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钱仲慧

古今中外，功高震主者往往不得善终。罗伯特·格林把“永远不要盖过上司的光芒”列为权力法则之首，可见历史教训有多深刻。同治三年（1864）六月，湘军攻克金陵，历时十四载、纵横十八省的太平天国就此覆灭。曾国藩迎来了一生中最为高光的时刻，也是最为危机四伏的时刻。湘军有数十万之众，是当时最为强大的军事力量。不仅如此，湘军集团在八大总督中占据六职，另外还有七人担任巡抚。毫不夸张地说，东南半壁几乎全在湘军集团的控制之下。

狡兔死，走狗烹。自古以来因为功高震主被杀的名将比比皆是，秦有白起、蒙恬，汉有韩信、周亚夫，宋有岳飞。明代的朱元璋更是狠人，为巩固帝位，几乎将所有重要开国功臣处死。清代的年羹尧平定青海后跋扈无礼，结果被判九十二条大罪，其中符合极刑的就有三十多条。熟读史书的曾国藩对此自然不会陌生，他曾如此评价周亚夫：“惟其神锋太隽，瞻瞩太尊，亦颇与诸葛恪相近，是乃取祸之道，君子师其刚而去其傲可耳。”仅“去其傲”就能避祸吗？他并不确定。任京官期间，曾国藩就认定“虽在宦海之中，却时作上岸之计”。身为湘军首脑的他将用何种“上岸计划”化解危机呢？

咸丰年间，湖南湘乡就有“两江总督太细哩，要到南京做皇帝”的说法。关于湘军将领劝进的传言也不在少数。胡林翼曾递给曾国藩一张纸条，上面写道：“东南半壁无主，我公其有意乎？”左宗棠则送给曾国藩一副对联：“神所凭依，将在德矣；鼎之轻重，似可问焉。”结果，曾国藩把“似”改成“未”，胡林翼得知后叹道：“一似一未，我何词费？”最为激进的是，攻克金陵后，曾国荃率部将集体劝进，然曾国藩写下“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一联将众人劝退。《曾国藩全集》中确有此联，可见其并非空穴来风。

这些传言的真实性难以考证，不过曾国藩的态度是有据可考的。面对九五之尊之位，他并无贪念。既然没有做帝王之念，那么就得安排好退路。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不过凡事总有例外，功高震主而全身而退者也是有的。范蠡帮助勾践灭吴后毅然隐退，改名换姓，遨游天下。王翦没有留恋权势，选择急流勇退，平安度过余生。萧何自毁名节，做起贪官污吏，得以善终。相比之下，曾国藩最羡慕的是郭子仪，“古来成大功大名者，除千载一郭汾阳外，恒有多少风波，多少灾难，谈何容易！”那么，他的“上岸计划”能否让他像郭子仪般顺遂呢？

清廷对曾国藩的忌惮由来已久。早在咸丰四年（1854）八月二十三日，曾国藩率军收复武昌、汉阳。咸丰大喜，下旨任命曾国藩署理湖北巡抚。某军机大臣得知后却说道：“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匹夫居闾里，一呼蹶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福也。”他的谢恩折还没来得及上奏，清廷就收回了任命，仅给了一个兵部侍郎的虚衔以示安慰。从任命到撤回，仅用七天。可见这位军机大臣的话对咸丰的影响有多大，而这也导致曾国藩此后多年未能得到封疆大吏职位，直到清廷无人可用。

深谙官场之道的曾国藩对于朝廷的猜忌了然于胸，并时刻保持危机意识。同治元年（1862），升任大学士的他在家书中感叹“忝窃高位，又窃虚名，时时有颠坠之虞”，古今人物中“似此名位权势，能保全善终者极少”，因此兄弟间应“常以危词苦语，互相劝诫，庶几免于大戾”。次年围攻金陵进展顺利，他更加谨小慎微，要“设法将权位二字推让少许，减去几成，则晚节渐渐可以收场耳”。攻克金陵前，他更是与曾国荃商定“勇退是吾兄弟一定之理，而退之中次序不可凌乱，痕迹不可太露”。

