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今年10月是第16个全国“敬老月”。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老干部工作的重要论述，弘扬中华民族孝亲敬亲传统美德，湖南日报社联合中共湖南省委老干部局推出《潇湘银辉》专题，全方位展现新时代离退休干部精神风貌，在全社会营造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的浓厚社会氛围。

我叫刘艾陶，湖南省攸县人，生于1930年9月，1949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8年春天，我考取了湖南省立一中。一中不仅学费全免，而且很多同学都追求民主自由，思想很激进。当时我住的宿舍里面，有两个同学，一个叫张慎恒，一个叫李幼兰，他们后来都成了地下党员，经常介绍我读一些进步书籍。我呢，原来就只晓得死读书，一心想考大学，希望能够独立生活。他们跟我讲：“你读书再多又怎样？国家没前途，你个人有什么前途呢？你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是分不开的。”听了这些话，我感觉豁然开朗，思想有了转变。

1948年下学期，李幼兰介绍我加入春园社，这是一个比较进步的社团。我参加了一些学习和纪念活动。很多同学之间，秘密传阅一些进步书籍，包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闻一多的道路》等。社员在一起也喜欢讨论时局，交流学习心得，这对我有很大的帮助。

在地下党的领导下，我参加了“四七”游行示威。1949年4月1日，南京学生举行游行示威，向国民政府请愿，遭到反动军警的残酷镇压，打死3人，打伤数百名学生，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南京“四一”惨案。消息传来，同学们非常气愤，连夜出墙报、贴标语，声讨镇压游行的刽子手。地下党长沙市工委决定举行全市罢课和游行示威。4月7日，在一中校园内，准备参加示威游行的队伍遭到特务分子的袭击和阻拦。当游行队伍走到教学楼的时候，曹立兴(特务分子)纠集不明真相的学生，从教室窗口把饭钵子、砚台、墨水瓶、石块扔下来，有的同学被砸到脑袋和手，血迹斑斑。后来游行队伍出校门时又受到阻挡，校门紧闭，训育主任把手张开，拦在游行队伍前面，对我们进行劝说和威胁。正僵持不下的时候，传达室的工友借口邮差来了，打开了大门。游行队伍像决堤的河水汹涌而出，与其他学校的同学汇成一股巨大的洪流奔向市区，在又一村体育场参加了南京死难同学追悼会。会后，一万余名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

“四七”游行后，地下党长沙市工委决定于4月24日举行全市各界人民“反对假和平、争取真和平”的十万人大游行。我和春园社的同学连忙赶制标语、旗帜、横幅，准备参加大游行。后来得知，白崇禧提前获知消息，要对大游行进行血腥镇压。地下党长沙市工委考虑，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牺牲，改为中止游行，罢课3天。

1949年5月，白崇禧败退湖南，疯狂镇压湖南的和平运动。学校奉命提前放假，迫使学生离校回家。一中地下党支部及时发动师生，成立了护校委员会，开展保产护校“迎解”工作。我们44班，带头响应号召，尽量争取同学们留校，率先成立生活小组，学唱革命歌曲，在居民中间讲时事，搞宣传。为了宣传解放斗争节节胜利的大好形势，张慎恒冒着危险，几次把地下党的内部刊物秘密带回学校，交给我和李幼兰，让我们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贴到学校里。为了协助解决护校委员会经费不足的困难，我们44班到银宫电影院包了一场旧电影，大家5个人一组，开展义卖活动，所有的收益都交给护校委员会。

6月19日，湖南克强学院(后并入湖南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高继青惨遭特务活埋杀害。噩耗传来，大家悲愤不已，同学们纷纷表示，要为高继青烈士报仇雪恨。在地下党的策动和护校委员会的组织下，我和何根生、郭起寿带领200多名学生，到克强学院送花圈、挽联，祭奠烈士英灵。有一部分同学护送高继青烈士灵车到湖大参加追悼会。沿途大家振臂高呼“血债血偿”,要严惩杀害高继青烈士的刽子手。

白色恐怖日益严重，省立一中的一线党员奉命撤离学校。支部决定让我潜伏下来，留校待命。后来我就一直留在学校里，以生活小组为阵地，组织大家传阅进步书刊，学唱革命歌曲。有几次，我到一个思想比较进步的老师家里，秘密收听解放区广播，得知好多地方都解放了，感到很振奋。我悄悄地跟同学们讲这些消息，大家都深受鼓舞。

1949年8月4日，湖南宣告和平解放，第二天解放军进驻长沙。我和一中几百名留校同学高举着横幅，挥舞着彩旗，唱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聚集在小吴门迎接解放军。大家激动得不得了，都流下了欢喜的泪水，觉得这一天终于盼到了。

（资料来源：中共湖南省委老干部局 记录整理：黄新叶 编辑：杨佳俊 付安平）

作者：杨佳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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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