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哲

老碑的名称为《刘牧庵神道碑》，镌刻于清朝同治六年（1867），是树立于湖南湘乡县（今涟源市）刘牧庵墓的墓道上，记录其家世、品行及生平事迹的石碑，碑文由当时书法家何绍基撰文并书写。二十世纪中后期，碑石一度被涟源市荷塘镇古楼村村民用作田间小路的石板桥。直至 1995 年，被娄底市娄星区文物工作者发现，碑首与碑座已下落不明，仅余两块碑身，尚保存完好。文物部门遂以两块预制水泥板换回，收藏于娄底市娄星区博物馆。后移藏于娄底市博物馆，2024 年被评定为国家一级文物。笔者有幸在碑石馆藏之初即得以识读和观赏，后又多次参与摹拓。笔者认为，这两方刻满文字、布满“包浆 ”的大青石，其珍贵的文物价值，在于它承载了晚清湖湘士子不同流俗的特立独行精神，是湖湘独特士风的见证。

一

老碑记录了一名乡村秀才，在日常生活中表现的志行超逸与刚正独行。碑文记载，刘牧庵是一名普通乡村秀才。他生于乾隆五十一年（1786），卒于道光十七年（1837），湘乡县杨家滩（今涟源市杨家滩镇）人。其先辈自安化古梅迁至杨家滩，至父亲刘卓斋生有四子，皆以耕读为业。其中，长子与三子为举人，次子与四子为秀才，唯长子曾出任耒阳教谕，其余均未入仕。刘牧庵即其次子，虽早年便考中秀才，却“九应乡试不隽，士林惜之 ”——在近三十年的科举长跑中，九次参加乡试皆未能中举，以秀才终身。此碑镌立时，刘牧庵已去世三十年。为何在其逝世多年后仍为之立碑？缘由在于其次子刘岳昭官至云南巡抚。依清代封赠制度，刘牧庵被追赠为“光禄大夫 ”、“云南巡抚 ”的荣誉官爵。若非此碑的树立与幸存，刘牧庵这样一位近两百年前的底层知识分子，恐早已被历史尘埃湮没，他的事迹与精神世界，更无从为后世所知。

碑文记载刘牧庵志行超逸。其相关生平事迹，一是严格修身。他“生平以《功过格》约敕言行，无疾容，无遽色 ”。《功过格》系古人用于日常道德自省的量化记录体系，刘牧庵以此约束身心，即便在恼怒时，亦能做到言语不急促、神色不粗暴。在“九应乡试不隽 ”的失意境况下，当“合邑以公名应孝廉方正制科 ”，全县推荐他参加“孝廉方正 ”科的特科官员选拔时，他却坚决辞让，并言：“孝廉方正，求一字之无愧且不能，况四字乎？ ”此语一出，闻者无不叹服，都说：“是真可当四字无愧矣！”。他家居离杨家滩市集甚近，却“岁终不一至市廛 ”，家道虽称宽裕，但“祭服外无裘帛 ”，平日皆“粗缯大布 ”，生活极为简朴。此外，他不信佛道，临终前特嘱儿孙“勿以浮屠法治丧 ”。二是热心济世。

他“拯恤饥寒无少吝 ”，对救济乡里贫寒从不吝啬。他“行古乡亭介甲法 ”。所谓“乡亭介甲法 ”，是古时一种民间自发的治安联防制度。在他的倡议与推行下，乡人一致响应，终使“莠民敛肃 ”，有效地遏制了乡里不法行为，维护了一方安宁。三是恪守人伦。

父亲去世，他筑茅庐于墓侧，携两弟守墓读书，且每日往返二十里归家探望母亲起居。母亲去世时，他在墓旁的“哀泣之声，山中人不忍闻见 ”。他友爱兄弟，两位弟弟皆“抑抑受教，获成名业 ”，在其教导下成才。对于后学晚辈，他循循善诱，强调“先德器而后文艺 ”，使得子弟辈皆“坐无交足，行无曳履 ”，行为举止，端正得体。

