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建军

人生的价值究竟是什么？这是一个被无数人探寻的永恒话题。现实中，不少人彷徨无措，在浑浑噩噩中走完了一生。其实，我们所说的“生命”，不仅是生理层面的肉体存在，更是一种精神维度的延续。古人曾言，真正的长寿者，是“死而不亡”的。尽管我们终将走向生命的终点，但对于一个有追求、有抱负，渴望成就一番事业、留下些许作为的中国人而言，该用什么来丈量一生的价值呢？答案或许就在于，将“三不朽”作为衡量人生价值的标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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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我有幸拜读了湖南岳阳籍作家袁军的长篇小说《袁家岭》，其独特的精神内核与深刻的社会洞察令人印象深刻，尤其是书中三位主角最终实现“三不朽”的历程，格外引人关注。这部小说以作者故乡的地名命名，细腻描绘了一个江南乡村的风土人情与四十年的沧桑巨变，其间穿插着丰富的人物故事，较为充分地展现了人性的复杂与多面。关于小说的具体内容，想必不少人已有了解，在此便不赘述，下面仅就书中三位主角与“三不朽”的人生价值关联，谈谈我的浅见。

“三不朽”人生追求的恒久价值

《左传》有云：“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通俗而言，便是学会做人、踏实做事、潜心做学问。这大抵是古人走出蒙昧与野蛮时代后，对人生价值的深刻顿悟，是对自身生命、意义、命运的重新发现、思索、把握与追寻，道出了人类对人生价值的恒久追求。在小说《袁家岭》中，作者笔下的三位主角——袁明生、袁炜、袁俊杰，最终都实现了“三不朽”的人生目标。

主角袁明生，身为受传统文化浸润的乡村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生轨迹几经转变：从教师到律师，其间还曾研习医术。即便遭遇婚姻破裂、工作丢失的人生低谷，他也从未沉沦。他始终以“仁义”自我约束，无论是执教时教书育人，还是做律师时提供法律援助，皆全心全意为百姓奔走；在家庭与社会中，更以仁义道德严格规范言行，成为众人效仿的榜样，恰是“立德”的生动诠释。人若有了德行，言行自会有规有范、张弛有度，遵规守矩间，便构成一种清晰而稳健的生命节奏。诚然，道德源于内心，是无处不在的自我约束之力；法律则来自外部，体现着国家意志。倘若人人都需依赖外力监督，才知晓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又何谈人的主动性呢？因此，致力于立德者，总能超越流俗，始终保持着思考的姿态，以悲悯而坚定的目光望向远方，用自身的言行感化他人，更将这份精神的力量惠及后世。

主角袁炜，本是袁家岭一个憨厚老实的青年。南下广州打拼时，他曾一度误入歧途，可心中对家乡的牵挂从未断绝。早在生前，他便决意将多年打拼积攒的五百万元悉数捐赠给袁家岭。这笔捐款不仅为家乡建设注入了动力，他还与另外两位主角共同出资，修缮袁家岭小学、兴建养老院，又创办乡村企业带动乡亲们增收致富。这份反哺故土的实在行动，正是对“立功”的有力践行。建功立业、造福社会，作为人生价值的重要体现，始终为人类所向往与追求。马克思曾言，人总是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这本质上是对人的一种规定，更是一种责任与使命的赋予。人类社会的每一步进步，都离不开人民群众伟大的创造力；而先贤们创下的功绩，往往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其价值永远不可磨灭。那些致力于建功立业的人，总能赢得他人的尊重，他们的事迹也会通过各种方式流传后世，在人类历史的长卷中留下浓墨重彩的印记。

