粼粼的湖面，变成了一畦畦规整却缺乏生气的庄稼地。白鹳不见了踪影，银鱼汛期那热闹的景象也成了记忆里的传说，连那曾经陪伴我入睡的浪声，都变得微弱而迟疑，像是母亲疲惫的叹息。父亲不再带我去滩涂上捡螺蚌，他只是时常在晚饭后，倚着门框，望着远处那一线残水，深深地叹一口气：“原来的湖，多好啊……能行船，能打渔，能稳稳当当地把大水拦住。现在呢？就剩这么一条沟了……”我心里头那份单纯的、明亮的欢喜，仿佛也跟着那湖面一起，渐渐地缩小了，沉甸甸的忧虑，像堤边那黑黢黢、湿漉漉的淤泥，一层层漫上来，压得年少的我，有些喘不过气。

褶皱里的新芽：她在退田的潮里醒了

最早发现母亲湖悄悄“回春”的，或许不是我们这些人，而是磊石山那些去而复返的白鹳。

1998年，长江流域爆发了那场令举国震惊的特大洪水。洞庭湖区，无数道我们曾引以为傲的堤垸，在滔天巨浪面前相继溃决，成千上万的房屋没入水底，家园顷刻化为泽国。巨大的创痛，终于让人们从“征服自然”的狂热中，获得了一丝冰冷的清醒。用围湖造田换来的那些“粮仓”，在大自然真正发怒的时候，竟是如此不堪一击。大水退去，满目疮痍之中，“退田还湖、平垸行洪、移民建镇”的政策，像一阵及时雨，在湖区迅速推开。“把湖泊本来的面目，还给湖泊”，成了从上到下一种新的共识。

高台子那道斑驳的土堤上，终于立起了一块崭新的牌子，上面写着四个大字：“退田还湖”。那些曾经从湖里强索来的土地，要重新交还给浪涛，交还给时间。

推土机轰鸣着推倒堤岸的那一天，我特意请了假，从城里赶回老家。站在熟悉的坡地上，我看着那道曾经改变了湖光山色、也改变了很多人命运的土坝，在钢铁巨兽的撞击下，轰然倒塌，扬起漫天的尘土。尘土散尽，湖水，带着它亘古不变的、微腥而湿润的气息，像一个迟归的游子，有些迟疑，却又无比坚定地，慢慢漫过倒塌的土石，重新浸润那些干涸了太久的滩涂。不久，黑褐色的淤泥里，竟钻出了星星点点的嫩绿——是荻草的芽，尖尖的，怯生生的，却又充满了倔强的生命力，像母亲那双被岁月磨出老茧、布满褶皱的手心里，悄悄长出的、鲜嫩的新指甲。

这绝非一场轻松浪漫的“归还”，而是一次艰难而深刻的调整，牵扯着千家万户的命运。从2000年前后开始，洞庭湖区累计拆除各类堤垸一千五百多个，四十多万祖辈生活在湖区的移民，必须离开他们亲手开垦、居住了几十年的土地，搬迁到岸上规划好的新集镇，在一片陌生的土地上，重新寻找生活的支点。政府为他们开办了各种技能培训班，有的学着更科学的捕鱼方法，有的尝试水产养殖，有的进了附近新办的工厂，拿起陌生的工具。告别是艰难的，适应更是漫长的，但为了母亲湖能重新顺畅地呼吸，许多人，还是抹去眼泪，选择了一条重新开始的路。

生态保护，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东洞庭湖、南洞庭湖、西洞庭湖，相继建立起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卫星的眼睛，日夜不停地注视着湖面的每一丝变化。非法捕捞、私筑围堤、盗采湖砂，成了被重点打击的对象。就连繁忙的城陵矶港在进行现代化升级改造时，也特意为鱼儿们设计修建了洄游的通道，让银鱼、青鱼这些依恋故道的生灵，能够继续自由地往返于大江与湖泊之间。每年春天三月到六月，湖区会进入严格的禁渔期，昔日的渔船整齐地泊在码头，静静休憩。老渔民们坐在船头修补渔网，语气平和地说：“是该让湖里的鱼歇歇了，也让咱这老娘湖，好好喘口气。”

这些年，只要得空，我总愿意回湖区走走，看看。我几乎是眼看着她，一点一点地，恢复着元气。2025年的今天，我站在东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观测站里，透过望远镜望去，曾经的高台子“良田”，又变回了那片荻草没腰、水鸟栖息的天然滩涂。白鹳优雅地在浅水区踱步，长长的喙猛地刺入水中，便衔起一尾银亮的小鱼；苍鹭像沉思的隐士，单腿立在水中，一动不动；远处的天空，不时有鸿雁排成庄严的“人”字或“一”字，嘎嘎地鸣叫着飞过。