碑文评价刘牧庵刚强正直，特立独行。有两句话，一是“盖性既刚正，又锐自刻劂，思扶弼圣道，为人心风俗防检，老而弥挚云 ”。此言道出，他性格刚正，又刻苦修身，将个人道德修养与社会责任紧密相连，终生思虑如何弘扬圣贤之道、匡正世道人心，其志老而弥坚，秉持着儒者“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的崇高理想。二是“盖《独行》、《孝义》传中人也 ”。《孝义传》乃历代史书中为“ 以孝治家、以义济世 ”之典范人物所立传记。而《独行传》则创自范晔《后汉书》，所录多为未至高官显位，却因坚守节义、特立独行而受人敬重之士。范晔在《独行传》序论中阐释其立意：“孔子曰：‘与其不得中庸，必也狂狷乎 ’，又云：‘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 ’。此盖失于周全之道，而取诸偏至之端者也。然则有所不为，亦将有所必为，既云进取，亦将有所不取者矣...... 中世偏行一介之夫，能成名立万者，盖亦众矣......虽事非通圆，良其风轨，有足怀者。”换言之，他所立传的“独行 ”者，是孔子所称的“狂狷 ”之士，是仅次于“ 中庸 ”这一理想状态的“偏至 ”之才。他们是“有所必为 ”的“不为者 ”，亦是“有所不取 ”的“进取者 ”。他们信仰笃诚，固守节操，不随波逐流，敢于以一人之力对决现实流俗。尽管社会地位不高，但其精神高度，足令世人景仰。碑文评价刘牧庵正是这样一位特立独行之士。

对于碑文，或许有人会提出疑问：古人作碑志，常有“为逝者讳，为尊者讳 ”的浮词溢美之弊，此碑所记是否全然可信？笔者以为不然。因为，撰文者何绍基在碑序中已提及并回应此问，他言道：“且先顾家乘、闾史，浮词溢誉，秉笔者欲借以信今传 后，往往恧焉。今于湘乡刘公得其翔实确至，乃敢书其隧道之石。”同时，他说明了获悉碑主刘牧庵详情的特殊渠道：一是从其老师 邓显鹤（1777-1851，今属娄底新化县人）处获知了碑主的学问 品行。笔者查阅邓显鹤所著《沅湘耆旧集》，其中“刘秀才象谦 （牧庵）二首 ”一条，介绍了刘牧庵力辞“孝廉方正 ”荐举、“思 以礼教信义化一乡 ”、“倡行古乡亭令（介）甲法 ”、友爱兄弟等事迹，并记述了邓显鹤曾路过湘乡杨家滩，想登门拜访刘牧庵兄弟未果的一段交往。《沅湘耆旧集》成书时间是道光二十四年 （1844），这时，刘牧庵次子，后来官至督抚的刘岳昭，年龄尚只有 20 岁。 自然不存在“为尊者讳 ”等情形。二是其小弟何绍京与碑主之弟刘象恒为乡试同年，从小弟处得知了碑主诸多事迹。事后，何绍基还将此碑文收录在其亲手辑录的著作《东洲草堂文 集》中。由此可证，何绍基是在准确掌握实情的基础上，以负责 任的态度，秉史家之笔法撰就此文，其客观真实性应无疑义。

此外，近年有文史专家发现一封刘牧庵的亲笔信刻拓本。该信致其兄刘象履，其中言及一件家事，大意是，家里一处田土因人为因素受虫灾失收，其兄对相关人员责备甚严，刘牧庵建议予以原谅并详为阐明道理。他写道：“此虽人事未至，亦断未有不由天降者，人人庆大丰之年，他独丁其厄，亦最堪怜耳。兄于此时不可不顺时听天，且将以人事救造化之穷，所谓天地之大，人尤有憾也，所谓辅相其不足也。先哲云，利害不宜太明。又云，水太清则无鱼，人太清则无福。古来开国承家，刻刻为明，未有不祸败立应。凡事只要于大局面放得过，便须放过。尔防人后患，人亦防尔后患，弊或至于无穷。天下多事之会，皆过为之防者...... ”。据此看，刘牧庵志操超俗、特立独行的人生态度与人格精神，还包含了对现实世俗的体谅与宽容。