主角袁俊杰，从一名普通的“种田郎”一步步成长起来，其间历经三次婚姻的波折与事业的起起落落。在打拼的岁月里，他始终坚持用笔记录自己的心路历程与社会时代的变迁，写下了大量诗词联曲——全书收录了他创作的几十首格律诗、新式诗，以及多篇词、曲、赋等文体的作品。他以著书立说的方式留下了属于时代的印记，也借此达成了“立言”的追求。我们人类是借助语言文字宣示崇高的理想，弘扬不朽的信念，阐发深邃的哲理，也描述美妙的故事。一个人若能说出有品位的话语，道出发人深省的见解，或是留下有内涵、有质量、有影响的文章与著作，又或是将思想、经验、方略以文字记录其精髓，传之后世，供人欣赏借鉴，予人启迪鞭策，并对社会产生正面积极的影响，便算是做到了“立言”。

“三不朽”人生精神的大格局

实现“三不朽”的根基，在于人生需有大格局。“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毛主席在《湘江评论》创刊词中发出“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的时代强音！这是何等的人生格局啊!一个拥有大格局的人，即便出身贫寒，也往往能成就一番不凡的事业。《袁家岭》中的三位主角，皆是平凡的普通人，却恰恰是现实生活中“大格局”的生动写照。

袁明生是书中对应“立德”的核心人物，其大格局集中体现在逆境中坚守本心、以法律守正义、以仁义修身齐家这几方面：他一路的挫折也没让他为逐利突破道德与原则，始终以沉稳正直的姿态立足，在人生低谷中实现了职业与人生的逆风翻盘。成为律师后，面对复杂的利益博弈，他没有被人情或利益裹挟，而是用法律武器厘清是非，既维护了法律尊严也传递了法治理念，以职业担当守护着社会公平正义的底线，展现出超越个人得失的格局。他将仁义融入日常处世中，无论是处理过往的情感纠葛，还是与人相处时，都秉持着包容、厚道的原则，用自身的品德言行影响着身边人，也为袁家岭树立了道德标杆，让仁义的传统美德在乡村邻里间传递。

袁炜的大格局集中体现在迷途知返后的担当与奉献上，既有着对家乡的反哺情怀，也有着对正义的坚守。袁炜进城闯荡后曾误入黑社会犯下诸多罪孽，迷途知返戴罪立功积攒财富后，没有沉迷于个人享乐，而且反哺袁家岭。这种举动对应着“三不朽”中的“立功”，跳出了个人利益的局限，助力家乡向现代乡村转型，契合乡村振兴的时代需求。他在龙都集团大厦顶层与龙老板展开生死对峙，最终纵身一跃与之同归于尽。这一悲壮行为不只是个人的复仇，更意味着他主动终结了黑恶势力对社会的危害，以自我牺牲的方式斩断了曾拖累自己的黑暗链条，守护了更多人免受黑帮侵害，用极端的方式践行了对正义的坚守，也完成了对自身过往罪孽的终极救赎。

袁俊杰的大格局，核心体现在以笔墨“立言”记录时代、历经波折仍坚守本心、致富后反哺家乡这几个方面，他用文字留存了袁家岭的乡土记忆与时代变迁。小说里那些带着洞庭湖气息的文字，成为家乡发展的“文学档案”。他早年进城学艺，后续开店、转做房地产时屡次受骗，还遭遇婚姻破裂，但他始终不认命，没被挫折磨掉意志，也未丢失诚信善良的底线，最终摆脱困境收获事业成就，在流言蜚语和生活磨难中守住了为人处世的准则，展现出坚韧的人生格局。事业稳定后，没有只顾个人生活，而是选择反哺家乡，跳出了个人利益的局限，助力家乡在时代浪潮中实现发展，践行了乡土人物的责任与担当。

反观格局狭小者，自身往往裹挟着诸多陋习：他们或许物质不匮乏，精神世界却贫瘠得可怜，胸怀狭隘、目光短浅，事事透着浓重的功利心——与人相交，先盘算对方能带来多少利用价值；遇事反应，第一念头总是掂量能捞取多少利益。即便有些人地位不低、学历不浅，做人做事却摇摆不定、俗不可耐，“官阶一升脸色就变”“酒杯先敬有钱人”之类令人不齿的现象，在他们身上上演也不足为奇。正因缺乏对天地的敬畏、对哲学的思考，没有对生命的虔诚与关爱，也未曾深入透视和剖析人性的深度，他们自然难以企及“三不朽”的境界与品位。

