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莫 骄

易介南报告文学《纠缠》11月17日在“新湖南”上甫一问世，便引发读者关注和热议。这篇文字朴实，叙事纯净的报告文学为什么在短时间里能引发读者的强烈共鸣？现代科技迅猛发展和AI时代的来临，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剧变，却并未自然驱散社会中喧嚣和浮躁的阴霾。普通读者能够静下心来阅读这样一篇报告文学的原因何在？

文学即“人学”，报告文学《纠缠》的独特魅力，在于他用文学的创作方法给读者真实鲜活地展示了一个不一样的主人公，他内心苦苦求索和探秘的世界是那样庞大，那样深邃，充满巨大的疑问和未知，普通人像听天书一般。而这位仰望星空的主人公王习加，一位来自洞庭湖区的普通农家子弟，甚至职业生涯的绝大部分时间精力都得投向他的主业——地方志编修与领导工作，他的求索和精力是如何分配的？难道他一天有另外的24个小时吗？这些是普通受众从报告文学《纠缠》里读到的也是想继续追问的。

一、宇宙求索的独行侠

作者易介南是我熟识多年湖南文化界、方志系统的领导，而文中的主人公王习加又是我45年前益阳县三中的高中同学，这样的双层身份，让我阅读起来有另一层的喜悦和思考，主人公曾给我讲过这样三个细节，像是三组蒙太奇，随着《纠缠》的文字徐徐展开……

45年前，一位裤管高挽，穿着一双旧胶鞋，背着一个大帆布袋，撑着一把雨伞的农家孩子，在湖区泥泞小路上急速赶回县城汽车站，他要赶上最后一班去长沙的汽车，去省会长沙湖南师范学院（今湖南师范大学）数学系报到，这是他人生第一次出县城到省会城市看世界……

3年后，他总会借着一束手电筒的微弱亮光，躲在宿舍小床被窝里，出神地翻看着关于宇宙奥秘的书，那段时间，还是大三学生的他课余不是在学校图书馆看书，就是在看从图书馆借来的书。书里的世界太大太复杂，睡不着了，他就索性睁眼望着窗外岳麓山顶移动的云彩和月亮冥想……

30年后，白天他处理完繁重的公务，晚上9点多打开电脑，先是星空璀璨的宇宙图案，然后是自己的归类运算整理，以及一个月、一年内的思考重点和工作计划……这是文中主人公王习加“离散而连续”的生命进程的一部分。这样重复丶寂寞的日子，他那间地方志的办公室和居家小屋记得，在易介南报告文学《纠缠》里更有精炼、近似白描的记录。

如果把“乡村孩子“泥泞小路”“苦学深思”“宇宙演化中连续与离散的统一”这些关键词串联起来，这既是一段寂寞难耐而又价值无比的人生，又像是一位在巨大宇宙空间里上下求索的独行侠，我想这也是报告文学《纠缠》引发关注和受众着迷的原因。

二、边缘处的科学火种

当王习加在地方志办公室的灯光下推演宇宙连续统理论时，遥远的剑桥三一学院里，牛顿的灵魂似乎正投来跨越时空的一瞥。

易介南报告文学《纠缠》记录了一个令人震撼的故事：公务员王习加四十余年孤身奋战，试图破解希尔伯特第一和第六问题，建立宇宙连续统理论。这个在常人看来近乎天方夜谭的追求，却引发了一个沉重的问题：中国能否产生牛顿级别的科学巨匠？

王习加的身份令人玩味——他不是院士，不是教授，甚至不是科研院所的研究人员，而是一名普通的地方志办公室公务员。然而，正是这个身处体制边缘的“业余科学家”，却怀抱着解决物理学终极难题的雄心。

易介南笔下的王习加，其科研条件与牛顿有着惊人的相似性。1666年，牛顿在剑桥关闭的两年间，在乡间家中独自完成了微积分、光学和万有引力定律的基本工作。那时的他，同样远离学术中心，依靠个人的独立思考完成了科学革命。

王习加在地方志的平凡岗位上，四十年如一日地坚持着他的宇宙连续统研究。这种远离主流科学圈的处境，反而可能赋予了他某种思维上的自由。没有项目考核的压力，没有论文发表的焦虑，他的研究更接近纯粹的知识探索。