二

老碑映照了湘军核心士人群体，在经世致用道路上展现的志节坚强与浩然独往。《刘牧庵神道碑》碑文记载：“粤事之兴，庚戌辛亥。衍迆披（狓）猖，沿江并海。迄于荡平、将二十载。湘军郁起，楚才大昌。冠伦魁能，萃于湘乡。三曾、三李，竞爽旂常。爰有三刘，觥觥后起。” 这一记述，堪称是对声名显赫的晚清湘军崛起之初的“现场 ”记录，因为此碑建立的时间，就是在湘军攻陷天京、平定太平天国的三年之后。其中“湘军郁起，楚才大昌。冠伦魁能，萃于湘乡 ”，大概可以说是最早记录“湘乡以一县之力征伐遍十八行省 ”的文学化语言。文中所称“三曾、

三李、三刘 ”，分别指曾国藩、曾国荃、曾国葆兄弟，李续宽、李续宾、李续宜兄弟，以及刘岳曙、刘岳昭、刘岳昕兄弟。他们都是湖南湘乡（今均属娄底市）人，以儒生从戎，成为湘军统帅与骨干，多人官至总督、巡抚，成为清廷倚重的封疆大吏。

碑文之所以涉及湘军核心士群，是因为“三刘 ”乃刘牧庵的三个儿子，意在阐明刘牧庵之“种德砥行 ”福泽其子，表达了“祖辈积德，子孙受福 ”的传统观念。我们去掉其中的因果报应色彩，从家教、家风层面来审视，父亲对子女性格养成与精神塑造的熏陶影响，是最为直接与深刻的。刘牧庵志行超逸与刚正独行的精神品格，在“三刘 ”身上得到潜移默化的传承，自是无疑。尤为值得注意的是，“三曾 ”之父曾麟书、“三李 ”之父李振庭，皆与刘牧庵身份相类，同为普通的乡村秀才，都组织团练捍卫乡里。据相关史料记载，他们的精神品格，大抵亦属“《独行传》中人 ”。曾麟书屡试不第，年四十三方中秀才，却督教子弟极严，常云“守吾拙也 ”。李振庭建“将就书屋 ”以教子弟，亦以孝义和严谨持家闻名乡里。由此，我们可以得知，湘军核心士子群体中普遍存在一种不同流俗的特立独行精神，而这种精神的孕育，正源自于他们的父辈——那群扎根乡野、身体力行儒家理想的底层知识分子。

“三曾 ”中的曾国荃，对此就有清晰明确的表述。他在《湘乡试馆记》中说：“（湘乡）士皆特立独行，无论身之遇不遇，业之精不精，名之立不立，各抱百折不回之操......洎乎曾文正公恪守乡先辈矩度，与同时忠义奋发之宿儒，率涟湘子弟数万人......易乱为治，转危为安。”

后世学者对湘军士群以及湖湘士子的此种精神特质，亦多有共识。近代民主革命家、长沙人杨毓麟赞誉他们身上具有“无所依傍，浩然独往的独立根性 ”。现代著名学者钱基博在《论近百年湖南学风》中，为曾国藩、胡林翼、罗泽南、李续宾、刘蓉等十多位湘军人物立传，总结湖南学风：“常不为中原人文所沾被。抑亦风气自创，能别于中原人物以独立，人杰地灵，大儒迭起......罔不有独立自由之思想，坚强不磨之志节，湛深古学而能自辟蹊径，不为古学所囿，义以淑群，行必厉己，以开一代之风气。”

刘牧庵、曾麟书、李振庭这些乡村秀才，可视为“一乡之士 ”，其精神风范仅影响一乡一里。然其子辈，因太平天国运动这一时代巨变，由“一乡之士 ”跃升为“天下之士 ”。这群以曾国藩为首的“天下之士 ”，凭借来源父辈的志节坚强与浩然独往精神，在经世致用的道路上，展现出“虽千万人吾往矣 ”的大独大勇，和不要钱、不怕死、扎硬寨，打死仗的尚拙尚诚，成就了一番“举世无出其右 ”、深刻影响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的功业。

三

老碑凝聚了一位书法名家，在书法审美实践上呈现的倔强自立与千古独有。《刘牧庵神道碑》左右碑字各 18 行，满行 33 字，共计 954 字，楷书。右碑上部为篆额，共 20 字。碑字除左碑个别字的笔划有损坏外，其余完好清晰，刻工精良，形神俱备。碑