“三不朽”与时俱进的精神内涵

数千年来，中国社会虽历经朝代更迭，但社会主流群体多是“三不朽”精神的倡导者、弘扬者，更是坚定的践行者。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主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新时代的“立德”，应该以明德为根本旨归：既要涵养高尚品德与情操，注重德行修养与党性锤炼，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要做到“吾日三省吾身”，时刻坚守共产党人的初心，凝聚向上向善的正能量。以正确的价值观陶冶身心、尊崇德行、提升人格，进而成为示范引领的榜样，为社会树立标杆。

《袁家岭》主角袁明生的“善”，始于日常点滴的“小”：他心疼贫困学生，总会默默为他们添一份温暖；见困难家长愁眉不展，也总忍不住伸手帮衬。这份善意渐成燎原之势，化为更厚重的“大”——他挑灯夜读自考律师，只为能用法律为弱势群体撑起一片天，重燃生活的希望。后来，他与前妻破镜重圆，更牵头联络在外游子，一同为家乡建设添砖加瓦。正如那句隐喻：好的品德像洼地，谁都能踏足，却少有人愿久留坚守，而袁明生偏是那个始终扎根的人。作者为他设下的“善与富的拉锯”更耐人寻味——越坚守德行，反而越收获富足；越被生活厚待，越赢得众人尊敬。他以持续的“吃亏”，一次次检验着品德的可行性与坚韧度，最终让“立德”二字有了沉甸甸的份量。

新时代的“立功”，更应扎根于深厚的家国情怀。建功者需始终以人民利益为坐标，更要有担当奉献的精神，恪守“在其位、谋其职，负其责、尽其事”的本分，将“利民为本”刻入骨髓——既以成就功业实现自我价值，更以实干担当回报党的重托与人民的信任。主角袁炜作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闯广东”的农家子弟，在广州的黑帮漩涡中“九死一生”。当巨额财富到手，作者先给了他一段短暂的“衣锦荣归”的俗套高光，随即就让他陷入“富而不贵”的焦虑——村里老人私下议论他的钱财来历不明，看不惯他那副暴发户做派，种种目光如芒在背。也正因如此，才有了后来他修路、助学等一系列举动。作者将他的“立功”写成“先赚钱、再救赎”的倒叙结构，让这份“功”带上了一层道德补课的意味，仿佛是用实实在在的付出，一点点填补过往选择留下的缺口，为自己的人生重新锚定价值坐标。

新时代的立言，当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为根基，始终锚定“为人民立言、为时代立言”的初心。立言者需主动融入时代洪流，以新时代的思维观照现实，紧扣时代脉搏，敏锐回应时代呼唤。唯有如此，发出的声音才能成为时代的先声，为党和人民的事业注入精神动力，为继续前行提供思想指引。主角袁俊杰明知“诗没人读，书没人买”，却依然“执迷不悟”地写着、记着。作者以这种“无人喝彩却自我较真”的悖论，将他的“立言”塑造成一场孤绝的信仰仪式——不为喧嚣的掌声，只为内心对记录的执念。或许他们的作品称不上精深宏论、传世名篇，但这种“言”，恰恰是最质朴、最接地气的表达，带着泥土的温度，映照着一个时代普通人的思考与回响。

“三不朽”人生境界的崇高追求

我们社会既需要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等社会精英人物的杰出贡献，也需要每一位普通人的贡献。因而，英雄伟人可以不朽，贩夫走卒亦可不朽。“立德”从不是高不可攀的圣人标准，而是像袁明生那样，在月薪仅几十元时，肯不肯再省出几元给学生买课本；在被领导任命重要职务时，舍不舍得为更值得的选择而主动放弃；即便被亲人蔑视、朋友陷害也不记仇，反倒为对方的悲惨命运惋惜，甚至倾囊相助。“立功”也无需惊天动地，而是在有了钱之后，敢不敢把它投进一条连名字都没有的乡间小路，愿不愿意用在为百姓办事上，而非舍不得花在群众需要的地方。“立言”更不是专家、教授的专属，广大人民群众同样可以通过记录自身经历、撰写文章、发表评论、分析社会现象、出版个人著作等方式，表达心声、留存生活，让属于自己的“言”生根发芽。