这种危机感在曾国藩给友人的书信中也一览无余。他向亲家郭嵩焘抱怨“近来体察物情，大抵以鄙人用事太久、兵柄过重、利权过广，远者震惊，近者疑忌”，因此他打算不久后辞官。他还向挚友吴廷栋诉苦，就连当年一起砥砺共学的好友倭仁尚且怀疑自己“广揽利权”，其他人可想而知，自己“竟日惴惴，如履春冰”。他跟老友毛鸿宾也表示近来“大惧颠覆，诒羞知好，但思引身谢事，少减愆尤”。在给金国钧的信中，他明确表示：“万一金陵克复，拟即引退，避贤者路。”

曾国藩的忧虑不无道理，当时外人看到的是“长江三千里”所有战船都飘扬他的帅旗，而且“各处兵将，一呼百诺”。清廷担心他拥兵自重，因此开始对他有所限制和约束。感到压力的曾国藩心生退意，这是他对功高震主的应对之道。

同治三年（1864）六月十六日，吉字营攻破金陵城，曾国荃独得这“天下第一大功”。可曾国藩却苦口婆心劝说他尽快开缺回乡，有诗为证：“左列钟铭右谤书，人间随处有乘除。低头一拜屠羊说，万事浮云过太虚。”最终，曾国荃被说服。

七月二十日，曾国藩上奏表示曾国荃“心血过亏，万难再当大任”，“意欲奏请回籍”。不过金陵尚需善后，因此他提出“不必遽请开缺”，这看似奇怪，其实正是曾国藩的高明之处。清廷对曾国藩猜忌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曾国荃的高调，甚至可以说有些跋扈，明确首功之臣已有隐退之意，可以稍稍安抚清廷权贵内心的不安，也可以避免落人口实。而太快就让曾国荃回家，那朝廷过河拆桥的嫌疑太大，面上不好看。清廷认可“善后”这个说法，刚好借坡下驴，接下来要做的就是耐心等待曾氏兄弟的后续动作。

八月二十七日，曾国藩代奏《曾国荃因病请开缺回籍调理折》。一个月以来，曾国荃“延医诊视，日进汤药，病势有增无减”，严重到不能握笔写字的程度。另外，善后工作基本完成，急需回籍养病。清廷表示曾国荃“忧劳成疾”，请辞“情词极为恳挚”，若再不同意，“非体恤功臣之道”。清廷如其所愿，赏人参六两以资慰问。

曾国荃辞官仅仅是“上岸计划”的前戏，仅仅是为削弱朝廷对曾家的部分猜忌。湘军“兵为将有”，曾国藩无人能敌的号召力才是清廷最忌惮的。因此计划中的第二步——裁军才是主戏。

七月初七，曾国藩以军饷短缺为由，奏称“统军太多，即拟裁撤三四万人”，很快又明确表示“将金陵全军五万人，裁撤一半，酌留二万数千人”，分守重要关隘，“其余作为游击之师”。清廷自是乐见其成，不过也担心一次性裁撤太多容易产生祸乱，因此提醒曾国藩“须有约束之法，钤制之人，方不至游骑无归，另谋啸聚，致贻异日无穷之患”。清廷甚至建议挑选湘军精壮以补充绿营，曾氏拒绝以表明态度。八月二十七日，曾国藩奏称已经遣散湘勇近万人。十月十二日，两万五千人已经基本裁撤完毕，曾国荃也已启程回乡。裁军第一步“自剪羽翼”顺利完成。

十二月二十八日，裁军第二步“以淮代湘”开始实施。曾国藩以“楚军不惯面食，不善驰骋，于剿捻难期得力”为由，提出“剿办捻匪，宜用淮勇”。为确保淮军战力，他提出继续裁撤湘军以节省军费，计划于来年裁军两万多。截至同治四年（1865）闰五月，曾国藩累计裁军六万余人。次年，他又借湘淮将领间的冲突为由头，把刚取得尹隆河大捷的霆军彻底裁去。鲍超的霆军是湘军中最为得力的游击之师，在攻打安庆、金陵期间发挥了巨大作用。霆军裁撤后，湘军陆军仅剩刘松山一支较有实力的队伍，“以淮代湘”基本完成。

不少人认为曾国藩裁撤湘军的客观原因是湘勇暮气已深，这个观点失之偏颇。尹隆河之战和后来的收复新疆足以表明，鲍超和刘松山两支队伍在当时的战斗力丝毫不逊于淮军。曾国藩之所以如此决绝地裁军，完全是出于“上岸计划”。裁撤霆军不久，他更是把刘松山一军交给左宗棠，自此不再手握兵权，完全取得清廷的信任。