三、体制与天才的悖论

当代科学研究已经高度体制化、专业化。这种体制在保障科研效率的同时，是否也可能扼杀某些突破性思想的萌芽？

王习加的案例揭示了业余科学家在当代面临的困境。他的统一论和宇宙连续统研究成果虽由正规出版社出版，并得到袁隆平的题词鼓励和侯振挺教授的支持，但因其非专业身份，这一理论始终难以进入主流科学界的视野。这种“身份歧视”在科学史上并非孤例——爱因斯坦在提出相对论时，也只是专利局的小职员。

我们的科研评价体系习惯于看重作者的 institutional affiliation（机构归属）、publication record（发表记录）和 research grants（科研经费）。当一个没有这些符号资本的研究者提出颠覆性理论时，体系本能地持怀疑态度。

然而，科学史上的重大突破，往往来自于打破常规思维的天才。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在当时不也是“异端邪说”吗？

四、东方科学范式的可能性

王习加提出的宇宙连续统理论，被描述为“第一个东方科学范式的物理学基础理论”。这一表述本身即暗示着科学范式的多元化可能。

传统的科学史叙事中，现代科学被描绘为希腊理性精神与欧洲文艺复兴结合的产物。这种叙事忽略了其他文明对科学发展的潜在贡献。如果王习加的理论确实成立，它将证明东方思维同样能够产生基础性的科学创新。

东方文化中的整体思维、直观把握和系统观念，或许正是弥补西方还原论不足的关键。在物理学日益深入到宇宙本质的今天，这种东方式的思维方式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突破。

报告文学中提到的“宇宙连续统理想模型”，就其名称而言已体现出与西方科学不同的思路——它强调整体性、连续性和包容性的理想状态，这与西方物理学偏重局部性、离散性和独立性的研究传统形成鲜明对比。

五、孤独的先知与时代的接纳

科学史上，超前于时代的思想往往要经历漫长的等待才能被理解和接受。伽利略的冤案、孟德尔的遗忘，都提醒我们：科学创新需要的不仅是天才，还需要时代的准备。

王习加四十余年的坚持，某种程度上是在与时间赛跑。他的理论是否成立需要科学共同体的严格检验，但他的坚持本身已经彰显了一种可贵的科学精神。

易介南在《纠缠》中不仅记录了王习加的研究，还描写了那位研究《红楼梦》的老先生。这两个形象的并置，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同样是非主流的学术追求，我们如何区分“天才”与“偏执”？这个问题的答案，也许需要时间来揭晓。

六、产生牛顿的土壤何在

“中国能否产生牛顿”的答案或许不在于“能不能”，而在于是否具备产生的土壤。牛顿的出现需要一系列主客观条件：宽容“异端”的思想环境、鼓励创新的学术机制，以及对基础研究的重视和允许孤独天才存在的空间。

王习加的个案表明，中国不乏有潜力的人才，但需要更加开放、多元的科研生态。当业余科学家的创新尝试能够获得认真对待而非轻易否定，当评价体系能够关注思想本身而非作者身份，中国科学的原创性才可能实现质的飞跃。产生牛顿的关键，不是复制牛顿的道路，而是创造让各种类型的科学天才都能茁壮成长的“生态”环境。

王习加在地方志办公室推演宇宙奥秘的身影，仿佛当代版的“苹果树下”——牛顿的苹果落在了17世纪的英格兰花园，而王习加的思维之果，则落在了21世纪中国的一个“思想实验室”。《纠缠》记录的科学苦旅提醒我们：下一个牛顿或许不会出现在我们预期的地方，不会拥有我们认可的身份，甚至不会采用我们熟悉的方法。真正的科学突破，往往来自于主流视野之外的边缘地带。

中国能否产生牛顿？这个问题本身即是一种思维的束缚。或许，我们应该期待的不是第二个牛顿的出现，而是属于这个时代的、独一无二的科学巨匠的诞生。当我们的社会学会欣赏并支持那些特立独行的思考者时，这个问题的答案自然会浮出水面。

前些年一位哲人曾经说过：在这个薄情的世界里，我依然深情的爱着。对于报告文学《纠缠》的主人公王习加，我想说的是：带着“宇宙连续统”的研究成果，你是用自己的心血和深情拥抱这个广阔复杂宇宙的孤勇者，是初心不改、脚踩大地、仰望星空，秉持坚韧不拔、锲而不舍、严谨求实科学精神的执灯者，是这个缺少科学大师时代的后来者。

谢谢你来了！

（莫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一级导演、教授）

作者：莫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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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