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楼上一家子纵容两个小孩在家里跑跳玩闹，经常持续到深夜，我该怎么办？”

“Carrie”的问题刚一抛出，这个名为“上海降噪咨询交流”的群内，就立刻热闹起来：“打开窗用喇叭喊”“到业主群里去控诉”“被影响一次就报警一次”“实在沟通不下来也只能考虑卖房搬家”……487位群友，俨然成为了一道出谋划策的坚实后盾。

“可以买‘神器’反击！”直到群友小莫的一句话，群内迅速地安静下来，几分钟后，气氛又被快速“点燃”——记者手机上不断弹出的群消息提示标志着，面对噪声问题，“反击”正在成为大家跃跃欲试的一种解决方式。

隐秘的“反击”

到底何为“反击神器”？顾名思义，噪声反击采取的，是主动制造新噪声的方式，以此来对抗、报复原噪声源头。群友所谓的“神器”，也即能够故意、主动制造噪声的工具。

通过联系群友小莫，记者添加了一个名为“静界工坊-终结噪音领导品牌”的微信账号，其视频号简介写明，其销售内容为“震楼神器、骨传导音箱”，视频内容中，则反复发布、展示一款名为“楼吵克星”的共震神器。

△商家视频号页面中，反复介绍一款名叫“楼吵克星”的神器。

记者看到，这款新型震楼器安装通电后，共有9种档位可以提供不同的震动力度和速度，还有9种模式，可以设置发出敲打声的时间间隔。添加客服后，对方迅速发来一份价目表，按照震动、敲打模式的搭配，这款“楼吵克星”的价格分为169元、189元、209元三个档次，选配手机遥控功能要额外再支付65元。

△这款新型震楼器由一个电动马达，一根支撑杆和一个遥控器组成。

△在视频页面中，介绍了此款神器的9种档位及9种模式。

“还有更有效的。”随后，小莫又给记者发来了一个商品链接，打开后记者看到，这是一款品牌名为“猛牙”的共振音箱，售价为398元。商品页面显示，该音箱为“360度环绕共振发声”，通过“骨传导原理、高频低密震动达到定向传播”。“月售40+”“1000+人看过”，以及商品评价页面中“穿透力非常好”等表达，都诱导着消费者。

△猛牙音响的介绍页面中显示，这是一款利用骨传导原理，高频低密震动达到定向传播的音响设备。

△在商品评价页面中，消费者指出该音响穿透力强、效果好。

以“噪声反击”为关键词，记者也在社交平台和购物平台发现了一个更大、价格更为低廉的“神器”市场。

一款名为“全自动高弹乒乓球”的工具，通过软轴、绳子、乒乓球与马达的连接，用户可以操控乒乓球发出持续不断的敲击声。在社交平台，记者还购买到各类“反击恶邻”噪声音频，如“剧烈咳嗽声”“加强低音拖桌椅”等等，单条时长30分钟，收费6.9元。

△商家的视频号页面中，展示着各类反击音效。

事实上，根据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八条，“以噪制噪”行为已经违反了关于社会生活噪声污染防治的法律规定，按规定，制造噪声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处警告；警告后不改正的，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反击”设备所产生的持续、循环、强烈的噪声，乃至模拟出的各类生活噪声，都属于故意制造噪声的范畴。与此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二百八十八条也规定了处理相邻关系的基本原则：“不动产的相邻权利人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则，正确处理相邻关系。”“噪音反击”的手段显然不符合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则，也构成了相邻权的侵权。

