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苏露锋

宋仁宗赵祯驾崩的消息传出，都城汴京如遭雷击。市井之间，贩夫走卒无不恸哭，更有白发老翁悲泣于道：“四十二年不识兵戈矣！”此情此景绝非矫饰，乃是寻常百姓心底涌出的哀恸。辽国君主闻讯亦为之动容，设坛深致哀悼。这“仁”字，如同汴京城墙的暮色，既笼罩了市井烟火，亦模糊了宫墙外的烽火狼烟。

仁宗之“仁”，究竟是帝王恩泽，抑或国家治理的软肋？细细察之，其“仁”字光环之下，实则是无数矛盾与沉重代价的交织。

仁宗之“仁”，首见于其对臣下谏言的极致包容。某次早朝，包拯因事激谏，唾沫竟溅至仁宗脸上。仁宗默默拭去，不怒反纳，最终依从谏言，收回成命。他回到内宫，对张贵妃叹道：“包拯向前说话，直唾我面。汝只管要宣徽使、宣徽使，汝岂不知包拯是御史中丞乎？”甚至私下坦言：“朕若破例，死后无颜见包拯矣。”此等忍耐非因懦弱，实为一种超常的克制。欧阳修曾直言：“仁宗皇帝百事不会，只会做官家。”这“会做官家”四字，道出仁宗在龙椅上那份近乎自抑的修为，尤以对谏诤的包容为甚。

此等克制，延伸到对个人私欲的严苛约束。某夜批阅奏章至深夜，仁宗口渴难忍，却见侍者已睡，竟不忍唤醒，默忍至天明。张贵妃为伯父张尧佐求取“宣徽使”之位，仁宗起初应允。然包拯等谏官于朝堂之上激烈反对，仁宗终收回成命。此类克己功夫，在历代帝王中实属凤毛麟角。

然而，这种近乎完美的个人道德自律，在复杂的国家治理面前，却日益显露出其局限。帝王之“仁”，一旦与国事兴衰相系，常陷进退维谷之境。

仁宗朝虽有富弼、韩琦、文彦博、包拯、范仲淹等名臣灿若星斗，但当范仲淹呈上《答手诏条陈十事》，欲以“庆历新政”革除积弊时，仁宗虽曾一度支持，却因反对声浪而动摇退缩。新政如春潮初涌，转瞬即为守旧势力巨浪所击溃。范仲淹、富弼、韩琦等人相继去位，这场短暂的变革浪潮终被吞没，唯剩“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余响在庙堂间回旋。

仁宗之“仁”，既见于性情，亦显于施政。每遇天象示警，辄下诏“许中外臣庶实封言事”，广开言路。谏官韩琦奏疏中直批“宫掖之中，恩宠太盛”，仁宗竟将奏疏焚于内廷，只为不令左右见而寒言官之心。然而当西夏元昊叛宋称帝，战事连绵三载，损兵折将、耗费巨大后，仁宗最终以岁赐银绢换取和议。这“仁”的代价，便是边疆的屈辱与国库的空耗。

庆历八年，彗星（孛星）现于昴宿，史官谨记“有星孛于昴”。仁宗惶恐，引咎自责，下诏减膳避殿。他痛切责问：“岂朕不德，无以当天心欤？”这份虔诚的敬畏，却也如蚕作茧，将其困锁于天命观的樊笼之中。

仁宗驾崩后，王安石于《本朝百年无事札子》中含蓄点出其弊：“虽俭约而民不富，虽忧勤而国不强。”此评一针见血，直指仁宗之“仁”的软肋——以仁德为圭臬的治世，何以未能成就富强根基？仁宗朝政，如同温良长者，宽和待人，却无力阻遏沉沉暮气。及至神宗锐意变法，试图以雷霆手段扭转积弊时，却引发党争倾轧，国家元气在撕裂中消耗殆尽。仁宗之“仁”与神宗之“烈”，恰似历史天平的两端，一端是温和的迟滞，一端是激烈的动荡。这由“仁”之迟滞中累积的沉疴，最终在激烈的震荡中爆发。

仁宗一朝，四十二载光阴，中原腹地百姓不识兵戈，文人得以从容著述，士大夫得以舒展抱负，那“仁”字所构筑的，确是一座令人眷恋的宁谧港湾。然而这安宁背后，却是帝国步履的日益滞重。

千年之后，我们犹然可闻市井的恸哭之声，亦能窥见那“仁”字背后的苍茫与凝重——它既非治世的万能良药，亦非粉饰太平的虚浮装饰，终是帝王心头一枚刻着“克己”的印信，是帝国在安逸与变革间徘徊的深深辙痕。

这“仁”字背后，是个体命运与时代洪流的无声角力：它容下了包拯唾沫溅面，却未能护住范仲淹改革的锋芒；它忍得了深夜焦渴，却无力消解边疆的屈辱；它焚毁韩琦奏疏以护言路，却坐视庆历新政如朝露消散。仁宗之“仁”，并非通往治世的坦途，而是帝王在人性与权位间踽踽独行的一道窄门。

由此可见，真正的“仁”，既不在于包拯唾面时那惊心动魄的隐忍，亦非体现于对改革失败的惋惜——它最终在历史长河中沉淀为一种提醒：纵使手握无上权柄，人君亦需以敬畏为疆界，以克制为根基。

仁宗之“仁”，终究是帝王在权力深渊边缘艰难维持的一种平衡术——此平衡虽非治世良方，甚或蕴含着停滞之痛，却为后世掌权者立下了一道值得回望的仁德界碑。

摘自《湘声报》

作者：苏露锋

责编：罗嘉凌

一审：黄帝子

二审：苏露锋

三审：范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