马克思说过：历史从不是抽象的宏大叙事，而是无数个体愿望与行动的合力——就像星光不问赶路人，每个在时代中认真生活、用力前行的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为历史写下注脚，让社会的变革既有壮阔的轮廓，也有鲜活的细节。在《袁家岭》中，袁军没有将这把衡量价值的尺子打磨成冰冷的道德利刃，而是让三位主角都带着真实的“毛边”：袁明生因品行“太干净”遭同事排挤，袁炜因“想洗去污点”与黑帮同归于尽，袁俊杰因“不肯同流合污”屡屡遭遇婚姻破裂。这些“毛边”或许硌手，却恰恰保证了尺子的真实性——它既能丈量出人性的高光时刻，也能照见其间的阴影与缺憾。

从三人所“立”的本质来看，立德、立功、立言从来不是某一阶层的专属，而是社会各群体共同参与构建的理想人格追求，是跨越时代与层级的社会共识。只因不同阶层的人在家庭背景、人生阅历、教育素养、社会文化环境等方面存在差异，使得“三不朽”的实践呈现出多样面貌。成就道德典范、建立盖世功业、阐发精深言论，代表了精英范式下的“三不朽”；而《袁家岭》中的袁明生、袁炜、袁俊杰，皆是生活中的普通人。他们或许没有轰轰烈烈的杰出贡献，却在各自的奋斗中回应着社会不同层面的需求，以平凡之力实现自身价值，构成了属于普通人的“三不朽”范式。也正因其普通，才更显接地气，更具蓬勃的生命力。

社会的温度，亦藏在对大德的尊崇、对大功的铭记、对大师的礼敬里。这份尊重，不是仰望的距离感，而是将“向善向美”化为共识的凝聚力，让每个认真生活的人都能感受到被看见的温暖，让每份执着的追求都能获得被滋养的土壤。“三不朽”从来不是高不可攀的标尺，而是融入日常的修行：以德行打底，让生命有扎根的深度；以功业为笔，让人生有舒展的广度；以言说为桥，让思想有传递的温度。如此，人便不再是命运的随波逐流者，而是能在认清生活后依然热爱生活的掌舵人，让生命如常青之树，既深深扎根于大地，又自在舒展于天地。

综上，《袁家岭》这部小说绝非对乡村变迁与人物精神的简单记录，更是一场关于人性、时代与命运的深度对话。作者以“三不朽”这把丈量人生的标尺，将三位主角的最终精神归宿拆解为三条命运轨迹——他们在袁家岭这片土地同时起跑，轨迹交错、碰撞，最终归拢于恒久的价值坐标，由此将抽象的“三不朽”转译为可触可感的现实叙事。这使得《袁家岭》在浩如烟海的文学作品中，宛如一曲悠扬而独特的乡村民谣，以朴素而炽烈的笔触，成功塑造出三位主角的鲜活形象与丰盈精神世界，而这恰是一部优秀小说的根基所在。

袁军凭借非凡的叙事耐力、深沉的人文关怀与崇高的精神追求，引领读者走进一个别具一格的江南乡村。他将高悬于庙堂之上的标尺拉回尘土之间，让每一道刻度都沾着露水、透着热气，让我们在《袁家岭》的故事里得以叩问自身的人生轨迹。“三不朽”由此从古老的格言蜕变为一部正在书写的乡村精神史，它既是人物的命运走向，也是小说结构的坚实脊梁，更是作者与读者共同参与解答的道德考题。

作者：李建军

责编：封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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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