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云林

当彭文杰的《澧水河，稻香滚烫的文明之光》以“稻香滚烫”四字锚定澧水的文明基因时，这条南方河流便在文学谱系中获得了独异的坐标。与古代《水经注》的地理纪实、《岳阳楼记》的忧乐情怀、《前赤壁赋》的哲学思辨，以及现当代刘白羽《长江三日》的激情、杨朔《黄河之水天上来》的雄浑、朱自清与俞平伯同题散文《浆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的细腻相比，这篇散文在当代审美视野下呈现出显著的新模式突破——它不再将江河视为单纯的自然景观或抒情载体，而是通过考古学的时空折叠、文明史的微观叙事与生命哲学的现代诠释，构建起一套全新的江河书写美学体系。

时空维度的重构：从线性咏叹到立体考古

古代散文家对江河的时空感知始终笼罩在“逝者如斯”的线性时间观中。郦道元《水经注·江水》以“自三峡七百里中”的空间尺度串联地理信息，时间仅作为流水的附属存在；范仲淹《岳阳楼记》借洞庭“朝晖夕阴”的时间切片烘托忧乐情怀，时空关系停留在即景抒情的表层；苏轼《前赤壁赋》虽以“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的哲思突破线性时间，但其时间感知仍局限于个体生命与宇宙永恒的二元对照。这种书写本质上是人类站在当下对江河过往的单向凝视，如同站在河岸看流水东去，始终保持着主体与客体的距离。

现当代作家的时空意识虽有所拓展，但仍未突破线性框架。刘白羽《长江三日》以“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的行程记录构建时间轴线，长江的历史纵深服务于革命激情的递进；杨朔《黄河之水天上来》将黄河的古今变迁压缩为民族精神的象征，时间成为烘托主题的背景板；朱自清与俞平伯的《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则聚焦于某个夏夜的瞬时体验，时间在桨声灯影中凝固为诗意的切片。这些书写或拉长时间维度，或聚焦时间节点，却始终遵循着“过去-现在”的单向流逝逻辑。

彭文杰的澧水书写彻底打破了这种线性时空观，构建起“考古地层式”的立体叙事结构。文中虎爪山遗址的五十万年石器、彭头山的九千年炭稻、城头山的六千年前城垣与稻田、鸡叫城的五千年木构建筑，并非按照时间顺序依次展开，而是如同地层剖面般纵向叠印在澧水两岸。当作者写下“从虎爪山的石火飞星，到彭头山的炭稻初星，到城头山的城垣夯实，再到鸡叫城殿宇般的木构宏图”时，时间不再是单向流动的河流，而是可被考古铲逐层剥离的空间实体。这种时空折叠在八十垱遗址的描写中达到极致：“时光停滞在九千年前某个湿漉漉的清晨”，干栏式建筑的木桩、编织物的纤维、果实的种籽共同构成“封存万载生活实景的水晶宫”，让读者在同一空间中触摸到不同时间维度的文明肌理。

这种时空重构的审美意义在于，它将江河从时间的载体转变为时间的容器。古代散文中的江河是时间流逝的见证者，而澧水则成为时间本身的储存器——五十万年的石器与明清的码头号子在河风中共振，六千年前的稻壳印痕与当代的牛肉粉热气在文字里交融。这种书写呼应了当代人对时空的认知变革：在相对论与量子物理揭示的多维时空面前，江河不再是线性时间的象征，而是人类文明所有可能性的集合场域。

叙事视角的转换：从主体抒情到文明解码

古代江河散文的叙事视角始终以“人”为中心，江河要么是情感的投射对象，要么是精神的象征载体。《岳阳楼记》中“洞庭一湖”的浩渺最终指向“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士人情怀，《前赤壁赋》的长江明月成为苏轼消解人生困惑的哲学媒介，《水经注》看似客观的地理记述实则暗含着对山河壮丽的赞叹。这种“主体-客体”的二元视角，使得江河始终处于被观照、被诠释的从属地位，其自身的物质性存在被抒情需求所遮蔽。