银鱼的汛期，真的又回来了。每年四月，当湖水转暖，密密麻麻的、近乎透明的小银鱼，便会从湖底浮游上来。有经验的老渔民，在月色好的夜晚下网，清晨收网时，那竹篓里便盛满了细碎跳跃的银光，仿佛捞起了一兜散碎的星月。晒干之后，用青椒爆炒，那鲜甜的滋味，几乎就是我童年记忆的复刻。

甚至连磊石山那些被挖得凌乱不堪的石头缝里，不知何时，又钻出了毛茸茸的狗尾巴草，在湖风里轻轻地摇啊摇，那姿态，像是在诉说一段失而复得的往事，带着些微的感伤，更多的，却是宁静的欢喜。

生态监测的数据，给出了理性的印证：到2023年前后，洞庭湖的水域面积，已经恢复到了3230平方公里左右，调蓄洪水的能力，也回升到了建国初期的七成以上。水质，确确实实在变好。在东洞庭湖的核心区域，湖水在晴朗的日子里，能清澈见底，可以看见水草柔曼地摇曳，小鱼小虾在其间灵巧地穿行。

有一回，在君山岛的老码头，我竟偶遇了当年在高台子一带捕鱼的李伯。他头发已然全白，背也有些佝偻了，但精神却极好，驾着一条小木船，在湖湾里慢悠悠地放网。看见我，他咧嘴笑了，露出稀疏的牙：“后生子，你回来看看？现在的湖，好多啦，跟我年轻那会儿比，差不多啦！鱼多了，鸟多了，水也清亮了不少。夜里划船出去，湖平得像镜子，能清清楚楚看见星星掉在水里头，一晃一晃的，好看得很。”

然而，母亲湖身上那些深刻的“伤”，终究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全愈合的。去年夏天，华容县集成垸的一段老堤，在连续暴雨的冲刷下，再次出现了溃口。虽然因为预警及时、疏散迅速，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这就像一道隐约的旧疾，在阴雨天隐隐作痛，提醒着我们：她的肌体深处，还留存着那些年被反复切割、缝合的痕迹。生态学家们也说，湖区的泥沙淤积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一些湖汊港道，仍被淤泥悄悄堵塞，影响了水流的自由连通；少数极为珍稀的鱼种，比如胭脂鱼，比如被宣布可能已功能性灭绝的白鲟，它们的种群恢复，前景依然黯淡；而来自农业的面源污染、以及偶有冒头的非法采砂活动，也像潜伏的暗疾，需要我们时时警惕，不能松懈。

前些日子，在君山岛那个古旧的石码头，我遇见一位看守渔船的老人。他说自己在这湖边，守了快四十年的船，亲眼看着湖面变小，又亲眼看着湖水慢慢涨回来。“这水啊，比十多年前，清多了。”他抽着烟斗，望着苍茫的湖面，缓缓地说，“夜里行船，月亮升起来的时候，那影子落在水里，不是昏黄的一团，是清清亮亮的，风一吹，就碎成一片一片的银叶子，看着让人心里头安静。”

我递给他一支烟，问道：“老人家，您说，这湖，还能回到古书上写的‘八百里洞庭’那个样子吗？”

老人接过烟，没有立刻点燃，他沉默了一会儿，弯腰从脚边捡起一颗小小的卵石，掂了掂，然后一扬手，石子划出一道弧线，“咚”一声落进远处的湖心。涟漪一圈圈散开，慢慢荡到岸边，轻轻拍打着石阶。他这才开口，声音混着湖风，有些飘忽：“娘老了，身上落下的疤，要完全长平，难啦。但只要咱们这些做儿女的，知道心疼了，好好伺候着，别再动不动就去揪她的头发，伤她的心……她就能慢慢地、一点点地好起来。这湖啊，有灵性，你对她好，她心里头，都知道。”

烟波里的答案：她是我一生的锚

此刻，我就坐在岳阳楼下江滩的这块石头上，任由黄昏的风，吹拂着汗湿的衣衫。风里，依稀飘来远处渔家晾晒银鱼干的咸香，混合着滩涂上新长荻草那略带清苦的芬芳。远处，城陵矶现代化港口的巨型吊臂，在淡淡的暮霭中缓缓起落，绘制着工业时代的线条；货运轮船低沉的汽笛声，穿过辽阔的水面传来，沉闷而悠长。而近处，磊石山脚下，那一片重新归还给湖泊的湿地裏，茂密的荻草正把修长的影子，静静地铺在涨起的潮水上。几只归巢的白鹳，贴着水面低低掠过，翅膀尖儿划开一道道细细的涟漪，很快又消散在苍茫的暮色里。