字笔力遒劲浑厚，字形端正而不失灵动，通篇一笔不苟，神气完足。何绍基书写此碑时年六十九岁，其书法正值登峰造极之时，此碑是其终身书法成就的代表之作。

何绍基（1799-1873），湖南道州（今道县）人。精通金石书画，以书法著称于世。与他有“风雨深谈四十年 ”交情的曾国藩曾评价他：“盖（何）子贞之学长于五事......若字，则必传千古无疑矣。”清代学者杨翰称其书法“......神与迹化，数百年书法于斯一振。” 清末民国学者黄俊在《奕人传》中更推许其为“有清二百余年一人 ”。足见他在中国书法史上的崇高地位。

何绍基书法的崇高地位，来自于他极富独创性的艺术风格。他在风格创造上的成就，用通俗的话来讲，就是成功将秦汉篆隶、北魏碑刻和颜真卿的楷、行书熔为一炉，解答了一个称为“碑帖融合 ”的时代书法创作难题，创造了前所未有的风格。他是清代碑学运动中开宗立派的巨擘。民国时期书法家曾煕评价何氏楷书说：“何蝯叟（绍基）从三代两汉苞举无遗，取其精意入楷，其腕之空取《黑女》，力之厚取平原（颜真卿），锋之劲取兰台（欧阳通），故能独有千古。”

何绍基“独有千古 ”的书风，又源自于他人格上的倔强气质与独立精神。何绍基出身于书香门第，其父何凌汉曾任户部尚书。但何绍基的仕途并不如意，53 岁时方任四川学政，为官仅两年，因条陈时务得罪权贵，被降官调职。他“穷则独善其身 ”，遂辞去官职，主讲多地书院，专心于诗文书法，在书法上用功尤勤。

60岁前后遍临汉碑，许多名碑临摹多达上百通。在书法练习上，他还创造了一种十分奇特的执笔法，称为“ 回腕高悬 ”法，讲求通身力到，腕肘高悬，如同“挽强弓、射劲弩 ”。这种执笔法甚至有违人的生理习性，但也造就了奇特的笔画效果，成为何氏独特书风有力的技术支撑。以此一端，亦可见其性格之倔强。何绍基论诗文书法，特别强调独辟蹊径和自成家数。他说：“不变则不进，不脱则不成，从此摆尽窠臼，直透心光......戛戛独造，本根乃见。”（《符南樵寄鸥馆诗集序》）。“顾其用力之要何在乎？曰：不俗二字尽之矣......直起直落，独来独往，有感则通，见义则赴。是谓不俗。”（《使黔草自序》），“诗文字画不成家数，便是枉费精神...... 自家打定主意，做个什么人......人做成路数，然后用功于文字，渐渐搬移，其艺必成，适肖其人。”（《题冯鲁川小像册论诗》）。“侧身天地更怀古，独立苍茫自咏诗 ”，等等。其背后的艺术自信与反流俗的勇气，正是特立独行精神在审美实践上的彰显。

何绍基书法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翁同龢、赵之谦、谭延闿、曾煕、李瑞清、齐白石等近现代书画名家均受其滋养。直至当代，其书风依然具有强大生命力，当下的书法“ 国展 ”，每次都可以看到学何氏书风的作品。《刘牧庵神道碑铭》碑拓本作为书法学习范本，曾在民国时期有流传，毛泽东的侄子毛楚雄（ 1927-1946）少年时期习书法即是临摹此碑，它至今仍是书法学习者重要的取法对象。此碑所承载的艺术风格及书者人格，跨越时空，依旧生机盎然。

总而言之。《刘牧庵神道碑》是一位传统社会底层知识分子“独行 ”精神的生动刻录，在个人修养层面展现了“有所不为 ”的坚守；是一支影响近代中国命运的地方武装力量其精神渊源的微观透视，在事业追求层面彰显了浩然独往的担当；也是一位艺术大师独立不羁的书风与人格的完美呈现，在文化艺术领域诠释了“ 自立门户 ”的创造。刘牧庵的儿子刘岳昭官至巡抚，使父亲得以追赠荣誉官爵，故有此碑。然而，当年那些显赫的功名与官爵，如今已如过眼云烟。真正让这块老碑穿越时空至今的，恰是它所记录与承载的湖湘士子那种不随流俗、特立独行的精神品格。