现当代散文家虽试图突破这种视角局限，但仍未脱离主体中心主义。刘白羽在《长江三日》中直抒“我感觉到整个宇宙、整个地球都在震动”，长江的激流成为革命豪情的外化；杨朔《黄河之水天上来》将黄河塑造成“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的化身，河流的自然属性完全让位于象征意义；朱自清与俞平伯笔下的秦淮河，更是被拆解为“灯影、桨声、歌声”等诗意意象，服务于个体情绪的细腻表达。这些书写本质上是将江河纳入人类的情感与精神体系，河流的主体性始终未被真正唤醒。

《澧水河，稻香滚烫的文明之光》构建起一种全新的“文明解码”视角——作者不再将澧水视为抒情对象，而是将其当作承载文明密码的文本进行解读。这种视角转换体现在三个层面：其一，对物质遗存的考古学解读。文中对城头山“星云雏刻”的分析（“天体运行轨迹的捕捉，或是对宇宙秩序的抽象描绘”），将陶器上的刻画符号视为史前人类的精神密码；对鸡叫城榫卯结构的凝视（“秩序与结构在洪荒混沌中挺起的倔强脊梁”），从建筑工艺中解码出人类对秩序的原始追求。其二，对生活细节的人类学阐释。津市“弯管子话”中的“不服周”被追溯至“两千多年前南北文化的交融”，炖钵子菜的香气被解读为“水边人抵抗湿寒的生存智慧”，日常饮食与语言成为打开地方文化基因库的钥匙。其三，对自然景观的文明学重构。澧水的“三百八十八公里”不再是地理长度，而是文明演进的刻度；河岸的平原不再是单纯的地貌，而是“金绿的绒毯”般的文明载体。

这种解码视角的审美价值在于，它让江河成为文明的主体叙事者。当作者写下“澧水以无言的博爱与永恒般的耐心，默默注视和哺育着一代代生灵”时，河流已超越了自然地理的范畴，成为文明史的隐性叙述者。这种书写呼应了当代生态美学“去中心化”的追求——在人类中心主义逐渐消解的今天，江河不再是人类情感的附庸，而是与人类共同书写文明史的平等主体。

审美意象的革新：从诗化比附到物质诗学

古代江河散文的意象体系建立在“自然-精神”的诗化比附之上。范仲淹以洞庭“衔远山，吞长江”的气象比附士人胸怀，苏轼以“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的景象喻示宇宙浩渺，郦道元用“素湍绿潭，回清倒影”的画面勾勒三峡奇景。这些意象虽各具特色，却共享着将自然景观诗化、精神化的审美逻辑，物质性存在往往被转化为精神符号。

现当代作家的意象创造延续了这种诗化传统并有所拓展。刘白羽用长江“雷霆万钧”的激流象征革命事业的壮阔，杨朔以黄河“天上来”的磅礴比喻民族精神的雄浑，朱自清将秦淮河的灯影比作“幻梦的眼睛”。这些意象或强化了革命浪漫主义色彩，或深化了诗意表达，但本质上仍未脱离“物质-精神”的二元转化模式，物质实体的独特性常被精神象征所湮没。

《澧水河，稻香滚烫的文明之光》构建起一套基于物质实在的“新意象体系”，其核心是“物质诗学”的审美创造——不再将物质存在转化为精神符号，而是从物质本身发掘诗意与哲理。这种意象革新体现在三个维度：其一，考古器物的意象化。彭头山遗址的炭化稻粒被书写为“洞穿历史幽暗的光”，虎爪山的石核成为“冰川时代末期的寒意与沉重”的载体，这些考古发现不再是冰冷的文物，而是承载着温度与力量的意象符号。其二，日常物事的深度意象化。津市牛肉粉的“热汤滚沸、红油漫溢”不仅是饮食描写，更是“澧水千年奔腾冲刷出的烈性与码头汉子脊梁蒸腾出的汗气”的物质显现；炖钵子菜的“浓油赤酱”被赋予“围炉聚首、烟火相亲的无言默契”的情感重量，日常饮食成为文明基因的物质载体。其三，自然景观的物质化诗意。澧水的流淌不再被抽象为时间流逝，而是被具体化为“劈开群峰、激荡荆楚大地”的物理力量；城头山的城墙不再是单纯的建筑，而是"凝结着史前人类倾注的生命力量与秩序雄心"的物质实体。