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如果在销售产品时，商家明确说明了产品功能，就属于教唆消费者用于扰乱他人生活，那么商家也可能构成共同侵权。而现实中，这些所谓“神器”的销售者，其实非常清楚自己可能承担的法律风险。在小莫向记者推荐“静界工坊”的微信账号前，记者也曾尝试在社交平台寻找购买渠道。在此过程中，记者先后辗转了多个群聊，最终才在一张群聊置顶图片中，找到了一极不清晰的微信账号。购买“神器”前，记者又特意问及其法律风险，对此，客服人员显得尤为谨慎，称“到货后，会安排语音通话”。在后续的通话中，他则指导记者：“可以去网上购买一个可视门铃，随时关注门口情况。如果看到警察上门，就赶紧把产品收起来；如果被询问，就表示‘不知情’‘没使用过’。”挂电话前，他再次提醒记者一定要注意方式方法，“不然轻则没收，重则被处罚”。

尖锐对抗

“谁都想和和气气。”小莫告诉记者，他是在与邻居的各种生活噪声“抗击”了近一年以后，才开始想到“以噪制噪”的，“最初都是诉诸理性的手段，但噪声就是把人‘逼’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

据他回忆，今年年初，楼下的邻居刚搬进来不久，就开始陆续出现凌晨大喊大叫、甩门以及重物坠地的各种声音。“一开始，我先下楼提醒，态度也是善意的，但三番五次都未见起效。后来敲门也不开，我只能在他们门上写大字、贴条子。还是没用，我又去找物业，而后再找到居委会。”不过，小莫觉得，工作人员的调解也同样“用处不大”，“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调解之后楼下的声音反而更大了，像在报复我们”。如此循环往复了近半年之久，直到忍无可忍小莫才选择了报警。民警连续几次出警调解依然无效后，他才决定“靠自己”。不过，他也坦言，自己知道这样不对。

小莫的经历代表了大多数饱受噪声困扰的市民们走过的路。然而，记者发现，就在天花板的另一边，一些被反击的“扰民者”同样感到无辜：正常的生活为何会“扰民”？

在社交平台，记者认识了另一位网友许先生。天气转凉以来，空调成为了他与楼上邻居之间的矛盾症结。“他们说我们家的空调外机会震动墙体，低频共震穿透能力很强，嗡嗡的声音影响了他们一家的休息。”许先生告诉记者，考虑到自家的空调确实使用年头已经比较长了，邻居上门后，他第一时间联系了品牌的维修人员上门检修，但空调并没有问题，“我只能让工人们帮我重新上了上螺丝，希望能减少空调运行时外机的震动。”然而，邻居依然对收效不甚满意，反复沟通了几次之后，甚至提出了“换空调”“晚上不能开空调”这样的要求。事实上，据品牌客服回复，外机的震动实属正常现象。对此，许先生有些生气，便没有对邻居的要求做出反馈。他哪里能想到，邻居竟会进行反击，“这两天，只要晚上我们家一开空调，楼上就‘哐哐哐’地砸地。”

对于执法人员来说，这些邻里之间的尖锐对立，也恰恰反映了社区生活噪声治理的难点。在采访中，上海公安学院治安系副主任余定猛教授提到，噪声具有瞬时性、主观性等特点。“比如重物坠落的声音、拖动椅子的声音、孩子跑跳的声音等等，很有可能是一阵子声音很大，民警上门的时候，又不一定能够取证到。”余教授说，“另一方面，不同的人对于噪声的忍耐程度和敏感性也不一样，而在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框架下，对于‘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认定标准不够清晰，这也造成了基层民警在取证及处理时会遇到难题，有时难以精准界定和处罚。”因此，即使公安机关已经耗费了大量的警力，很多矛盾依然遗留下来，成为了这些不理性的“反击”行为出现的导火索。

走向共治

2026年1月1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即将开始施行。其中，第八十八条规定，违反关于社会生活噪声污染防治的法律法规规定，产生社会生活噪声，经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业主委员会、物业服务人、有关部门依法劝阻、调解和处理未能制止，继续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一千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

