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晟（左一）深入村社区排查风险隐患。

溆浦县人民检察院。

杨晟 陈亦昕

一、邻里纠纷民转刑案件的现状与特征分析

（一）案件基础现状：罪名集中，农村区域占比高，男性单人作案为主

在115件样本中，故意伤害案占比93%，故意杀人案占比7%。超85%案件发生在乡镇农村地区。加害方为男性的案件占比84%。年龄集中在41—60岁的占比50%。加害方职业务农的案件占比59%，无业人员占比28%，进城务工人员占比12%。

（二）纠纷诱因特征：传统利益冲突与“隐形积怨”交织

宅基地与历史积怨纠纷共占比56%，经济借贷与排水/通风/采光等生活琐事共占比22%，感情婚姻纠纷等其他类的案件占比22%。

（三）案件激化特征：调解覆盖率低，“言语争吵—肢体冲突”成主要升级路径

仅24%（28起）的案件经过民间调解，其中13起调解彻底失败、15起调解成功后复发。82%以口头争吵、18%以相互推搡为主要起点，其中65%进一步升级为“动手殴打”。57%案件使用工具，死亡、重伤率达50%。

（四）案件后果与处理特征：轻伤为主但致死风险高，刑事和解与起诉并行

85%的案件致轻伤，15%的案件致重伤与死亡。63%起诉，24%和解不起诉，13%因情节轻微、证据不足等不起诉。85%的案件进行民事赔偿，平均赔偿金额8.9万元。

二、邻里纠纷民转刑案件的深层原因分析

（一）主体层面的微观原因：纠纷双方的认知偏差与行为失范

一是当事人主体文化教育水平相对偏低、法律知识匮乏、情绪管理能力差。二是“面子”竞争的异化与升级，双方为了“争一口气”，不断加码对抗行为。三是清晰的“情绪演化链”，从“委屈感”发展到“愤怒感”再演变为“仇恨感”，产生“同归于尽”的极端念头。

（二）治理层面的中观原因：基层矛盾化解机制的短板与断裂

一是前端预防失效，风险排查不主动。基层组织对潜在纠纷隐患的预警机制不够健全，缺乏有效的信息收集和反馈系统。二是中端调解虚化，专业能力与介入时效不足。据不完全统计，在溆浦县的460个乡村中，常住人口约38万人，调解人员727人，64%为兼职调解员，83%的调解员年龄在40—50岁，61%的调解员学历在高中及以下，多数调解在纠纷升级后才被动介入。三是后端衔接不畅，化解链条存在“断档”。当调解无果且纠纷涉及行政监管，调解组织未及时对接行政部门，也未引导其通过民事诉讼解决。

（三）社会层面的宏观原因：邻里关系变迁与治理环境的影响

一是社会结构变迁与社区共同体意识的弱化。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传统的、基于血缘和地缘的“熟人社会”正在解体，而新的现代“社区共同体”尚未完全形成。二是利益诉求多元化与基层治理能力的滞后。公民的权利意识空前高涨，而部分基层治理组织存在治理能力不足、资源匮乏等问题。三是传统伦理道德约束力下降，法治观念尚未完全内化于心。传统社会中“以和为贵”等道德规范的约束力逐渐减弱的同时，全社会的法治信仰尚未广泛确立。

三、预防与治理民转刑案件的系统性对策构建

（一）强化主体意识：构建“认知—行为”双提升体系

一是开展分层化法律宣传教育。筛选典型案例制成“普法素材包”，通过短视频等形式解读。对农村地区以“田间讲堂”等接地气的形式，用方言讲解民法典中相邻权、侵权责任等条款。二是建立心理疏导机制。在县域内分片区设立“心理疏导驿站”，形成片区排查上报、驿站评估、专业疏导的闭环。三是引导良性“面子”认知与行为选择。通过“邻里互助日”“文明家庭评选”等活动，倡导“有涵养、善包容”作为社区的“新面子”。

（二）完善治理机制：打造“前端—中端—后端”全链条化解体系

一是前端预防：构建全方位“隐患排查+风险预警”机制。整合公安110接处警、司法所调解、网格员上报等信息，动态建立“红黄蓝”三级风险预警模型。二是中端化解：打造“多元化”联动调解体系。溆浦县多数乡村已设立金牌调解室，在此基础上，针对不同纠纷类型制定调解方案，并对调解协议协助申请司法确认。三是后端衔接：构建“三调联动+司法反馈”机制。建立“人民调解—行政处理—司法救济”联动机制，基层组织调解无果且涉及行政监管案件及时对接行政部门介入处理，涉及民事权利的，引导当事人向法院提起民事起诉。基层检察院、法院办理邻里纠纷案件后，出具“案件风险提示函”反馈给基层组织，推动问题整改、促进源头治理。

（三）优化社会环境：重塑邻里关系，提升治理与法治环境

一是推动社区文化建设，增进邻里信任与包容。打造邻里中心、社区花园等公共空间，常态化举办“文化节”系列活动，对积极调解邻里矛盾、践行邻里互助的居民给予积分奖励，兑换社区服务或实物。二是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匹配多元利益诉求。增加基层组织专项治理的经费投入，制定与修订现代精神的村规民约或社区居民公约。三是强化部门协同，形成预防治理合力。每年组织检察院、公安、社区开展“法律宣传+隐患排查+调解攻坚”专项联合治理行动，集中解决积案、难案。

（四）延伸检察职能：筑牢“民转刑”案件诉源治理防线

一是强化前端预警与刑行衔接，实现社会综合治理协同化。做深社会综合治理：要善于识别辖区内矛盾纠纷的共性根源，向相关职能部门发出《社会治理检察建议》，推动源头治理。做实“刑行反向衔接”：避免对不起诉案件“不诉了之”，应同步审查存在过错的被害人的行政违法线索，依法向公安机关制发《检察意见书》，建议对有过错方予以行政处罚。二是推行“上门听证+社区协同”模式，促进矛盾化解实质化。将听证会下沉开到社区、村委会甚至当事人家中，围绕心结与“法结”展开沟通，将和解协议作为案件处理的关键依据，真正实现“案结事了人和”。三是探索“有条件不起诉”的适用创新，实现案件处理精准化。借鉴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对于符合一定条件的轻伤害案件，可设定考察期限并附加社会服务等义务，视考察情况作出起诉或不起诉决定。四是构建多元化被害人关怀体系，实现司法救助长效化。强化心理疏导和司法救助为被害人“输血”，将专业心理疏导贯穿于办案始终,对于因恶性案件导致生活陷入困境的被害人或其家属，协助其申请国家司法救助。搭建社会综合帮扶平台为被害人“造血”，协调教育、人社等部门，为符合条件的被害人家庭提供助学贷款、就业培训等“一站式”社会帮扶，从根本上解决被害人的后顾之忧。

结论

“民转刑”案件的防控，必须构建多方协同、全链条防控的治理格局。在此格局中，检察机关的角色必须实现从“被动司法”到“能动治理”的深刻转变。检察机关不仅是犯罪的追诉者，更应是矛盾的化解者、社会治理的建议者和法治意识的引领者。通过延伸法律监督职能，在修复社会关系、堵塞治理漏洞、引领社会法治风尚中发挥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

（作者杨晟系溆浦县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陈亦昕系溆浦县人民检察院四级检察官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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