这种物质诗学的审美意义在于，它重建了人类与物质世界的诗意联结。在数字化时代，人类与物质实在的距离日益疏远，而彭文杰通过对炭稻、榫卯、陶片等物质遗存的细腻书写，让读者重新触摸到文明的物质根基。当文中写下“指尖所触，是人类文明史册上一行惊心动魄的字句——世界最早驯化的古稻田遗迹就在足下”时，物质与精神、过去与现在在指尖的触碰中实现了诗意的融合，这种融合正是当代审美对“在场性”的渴求。

价值内核的嬗变：从家国情怀到文明溯源

古代江河散文的价值内核始终围绕着家国情怀与个体哲思展开。《岳阳楼记》以洞庭为依托抒发“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士人担当，《前赤壁赋》借长江感悟“物与我皆无尽也”的人生智慧，《水经注》通过山河描写隐含着对大一统疆域的认同。这些书写虽视角不同，但都将江河纳入传统文人的价值体系，其核心是对个体与家国关系的思考。

现当代江河散文的价值取向虽呈现出多元化特征，但仍未脱离时代主流话语。刘白羽《长江三日》将长江航行与革命征程相呼应，体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理想主义激情；杨朔《黄河之水天上来》把黄河塑造为民族精神的象征，契合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集体主义价值观；朱自清与俞平伯的秦淮河书写，则在个人化的抒情中暗含着对传统文化命运的忧思。这些价值取向或宏大或微观，却都深深植根于特定时代的社会语境。

《澧水河，稻香滚烫的文明之光》的价值内核实现了从“时代叙事”到“文明溯源”的深层转变。作者不再将澧水纳入某一特定时代的价值体系，而是通过河流追溯人类文明的本源问题：从虎爪山石器追问“人类如何学会使用工具”，从彭头山炭稻思考“农耕文明如何起源”，从城头山城垣探究“城市文明如何诞生”，从鸡叫城木构追问“社会秩序如何形成”。这些追问超越了具体的时代语境，直指文明演进的根本命题。文中“澧水的文明之光，是东方大地稻香滚烫最初的回响”的判断，更是将这条河流的意义提升到人类文明起源的高度，使其成为理解东方农耕文明的密钥。

这种价值内核的嬗变体现了当代审美的“根性追求”。在全球化与后现代主义消解一切确定性的今天，人们迫切需要寻找文明的根基与本源。彭文杰通过澧水的书写，将具体的河流转化为文明的“原乡”符号，让读者在炭稻、城垣、榫卯中触摸到文明的初心。这种书写不再追求宏大叙事的建构，而是致力于在微观物质中发掘文明的基因密码，恰如当代考古学从一粒稻种中解读出农耕文明的起源，这种"以小见大"的价值表达方式，正是当代审美对本质主义的回应。

从《水经注》的地理纪实到《澧水河，稻香滚烫的文明之光》的文明解码，江河散文的审美嬗变折射出人类对自然与自身关系的认知深化。当彭文杰在澧水两岸的考古地层中发掘出“将混沌转化为结构，将蛮荒铸造为家园的原初意志”时，他不仅书写了一条河流的文明史，更构建了一种全新的审美新模式——这种新模式让江河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时空纽带，让物质遗存成为可触摸的文明密码，让每一粒炭稻都闪烁着滚烫的人性光辉。在这个意义上，这篇散文不仅是对澧水的书写，更是对人类文明审美认知的一次深刻重塑。

（作者是著名作家，丁玲文学奖一等奖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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