（李哲，娄底市政协常委，娄星区文联主席）

附：《皇清诰赠光禄大夫云南巡抚牧庵刘公神道碑铭》碑文

皇清诰赠光禄大夫云南巡抚牧庵刘公神道碑铭并序，赐进士出身诰授奉直大夫钦加六品衔前翰林院编修四川学政道州何绍基撰书并篆额。

范蔚宗始立《独行传》，补马、班之坠例。以后诸史，祖袭其意，更有《孝义》、《隐逸》诸传。凡以阐绎幽光，敦扶教本，较《循吏》、 《文苑》尤为重。且先顾家乘、闾史，浮词溢誉，秉笔者欲借以信今传后，往往恧焉。今于湘乡刘公得其翔实确至，乃敢书其隧道之石。案（按）状：公讳象谦，字虚谷，又字牧庵。其先由安化之古梅，迁湘乡之杨家滩，遂为县人。世有隐德，伏而不耀，至公考卓斋公以古义律身，先正格言，未尝离手口。生子四人，伯氏象履，道光乙酉举人，耒阳教谕。叔氏象恒，已亥举人。季氏象益，国子生。公其仲也，蚤（早）充县学生，食廪饩，九应乡试不隽，士林惜之。生平以《功过格》约敕言行，无疾容，无遽色。卓斋公弃养，葺茅茨为“罔极庐 ”，与两弟守墓读书，歫（距）家二十里，每日归省母萧太夫人寝膳，仍返墓所。居母忧，苫凷（块）墓旁，哀泣之声，山中人不忍闻见。友爱笃至，两弟抑抑受教，获成名业。道光初元，合邑以公名应孝廉方正制科，公辞曰：“孝廉方正，求一字之无愧且不能，况四字乎？ ”坚辞不就。里人称之曰：“是真可当四字无愧矣。”行古乡亭介甲法，邑中翕然从之，莠民敛肃，有王彦方、孔仲山之风。引掖后进，先德器而后文艺，子弟辈坐无交足，行无曳履。所居近杨市，或终岁不见其履迹。先业颇饶裕，祭服外无裘帛，粗缯大布，道貌浑朴，拯恤饥寒无少吝。不信释道，属纩时，谆谆勗（勖）儿孙勿以浮屠法治丧，盖性既刚正，又锐自刻劂，思扶弼圣道，为人心风俗防检，老而弥挚云。生乾隆五十一年三月廿八日寅时，卒于道光十七年正月初二 日戌时。配萧太夫人，事舅姑以孝闻，合葬于岩头杨家寨。子三人：岳曙，四川补用道；岳昭，今官云南巡抚；岳昕，道衔即选知府。皆以儒生从戎，积功勋，被褒遇，致隆贵，推恩所自，增荣无畺（疆），谓非种德氐（砥）行，粤宛钟祥，报施之不爽欤？邓湘皋丈辑《沅湘耆旧诗》，各采行谊为小传，尝为余述公学行。公弟象恒，与余季弟绍京为乡举同年，因更得其褆躬缮性之详，盖《独行》、《孝义》传中人也。岳曙等来求铭，铭曰：

粤事之兴，庚戌辛亥。衍迆披（狓）猖，沿江并海。迄于荡平、将二十载。湘军郁起，楚才大昌。冠伦魁能，萃于湘乡。三曾、三李，竞爽旂常。爰有三刘，觥觥后起。投笔弃觚，风驱电驶。皆名将姿，功崇望侈。观察在蜀，巡抚于滇，惟伯惟仲，骅骥先鞭。叔也领郡，退处覃研。深山大川，水源木本。沿㴑（溯）先德，植深涵远。 自卓斋翁，圣贤关楗。至我牧庵，益励绳规。孝思罔极，征车固辞。乡亭古法，俗整风移。秉正砭邪，蹈规蹠矩。楷式比闾，严谨步武。老成已谢，馀芬尚煦。帝资良栋，追美哲人。有贤伉俪，并缛丝纶。乡仰耆德，祀社宜神。我读遗诗，钦挹盖久。获文其碑，大书纡肘。金石吉祥，附公不朽。

同治六年岁次丁卯孟冬月庚辰朔越七日丙戌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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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