对比现行法律，余定猛教授做出了细致的解析。首先，现行法律规定，“警告后不改正的，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对于部分反复滋扰、恶意制造噪声的行为人而言，这种行为面临的处罚后果相对较轻，难以形成有效震慑，导致违法行为容易复发。而新法引入“拘留”，并提高了罚款额度，执法力度明显升级，法律的威慑力得到强化。基于此，新法在理念上也侧重强调了公安机关的“末端管理”。余教授指出，新法确定了噪声污染防治的一个前置性程序，构建了“社会调解优先、行政处理前置、公安处罚托底”的新模式，这就将民警从当前“报警-出警-调解-再报警”的恶性循环中抽离出来。与此同时，面对噪声的特殊属性，设定了一定的前置性程序，如居委会或物业的《劝阻通知书》、调解记录、12345工单回复等书面或视音频证据，也能使后续的执法流程事实更清楚、证据更扎实，更有利于最终的执行和矛盾的彻底解决。

新法的修订，也为化解社会生活中因噪声产生的矛盾提供了一条新的路径：不仅仅依靠公安机关冲在前面，而是致力于构建一个有机的、可持续的多元治理体系，通过基层调解和治理能力的提升，力争将矛盾从源头上化解。

“从今年7月‘蒙静计划’推出，截至2025年11月，街区范围内关于噪声扰民投诉的12345工单数量环比下降70%，同比下降43%。”黄浦区打浦桥街道丽蒙街区综合网格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在这个分布着22个居民区、300余家沿街单位的街区内，刚刚经历了一场基层治理实践。

据相关负责人介绍，由于“商铺噪声扰民”问题，长期以来，街区内商户与居民两大群体间的矛盾层出不穷，一度成为网格治理中的瓶颈问题。眼看着两方利益难以调和，矛盾日益凸显，2025年3月，由丽蒙网格牵头，以走访调研、座谈交流等形式，向热心居民、商户代表和居民区党组织征集了意见建议，并形成了街区赋能项目。“我们制定了一份《丽蒙街区噪音治理公约》，明确了商户的降噪责任；组建起了一支丽蒙宁静街区志愿者队伍，在商铺和网格工作站设立‘噪声调解角’，针对早晚高峰关键时段，建立商居沟通缓冲渠道，促进矛盾就地化解。”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在针对噪声扰民的治理过程中，网格打破了原来主管部门“单打独斗”的工作模式，例如，《公约》在制定过程中，公安、生态、城管、消防等各相关条线部门与各居民区党总支共同破题。

△丽蒙街区颁布实施的《丽蒙街区噪音治理公约》。

面对噪声，从“对抗”走向共治是共同的愿景。“要实现这一愿景，需要社会每一分子的共同努力：市民更理性，基层更有为，执法更精准。”余定猛教授表示。

【记者手记】“以噪制噪”不可取

这是一次很矛盾的调查：我无数次感受到噪声受害者的无助，但更清晰地看到，“以噪制噪”的反击之路，从一开始就踩在了法律的红线上。

那些所谓的“神器”，藏在模糊的微信联系方式后，裹着“骨传导”的技术外衣，实则是制造新噪声的工具，商家也深谙其法律风险——这从来不是维权，而是侵权。小莫的经历让我共情，执法难题也客观存在，但这些都不能成为突破法律底线的理由，也绝非报复的借口，“以噪制噪”既违法又失德。

2026年1月1日，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即将施行，拘留处罚与更高罚款强化了威慑力，“社会调解优先、行政处理前置、公安处罚托底”的新模式，也为维权提供了更明确的路径。丽蒙街区通过公约与调解角让噪声投诉大降的案例，更证明矛盾可解。

从“暗戳戳”的反击到阳光下的治理，噪声问题的解决之道从来不在对立里。当邻里被噪声隔开，法律与理性才是最好的桥梁。别让维权的初衷，最终变成侵权的后果，这是我在采访中最深刻的感悟，也是对每一位噪声受害者的提醒。

责编：周秋红

一审：詹娉俏

二审：朱晓华

三审：唐婷

来源：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