这汪烟波，于我而言，早已超越了单纯的地理存在。它是父亲在昏暗油灯下，磕着旱烟锅时，那一声无声的叹息里深藏的乡愁；是王阿婆坐在漂流的竹床上，望着家园淹没时，那绝望又了然的泪光；是那些年里，简单的“欢喜”与沉重的“忧愁”，像两股麻绳，紧紧地拧在一起，缠成我生命里一根坚韧的线索——她给过我舌尖最初的、纯粹的甜，也给过我心头深刻而复杂的疼。可无论如何，她终究是母亲。

忽然就想起范仲淹在《岳阳楼记》里开篇的句子：“予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年少时诵读，只觉得文字壮阔，气象恢宏。如今在经历了这几十年的变迁，再看这几句话，才略微咂摸出一点不同的滋味来。母亲湖的伟大，或许并不在于她必须永远保持“横无际涯”的辽阔形态，而在于她那惊人的包容与韧性——她包容了我们作为“儿女”的短视与莽撞，在被索取、被伤害之后，只要给予些许喘息之机、点滴的呵护，她便能在时间的抚慰下，顽强地开始复苏，重新焕发生机。

她的变迁史，其实就是一部微缩的、人与湖泊、与自然相处的启示录。我们曾傲慢地想要将她彻底改造，变为温顺的粮仓；后来，在教训面前，我们学会了谦卑，开始尝试着把她的一部分，慎重地交还给自然。我们曾用最简陋的锄头和最狂热的意志，去丈量、分割她的辽阔；如今，我们开始用最精密的卫星和最严谨的法律，去监测、守护她那细微的呼吸。我们曾幻想“征服”，最终却明白了，唯有心存敬畏，顺应她的规律，才能与之长久地、和谐地共生于这片土地之上。

童年时挂在脖子上、又最终遗失在岁月里的那串螺蚌项链，或许再也找不回来了。但滩涂上那种独特的、混杂着水腥与草根的泥香，浪涛那永恒不变的、安抚人心的节奏，还有银鱼汤入口时那直达灵魂的鲜甜……所有这些，都早已像湖泥沉淀一般，一层层，深深地刻进了我的骨血里，成为我感知世界最初的底版。

从懵懂童年时那种一无所知的、明亮的欢喜，到少年时代目睹湖面萎缩、生态凋敝时，那沉甸甸的、无力的忧虑，再到如今，作为一个见证者，看到她在伤痛中缓慢复苏、焕发新芽时，那种复杂难言的欣慰与希望……我对母亲湖的情感，早已不是简单的喜爱或忧愁所能概括。它变得愈发深沉，愈发厚重，像这湖水本身，表面平静，内里却藏着无尽的漩涡与潜流。她就像一位真正坚韧的母亲，用自己的血肉与乳汁，默默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湖湘儿女；也用自己的坎坷际遇与伤痕，以一种沉默而深刻的方式，教会她的孩子们，关于成长、关于责任、关于与万物相处的智慧。

当最后一缕如血的残阳，完全沉入西边浩渺的波心，天与水的界限，在瞬间变得模糊。恍惚间，我仿佛看见粼粼的波光里，浮现出一个少年奔跑的身影——那个脖子上挂着自制螺蚌项链、皮肤被湖风吹得黑红的孩子，正赤着脚，朝着浪花奔来的方向，无忧无虑地奔跑。而母亲湖的浪，正温柔地、一遍又一遍，轻轻拍打着他沾满泥沙的脚踝，那触感，湿润，微凉，却又带着无限的包容与抚慰，像极了记忆深处，母亲那双粗糙而温暖的手。

这汪水，是我的根，是镌刻在我血脉里的故乡密码。她的喜悦，是我们共同的甜蜜；她的忧患，是我们心头共享的隐痛；她的复苏与希望，更是照亮我们前行之路的、那束不灭的微光。只要这烟波还在天际流淌，只要这涛声还在耳边回荡，我想，我就永远会是那个追着浪花奔跑的孩子，永远是她浩瀚胸怀中的一滴水，终究要归入她的潮汐。我将永远为她曾经的丰饶而欢喜，为她承受的创伤而忧愁，更为她每一次顽强的呼吸而牵挂，而祈愿。

而我们这些受她哺育的儿女，所能做、所应做的，或许就是带着这份迟来的敬畏与深植的感恩，像守护自己的母亲一般，去守护好这片古老的烟波。让她的浩荡，能够继续泽被后世；让她的温柔，能够在岁月的长河里，静静地、绵长地流淌下去。直到地老天荒，直到浪静风平。

（曾康乐，中共党员，高级经济师，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中南大学法学院在职研究生毕业。曾担任某央企驻湖南分公司负责人。发表小说、散文、论文百余篇）

作者：曾康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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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