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步真

乙巳年九月十五日（2025年11月4日），是《岳阳楼记》诞生979周年，也是第三个“岳阳楼日”。这时，黄军建同志的新作《滕子京：一个人与一座城》（湘潭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我觉得这不是一种偶然的巧合，而是作家对一位曾经主政岳阳并做出了杰出贡献的行政首长的由衷礼赞！

当我细细展读这本书时，脑子突然跳出一个闪念：幸亏有个滕子京！

黄军建以翔实的资料、精彩的叙说，描绘滕子京的博大情怀，意气风发的实干家风采。他到岳州来的时候，不仅没有耀眼的政治光环，反而戴着“罪臣”的帽子。然而，滕子京确信“纵然人生不会事事如意，但也没有过不去的坎”。对他来说，“岳州无疑是他政治生命的一个新起点，是他重新焕发生命光彩的地方”。他没有直接进岳州城，而是带几个幕僚，先去山村水乡，实地调查、走访。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岳州百业萧条，百姓生活十分困难。这时，抓大事、抓主要矛盾，就体现一位官员的思想水平和执政能力。正式到职后，他立即端出一个菜单，即“五大会战”：兴商兴业，建学宫，修南湖大桥，重修岳阳楼，筑偃虹堤。滕子京的眼光和谋略，不能不让人由衷钦佩！

这部33.5万字的皇皇大著，以大量的篇幅，描述了滕子京的实干家精神。作为一位主政官员，滕子京实施他的工作计划时，总是身先士卒，亲临第一线，没有半点架子。比如，修南湖驿桥是一项民生工程，“滕子京坐镇工场，组织石料，甄选能工巧匠”。在他的带领下，“府衙三位监官把铺盖都搬到了工地上”，与工匠们同起落。而重修岳阳楼，知府大人更是亲力亲为，从筹集资金，到组织施工，每个环节他都在现场。一次，湖州大堤决口，冲击楼基。滕子京一个北方人，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阵仗，他不敢有些微侥幸，通宵达旦地守在大堤，指挥抢险，最后“倒在了工地上，被衙役抬回府衙”。一位州府一级的官员，如此不计个人安危，冲锋在前，这在封建王朝绝对是凤毛麟角的。

当然，滕子京的这些特点，以前主政过岳州的官员也可能具备。黄军建作为故事的讲述者，精彩地描绘了滕子京在岳州的神来之笔，那就是请范仲淹写《岳阳楼记》。

重修岳阳楼的工程进行得十分顺利。这时，滕子京心心念念想的是要请范仲淹写《岳阳楼记》。我们可以做一点假设：假如滕太守没有文化素养，不懂得“楼观非有文字称记者不为久，文字非出于雄才巨卿者不成著”（滕子京《致范仲淹〈求记信〉》）。假如滕子京跟范仲淹素不相识，或者两人不是同时考中进士的“年兄”；也或者两人虽然是老同学，却政见相左，话不投机半句多；更或者他们是那种“当面握手言欢，背后使绊子”的官场冤家死对头……凡此种种，都不会有这篇光照千秋的《岳阳楼记》！中华文化宝库里就将少了“先忧后乐”这块瑰宝，岳阳的文化名城地位也将大大降格。时过境迁之后，遥想当年，心里头都觉得十分后怕！

读黄军建的新著，还发现他的文笔日臻成熟，既老练又灵动，同时还摄入了现代元素。比如，他写洞庭湖的落日：“从橘红走向粉红，滑向淡黄、隐向灰黄，最终隐去。”他写“滕子京的脑袋就像一台超级电子计算机，总在不停地以每秒百万次跃动，为岳州的塑形、修饰、点缀，绞尽脑汁……”这完全是现代语言。我认为这也是必须的。屈原的《离骚》中，有许多上古时代的人物与故事，他的文笔却是汲取了彼时楚地的民歌形式。杜甫写《登岳阳楼》，是用唐代的语言。因为每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都会有特定的语言模式和心灵图谱。写历史人物，注入现代元素，更有利于当代读者的阅读和亲近。当然这需要出神入化。

黄军建坚忍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也值得称道。他的所有作品，都是聚焦于岳阳楼、范仲淹和滕子京。他既做田野调查，又在故纸堆里寻觅，合理借鉴别人的学术成果。一辈子专注于一件事。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执着，以语不惊人誓不休的决心，成就了1500万言的著述，全面阐述了岳阳楼及范、滕二公光彩照人的风采。为“忧乐精神”的光大立下了功劳，为文化名城壮了声威，同时也为“岳阳楼学”成为一门“显学”做出自己的努力。这种痴情，使他本人成为“范学”“楼学”方面的专家。

岳阳自晋武帝（公元266—290年）时期单独开埠建制，1740多年来，以平均每3年1个任期，先后主政过岳州的官员大约580余位。这些官员在任时，大都聚精会神谋发展，为岳阳的繁荣昌盛做出了贡献。更值得庆幸的是，庆历年间岳州来了个滕子京！

责编：吴天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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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岳阳日报·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