在“上岸计划”前两步开展的同时，曾国藩还借机启动了第三步，意在让清廷明白湘军内部并非铁板一块。这一步并不在计划之内，实属巧合。这个偶然的契机来自太平天国幼天王洪福瑱（洪天贵福）。攻破金陵后，身心疲惫的曾国荃回大营休息。夜间，李秀成带着幼主洪福瑱及千余太平军伪装成湘军趁乱逃出城外。然而，曾国藩在七月初七的奏折中却坚称洪福瑱“纵未毙于烈火，亦必死于乱军，当无疑义”。赵烈文得知有太平军出逃，尚且知道把酣睡中的曾国荃叫起，“商定折内增数语，为后来地步”，难道老谋深算的曾国藩不知道其中的利害关系？他向来主张在奏折中不把话说死，要留回旋的余地。他曾如此评价自己：“奏疏公牍，再三斟酌，无一过当之语、自夸之词。”此时洪福瑱生死未卜，而他却如此言之凿凿，与其谨小慎微的性格极不相符。

早在六月二十日，李鸿章就写信提醒曾国藩洪福瑱和李秀成“改装窜逸”。李秀成被捕后，很快确认洪福瑱并未死于大火，而是逃之夭夭。这些情况他都了如指掌，可他仍一口咬定洪福瑱已死，这是非常不合常理的。左宗棠、刘松山、杨昌濬等人均已探得洪福瑱已逃至广德一带。清廷综合各方消息后认为，洪福瑱成功出逃毫无疑问，命曾国藩尽快查明情况并严办防范不力之人。有意思的是，曾国藩回奏时虽然不再坚持，可仍表示“贼情诡谲，或洪福瑱实已身死，而黄文金伪称尚存，亦古来败贼常有之事”。

更加诡异的是，他突然把矛头指向了左宗棠，指责其收复杭州时有十万太平军逃脱都没有严办，此次也应暂缓。左宗棠岂能乐意，立刻进行反击,“金陵早已合围，而杭、余则并未能合围”，况且“金陵报杀贼净尽，杭州报首逆已窜出”，两者不能相提并论。清廷并未回复曾国藩对左宗棠的攻击，不过却高度赞扬了左宗棠，称他“尤得大臣之体，深堪嘉尚”，还嘱其“益加勉励，为一代名臣”。如此高规格的赞语，无疑是站在了左宗棠一边。因为此事，曾国藩和左宗棠彻底决裂。清廷很满意这个结果，湘军两位统帅不和正是他们想看到的，这种内部分歧非常有利于朝廷对统帅们的制约与平衡。

关于曾、左失和，通常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曾、左联袂演出和左宗棠的“瑜亮情结”，然而真相并非如此。事实是，曾国藩刻意挑起矛盾，利用左宗棠刚烈的性格，让清廷看到制衡湘军之道。与沈葆桢决裂期间，曾国藩在日记中多次提及其郁闷和烦恼。在写完争厘金之折后，他甚至写道：“恼怒忿疾，机心触发，事过二日，方寸尚不自得。”可在和左宗棠相争期间，他在日记中一次未曾提及。赵烈文的日记中也未曾见到他对此事愤愤不平的任何文字。加上此前种种蹊跷，不禁令人猜想，这一切都是他自导自演的。一切都在意料之中，自然无须烦恼。他的目的是让清廷看到湘军内部的分裂，从而彻底打消清廷对自己的猜忌。就整件事而言，朝廷看到了解决湘军尾大不掉的办法，曾国藩为“上岸”铺平道路，而始终蒙在鼓里的左宗棠则更为朝廷所赏识。一石三鸟，皆大欢喜。

曾国藩的“上岸计划”分三步进行。首先，通过让曾国荃辞官回乡来削弱清廷对曾家的猜忌。接着，裁撤湘军，通过“以淮代湘”的策略，减轻慈禧对整个湘军集团尾大不掉的顾虑。在此期间，他利用洪福瑱出逃，将湘军内部的不和谐充分暴露出来，从而彻底打消清廷的戒心。后来受捻军和“刺马案”的影响，他未能真正“上岸”，最终病逝于两江总督任上。不过，他还是实现了善终这个基本目的。

作者：钱仲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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