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心（右）与糖友一起注射胰岛素。图/受访者提供

2020年的春天，初二学生夹心（化名）的生活被彻底改变。持续的多饮、多尿、体重锐减，以一场突如其来的呕吐和意识模糊收场。救护车在呼啸声中，将她送往湘雅医院。

诊断书上的“一型糖尿病”字样，给夹心的人生划出了一条分界线，她的青春从此与一种需要时刻警惕的疾病，开始了漫长的共生。

11月14日是世界糖尿病日。夹心已经适应了每天关注血糖、调控血糖的生活，她给自己的胰岛素笔贴上了HelloKitty贴纸。这是她钟爱的卡通形象。夹心希望能借助正在发展中的科技手段，控制好自己的血糖，也希望社会对年轻的一型糖尿病病人们多些理解和包容。她还相信，一型糖尿病会有被治愈的那天。

隐秘的羞耻

确诊“一型糖尿病”后的头两年，夹心始终无法克服对自己“下手”的恐惧，注射胰岛素的重担落在了母亲肩上，母亲也为此辞去了工作。

因为不想让同学们知道自己患病的情况，在学校，管理血糖成了一项需要隐藏的任务——起初，夹心只能在老师办公室的角落里测量指尖血，或在厕所隔间里匆忙完成注射。后来，在医生的建议下，她鼓起勇气与老师沟通，获得了一间小办公室的临时使用权。

那片刻的隐私，对她而言已是莫大的宽容。

这种“隐藏”逐渐内化为一种习惯，甚至一种“病耻感”。升入大学后，夹心为宿舍的床铺安上了窗帘，那里成为她新的“注射室”。有时，她也会拿着装有胰岛素笔的小包溜进厕所，当室友好奇询问，她便以“生理期”搪塞过去。

有一次，夹心的一支不慎掉落在床下的胰岛素笔被室友扫出。那句“这是不是你的”的公开询问，让她瞬间陷入巨大的尴尬……

同伴的力量

转机始于网络世界的一次偶然连接。

2024年，夹心初入大学。军训前她焦虑于如何应对高强度训练，在社交媒体上遇到了同为一型糖友的谢汉。尽管没抱太多希望，谢汉却十分耐心地解答了夹心的问题。谢汉还鼓励夹心通过自媒体分享自己的控糖经历，“可能可以帮助到更多人”。

认识谢汉后，夹心开始与三诺糖尿病公益基金会有了联系。她参加了专为糖尿病患者组织的“湘雅康乐营”：在那里，她结识了许多线下伙伴，他们一起聊天、约饭，分享控糖的小技巧，也吐槽生活中的琐碎烦恼。她从同伴那里了解到更多控糖知识，也用上了更为便捷的无针注射器。

更重要的是，她亲眼见证了另一种活法：她看到伙伴们可以坦然地在餐桌上掏出胰岛素笔，动态血糖仪就明晃晃地佩戴在手臂上。一次聚餐，旁桌投来好奇的目光，她对面的小伙伴轻松地解释道：“我们是一型糖尿病病人，打个针而已。”那种不理会外人眼光的坦然，深深震撼了她。

受到同伴力量的感染，夹心也在悄然改变。在宿舍，她不再极力掩藏自己的动态血糖仪；在教室，她能用无针注射器在桌下几秒内完成注射，动作熟练到只有轻微的“啪”一声。那个从前独自躲在床帘后打针的少女，开始学习如何与这个公开的秘密和平共处。

家人的帮助

夹心的母亲虽然不完全懂得复杂的控糖知识，却用最质朴的方式提供了最坚实的支持：读初中时，母亲每天为夹心送去精心准备的餐食，并给她注射胰岛素。下晚自习后，父亲的电动车会出现在学校门口，接夹心回家。

因为父亲患有二型糖尿病，夹心的父亲偶尔让女儿帮他测量血糖。他用这种方式笨拙地参与到女儿的生活中，试图理解她的世界。

“我以前说过，低血糖的时候喝养乐多可以把血糖最快地升起来，弟弟就总是买很多养乐多塞满家里的冰箱。”夹心的弟弟今年12岁。有时夹心让弟弟帮忙买饮料，男孩嘴上虽显不情愿，脚步却已诚实地迈出门。

交谈中，夹心偶尔透露出自己现在还是会为控糖效果不佳而感到沮丧。“可能外人看我，都觉得我是很厉害的控糖高手，但其实我偶尔还是会感觉很难过。”

我们看到的夹心，并非战胜疾病的“英雄”，而是一个在暂时不可更改的生命境遇里，为自己开拓出可以呼吸、可以前行，甚至可以去帮助他人的空间的年轻人。未来的每一天，夹心依然需要为自己注射胰岛素，依然会与朋友们一起聚餐、吐槽生活琐事、一起畅想明天。生活的常态，就在这无数个重复的“依然”中稳稳建立起来。

责编：万枝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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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潇湘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